要谈到现代性,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现代社会,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不夸张地说,对于技术文明时代的文化、艺术,他不只是先知,而且其洞察至今都不曾过时,甚至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本雅明来理解现代性的。正是他率先意识到,现代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表现形式,还改变了我们的感知和对文化的理解,最终,它甚至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本雅明是一个谜:他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百科全书式批评家,其作品横跨各种文类,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书信、论文、专著,几乎无所不有,讨论的话题则涉及儿童文学、玩具、赌博、饮食、笔迹学、色情物品、旅游、民间艺术、边缘群体创作,呈现出一种迷宫般的浩瀚复杂性。他就像一个炼金术士,将这些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变成了严肃研究的对象,并从中率先捕捉到时代精神的变动。

按照他的理解,到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就失去了“灵氛”,已经没有神秘可言,也不再具有独特气质。用他的话说,这种复制能力发动了“对文化遗传中传统的价值的一次清算”。这就像你看到一个美女,觉得她散发着说不出的魅力,笼罩在光环之下,但如果现在一万个人都整容成这样一个模子,这种“机械复制”顿时就让人觉得这张脸失去了灵气。强大的现代技术使“美”本身平民化了,对每个人来说都触手可及,但也因此,它变得空前廉价,面临着丧失精神内涵的危机。

“灵氛”(aura)一词,是本雅明独创的概念,它本身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正是它使得艺术成其为艺术。那是在进入技术时代时被祛魅的某种难以说清楚的东西,类似中国文化里说的“神韵”,或者所谓“气韵生动”,强调不能拆解,而只能整体地感知某种灵动的不可见物——简言之,有了这东西,艺术品像是有了生命,因此才是活物而非死物。

在一个注重外物文明的时代,是他重新发现了人类的一种新的内在性,或者说,“在现时代本身之中照亮传统”。当背景幕布变换,曾经习以为常的传统呈现出全新的意味,也只有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像本雅明这样敏感的知识分子才能对传统和现代生活本身都拉开距离,将之作为一个客体来分析,并“在灵氛衰败的过程中揭示出灵氛”。在技术时代剧变的背景下,这种注重精神性取向的反思,在一片高歌猛进的乐观中是极为可贵的:如果现代人已难以感知艺术的“灵氛”,那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

由一个德国人率先发现这一点,或许并非偶然:世纪之交的德国是一个迅猛现代化的国家,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冲突格外剧烈,而“灵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德国的理念,需要在德国思想史中加以理解。“祛魅”这一概念是德国人韦伯提出的,而哲学家海德格尔之所以强调“诗意的栖居”,也指向在技术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拾传统来矫现代之弊,滋养人的心灵。在上帝被宣布死亡之后,对本雅明来说,艺术已经成为新的天启来源,他明确意识到自己身处技术时代,看到人类前所未有地迷信自身的强大,而在这场钢铁风暴中正隐藏着一场精神危机:艺术、文化乃至人类本身,都可能正在无可挽回地失落某些最可贵的东西。

这并不只是感伤的“怀旧”,不管怎样,出生于柏林富裕犹太家庭的本雅明,可绝对不是什么守旧的老顽固,相反,他从小就见证了德国在狂飙突进的现代化,也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多元丰富文化。正如这部《本雅明传》中所指出的,他是“爆炸式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子”,他之所以能捕捉到隐秘的时代精神,除了自身的天赋所带来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之外,很关键的一点恰恰是他对现代技术、媒介和艺术前沿的敏锐感知,对他来说那既是一种智识体验,也是一种感官体验,并以其独特的风格表现出来。

本雅明之所以像是一个谜,与其说是其作品晦涩难懂,不如说是这么一个现实:对于如今习惯了按专业分类来理解作品的狭隘视角来说,他的作品呈现出万花筒一般的多面性,而他本人的信念也像是他所谓的“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他并不只是想把某个清晰的信条反复申说,相反,这个丰富、多变的心智能容纳无数相互冲突的思想,把自我视为“从这分钟到下一分钟的一系列纯粹的即兴表演”。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心灵,传记也具备了特殊的意义,因为了解他或许也能增进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本雅明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个文人”不是偶然的,自文艺复兴以来,所谓“文人”(literate)在欧洲文化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不仅是受过教育、有教养,还应当具有一种跨学科的博雅视野,在勇于探索新知前沿的同时,保持智识上的自由,那是一种追求自我超越的英雄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本雅明都当之无愧,他身上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冒险精神、始终横跨不可通约之物的勇气和深不可测的思想,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他始终念兹在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在我们时代,人文主义是否仍然可能?

可想而知,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这样一个人是格格不入的。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明白强调,他的根本性认同不在于德意志国家或德意志民族,而在于德意志文化。他是典型的中欧人,对英美文化有着“明白无误的冷淡乃至反感”,即便如此,“德意志文化”对他来说也并不只是一种民族文化,而就是通往超越性的“文化”本身,因为与那些狂热拥抱狭隘民族身份的同时代人不同,他真正在意的是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最终在“人性的自然进展”意义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那个世界主义欧洲的产物,他的死可以说是一次文化殉难,是那个时代的挽歌。在一个民族国家咬牙切齿对峙的世界里,他已走投无路。后人总是惋惜他为何不能选择逃亡,但在一个被迫选边站的时代里,他却无法投身任何一边,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本雅明了。和他堪称同类的犹太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曾说,“我完全不介意做悬在空中的人”,因为这样才能试着从民族身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生活在多种语言中,生活在尽可能多的文化中”才能拓展生命的无限性。

本雅明短暂的一生,确实自始至终真诚地实践了这一点。他栖身于时代的前沿和不同文化的缝隙之间,也因此尤为在意像拱廊街这样暧昧的微观世界:它既是街道又是室内,既是公共空间又是私人领域。与此相应的,他本人也是一个多变而从未定型的人物,几乎像是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总能看到不同的色彩——如果不是自杀身亡,他很有可能还会留下更矛盾多重的形象。不过,在他纷繁多元的作品之下,其实有着统一的主题和内核:恰恰是那种矛盾、流动和模糊,才是人之所以为人。

当他1940年在西班牙边境结束生命时,他的名字很快就被遗忘了,只有一小群友人和崇拜者还在他身后维持着一点幽暗的光,直到1960年代中期他才被西德学生运动重新发现,继而引发英语世界越来越大的关注。这部集大成的《本雅明传》本身就是这一新研究传统的产物,对他一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清晰的梳理,但关于他的身后名,似乎更多地归结为文化传播使然——真的只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那也与时代的大变动息息相关: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空前猛烈的战争风暴已经摧毁了原先那个多元共生的欧洲,他不仅格格不入,甚至被视为一个过时的文人;然而,到了战后全球化的时代,流动、跨界、混杂再次得到重视和赞颂,身份边界渗透所造成的叠合、模糊、缠结与两难的状态也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此时,本雅明才因其超前性而得到了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对那个逝去的世界主义欧洲来说,他堪称是最后一个文人;但对于后现代社会来说,他却是第一位先知。

《本雅明传》

[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