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谢丽尔感觉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她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谢丽尔的朋友、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告诉谢丽尔,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复原。我们不是生来就拥有复原力的,复原力需要我们在后天培养和提升。
本书将谢丽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谢丽尔向我们敞开心扉,但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同时,来自不同群体的案例也揭示了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及提升内在坚韧的复原力,并且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
经中信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另一种选择》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另一种选择: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重拾快乐》
[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亚当·格兰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8月
戴夫去世一年后,有一天,我工作时手机响了,电话是一个老朋友打来的,我们久未联络,我想她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的确如此。这位朋友指导的一个年轻女孩遭遇了不幸。几天前,女孩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正准备离开时,发现有同事需要搭车回家,而且这位同事就住在她家附近,于是她顺路载他回家。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他突然掏出武器,把她逼进车里,强暴了她。
之后女孩去医院做了性侵化验,然后报警。我的朋友想尽一切办法安慰这个女孩,她也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女孩,因此问我是否可以和她聊聊,并提供些帮助。我拨通了女孩的电话,当时我其实有点儿紧张:怎样才能帮助遭受此类暴力事件的女子走出伤痛呢?不过当我听了她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从克服悲痛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或许也会令她产生共鸣。
当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面对或处理消极事件时,也播下了复原力的种子。心理学家马丁· 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了数十年研究人们如何应对挫折,结果发现有三个认知因素会阻碍复原力:(1)个人化(personalization):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2)普遍性(pervasiveness):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3)持久性(permanence):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这三个因素(简称“3P”)的存在,甚至会让流行曲《一切都棒极了!》(Everything is Awesome)变成《一切都糟透了!》(Everything is Awful)。你的大脑回路不断循环着: “都是我的错!一切都糟透了,人生糟透了,而且会一直糟下去,直到永远!”
已有数百项研究表明,无论孩童还是成人,只要他们认识到陷入困境并不完全是自己的错,也不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会如影随形般相伴一生,那么他们就会更快地复原。认识到消极事件并非个人化、也并非无处不在,更不会永久存续的人,患抑郁的可能性会降低,也会更好地渡过难关。没有陷入3P 陷阱的教师,无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的教学效果会更好,学生的成绩也更优异;大学游泳队的选手也因此获益,他们的心率慢了下来,成绩也持续提高。对于业绩不佳的保险销售员来说,当他们不再自我否定,并积极鼓励自己时,不但销售额往往会提高两倍以上,而且从事保险业的年头也要比其他同事长两倍。
我跟这个女孩通电话时,起初她只是说自己被侮辱,感受到了背叛、愤怒和恐惧。然后她开始自责,认为让同事搭车是她的错。我引导她停止个人化的自我认知,告诉她被攻击并不是她的错。被强暴从来不是受害者的错,而载同事回家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我强调,并非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因我们发生。接着我提起了另外两个因素:普遍的消极情绪和持久的影响力。我们交流了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所有美好之处,我告诉她,绝望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减弱的。
从强暴事件中复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要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也不太一样。有证据表明,强奸案受害者不停地自责并对未来失去希望,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那些能够打破这个模式的受害者,不易患抑郁和受创伤后压力的困扰。几星期后,女孩打电话告诉我,在她的配合下,强奸者已被控告。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思考3P 因素,我的建议让她感觉好多了。我也有同感。
我也曾落入这三个陷阱,首先是从个人化的内疚开始的。戴夫去世后,我迅速陷入了自责。第一份医学报告显示,戴夫死于从运动器械上跌落导致的头部损伤,因此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如果早一点儿发现,他就能够被救活了。我的弟弟戴维是神经外科医生,他坚持认为我这么想是不对的——从健身器械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可能会让戴夫的手臂骨折,却不会要了他的命,所以,在他跌落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后来的尸体解剖证实了戴维是对的,戴夫死于由冠心病导致的心律失常。
即便如此,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责备自己。之前戴夫从未被诊断出患有冠心病,我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和他的医生以及我们的家庭医生在一起,仔细检视了尸检报告和其他医疗报告。他之前提过胸部偶尔疼痛,但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令我非常焦虑。我也一直在思考他的饮食问题,我早就应该督促他更好地改进饮食习惯的。他的医生告诉我,改变某种单独的生活方式并不能救他的命。后来,戴夫的家人提醒我,其实他和我在一起之后,饮食习惯已经比原来健康很多了,这一点是一种安慰。
此外,我还因为他的去世给我身边的人带来了不便而感到自责。悲剧发生之前,我是家里的大姐、行动派、实干家、计划者,以及领导者,但戴夫离开后,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时,其他人及时补位,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妹夫马克和玛恩筹划了葬礼,父亲和弟妹艾米帮助我安排了安葬事宜。当人们来家里表达哀悼时,艾米督促我起床,一一感谢到访者;父亲提醒我要吃饭,还坐在我身边监督我吃完。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发现自己说的最多的话是:“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断地跟每个人说抱歉。我对妈妈说抱歉,因为在戴夫去世后第一个月,她陪着我,没能过自己的生活;我对朋友们说抱歉,因为他们放下所有的事情,飞来参加葬礼;我对客户们说抱歉,因为这期间取消的约会;我对同事们说抱歉,因为被悲伤压垮时,我会失去专注。我曾在某个会议开始时,心里想着“我能做到专心去开会”,但眼泪却一下子涌出,我只能匆匆对大家说抱歉,接着迅速离开。
亚当最终说服我,我必须舍弃“抱歉”(Sorry.I apologize. I regret.)这样的字眼,他也提到,其他类似的闪词其辞的表达也不能再使用。亚当解释说,自责会阻碍我的复原力,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复原也会受到影响。他的话惊醒了我。我意识到,既然医生都没能阻止戴夫的死亡,那么我相信自己可以阻止他的离开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也没有打扰任何人的生活,是悲剧的发生带来的打扰。没有人认为我应该为哭泣感到抱歉,一旦我开始尝试停止说抱歉,我就会不停地咬舌头,慢慢地,个人化的内疚也就渐渐消失了。
当自责越来越少时,我开始注意到,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孩子们可以整夜熟睡了,他们哭得少了、玩得多了;我们也去寻求了专业咨询师和治疗师的帮助,我也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们了。我有深爱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每时每刻都对我和孩子们提供支持,我感觉跟他们更亲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
回到工作岗位对摆脱这类普遍性陷阱也有帮助。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人们需要用7 天持续不断地为逝者密集祷告,之后才会继续日常生活。儿童心理学家和治疗悲伤的专家告诉我,应该让孩子们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因此,戴夫去世10 天后,他们就回到了学校;我也在他们上学的时候返回了工作岗位。
回到工作岗位最初的日子非常混乱。我在Facebook( 脸书) 担任首席运营官超过7 年,但是,突然一切都不一样了,变得很陌生。当天第一个会议上,我能够思考的只是,每个人在讲什么?这个会议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然后在某一点上,我被拉入讨论——突然有一秒,也许是半秒,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忘记了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样子、忘记了棺木下葬的场景。那天第三个会议时,有几分钟我竟然睡着了,虽然因为脑袋上下轻晃而感到有点儿尴尬,但我对此也感到庆幸,不只是因为我没有打鼾,而是这几分钟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时刻。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可以更长时间地专注在工作上。工作给了我一种做回我自己的感觉,同事们对我的善意也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我一直相信,人们需要在工作中得到支持和理解;我现在更深刻地体会到,悲剧之后这一点更为重要。但是,现实却远非如此,确实有些悲哀。在家人去世的美国私企员工中,只有60% 的人有带薪假期,而且通常只是几天。当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后,悲伤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伴随亲人离去,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经济压力,这可谓是接二连三的连环重拳。仅在美国,因悲伤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可以达到每年750亿美元。如果这类人有带薪假期、有更灵活甚至是在特殊时期相应减少的工作时间,并且能得到财务帮助,那么公司的损失会降低,而经历痛苦的员工的负担也会减轻。已提供完善的健康福利、退休计划以及家庭和医疗保障的公司会发现,在员工身上的长期投入会带来更忠诚、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提供支持,不只是同情,也是明智的举措。我非常感激脸书给了我非常慷慨的丧假,在戴夫去世后,我和团队一起研究,期待将这项政策推进得更加深入完善。
在3P 陷阱中,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持久的影响力。
数月以来,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感觉到让我不堪一击的痛苦无处不在。我认识的大部分经历过人生悲剧的人都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会慢慢消逝。他们想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微笑着想起戴夫,但我根本不相信。孩子们哭的时候我会迅速闪到未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中都没有爸爸了,戴夫不只是错过了一场足球比赛,而是以后所有的足球比赛、所有的辩论会、所有的假期、所有的毕业典礼,他都会错过。他也不会出现在女儿的婚礼上,他不能挽着她的手,把她交给她的爱人。永远失去戴夫的恐惧使我渐渐麻木。
我们受苦的时候,便倾向于将若难无限地投射、放大。有一项叫“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的研究,旨在对人们未来的情绪进行预测。该研究显示,我们往往过度放大了消极事件对于自身的影响。研究人员请一些学生想象自己和爱人分手两个月后的伤心程度,又请另一些真正经历了分手的学生报告分手两个月后的感受。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经历了分手的学生要比仅凭想象的学生更快乐。此外,我们也会高估其他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认为自己在接下来的五年内都会沮丧消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某个大学生认为,如果他被分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宿舍,就会感觉很痛苦,实际上也没有。至少对我所在的大学里被分配了两次最差宿舍的人来说,这项研究结果确实无比正确。
正如身体自带免疫系统,大脑也有其免疫系统。当某些事情不能正常运转时,我们便会本能地启动防卫机制——就像每朵乌云都有金边,柠檬要加水加糖,总有些陈词滥调要坚持一样。但失去戴夫之后,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每当我试图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时,脑中就会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坚持说:“不会变好的,我和孩子们永远都不会再重拾快乐了,永远不会。”
塞利格曼发现,像“从不”(never)、“ 总是”(always)这样的语汇代表了持久性。就像把“抱歉”踢出我的词汇表一样,我也试图不再使用“总是”“从不”,而是用“有时”(sometimes)、“近来“(lately)来取代。于是,“我总是感到很糟”变成了“我有时感到很糟”,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了。我注意到,在某些时刻,痛苦会暂时减轻,就像偏头痛减轻了那样。既然有这些时刻的存在,那么,在陷入更深的悲痛时,我可以多想想这些时刻。我开始明白,无论我感到多么悲伤,下一个痛苦减轻的时刻总会来临。这么做也帮助我重新获得了控制感。
我也尝试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写下我认为会导致我痛苦的事情,然后证明这么想是错的。我从自己最大的恐惧开始写起:“孩子们再也不会有快乐的童年了。”盯着写在纸上的句子,我感到胃绞痛着;不过,我也意识到,之前我和很多童年时期失去父母的人交谈过,我这个认知是错误的。还有一次我写道:“我再也不会开心了。”盯着这句话,我发现,就在那天早上,有人给我讲了个笑话,我笑了。就那一分钟来说,我的句子就是错的。
我的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解释说,人类在进化中就具有联结和悲伤的能力,人类有天然的工具可以从失去和创伤中复原。这一席话令我坚信自己扛得过去——既然人类进化出了处理痛苦的能力,那么悲伤就杀不死我。想到数世纪以来,人类已面对诸多的爱与失去,我知道自己和远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联结在一起。我联系了自己很欣赏的一位教授,斯考提·麦克伦南教士,我20多岁时,和第一任丈夫离婚期间,曾找他咨询过。斯考提向我讲述了在他40多年来如何帮助人们应对失去的经验,他发现,“当人们向上苍求助时,便有了一种被来自外界的强有力的爱包围的感觉。你必须知道,你并不孤独。”
但即使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还是撼动不了那种强大的恐惧感,与戴夫有关的记忆和图像无处不在。最初的几个月,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痛苦地意识到戴夫已经不在了。每天晚上,我走进厨房,都期待看到他,意识到他已离去时,痛苦便猛然来袭。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觉得,如果我带着孩子去一个完全没有戴夫的记忆的地方,痛苦便会减轻,因此他们夫妇二人邀请我们去了从未去过的海滩。然而,坐在长凳上凝望着大海和天空……我仿佛看到了戴夫的脸在云层中看向我。当时我坐在马克和普莉希拉中间,他们环抱着我,可是,戴夫还是在我眼前。我无处可逃,痛苦像深深的迷雾,时时刻刻包围着我。
我的朋友金姆·贾巴尔曾失去了她的兄弟,她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层铅毯覆在她的脸和身体上。戴夫的兄弟罗勃说,那种感觉好像一只靴子压在胸口,空气无法进入肺部,让他无法呼吸,这感觉比16 年前他们的父亲去世时更为强烈。是的,我也无法呼吸。妈妈教我用呼吸来抵抗焦虑:先用6 秒吸气,屏息6 秒,再用6 秒呼气。我和教女埃莉斯的角色此时也反过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大声数数,直至恐慌慢慢平息。
主持戴夫葬礼的拉比奈特·伊兹瑞告诉我,“向前一步吧,接受糟糕的事实。”我说,我所倡导的“向前一步”(Leanin)并不完全是其本意,但是这个建议对我很有用。多年以前,我就注意到,每当自己感到悲伤或焦虑时,常常是这些情绪衍生出来的次感觉更让人不安。感觉沮丧的时候,我为沮丧而沮丧;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为焦虑而焦虑。C.S. 刘易斯说: “痛苦的阴影,就是痛苦的一部分……只要想到自己在受苦这个事实,就已经很痛苦了。”
戴夫离世后,我产生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消极衍生感——我不只是被悲伤击中,我为自己被悲伤击中而感到悲伤;我不只是焦虑,我为自己焦虑而焦虑,这是元焦虑。那些我原本从不在意的小事(比如孩子们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受伤了)会持续困扰我。之后我便开始焦虑——我是不是过于焦虑了?我采纳了拉比的建议,接受了“现状确实糟透了”的事实,这帮到我很多,我不再为消极情绪而惊慌,我开始有所期待。
此外,我还学了公元前5世纪的佛陀的智慧。佛教的第一要义是:人生即苦。生老病死无可回避,尽管生命包含着许多愉快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延长快乐的体验,然而,这一切终会消失。心灵导师佩玛·丘卓认为,接受这深要义本身,就是在减轻痛苦,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苦难,痛苦也就减轻了。
戴夫葬礼后几天,孩子们和我一起制定了“新家庭规则”,并把它贴在孩子们挂背包的地方,这样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其中,规则1是“尊重自己的感受”。我们约定,当悲伤的情绪来袭,无论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比如在学校都要停下来、歇一歇。这期间,孩子们的“哭歇”频繁发生,这时候老师会好心地安排孩子们和好朋友一起去户外,或者安排孩子们去见相关的指导老师,帮助他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我给了孩子们建议,而我自己也需要这样做。“向前一步”意味着,我应接受当悲伤到来时,我无法掌控这一事实。我也需要“哭歇”的时刻,在路边——在车里,在办公室,在董事会。有时我会去卫生间抽泣,有时我会坐在座位上大哭。我发现,当我放弃与坏情绪抗争时,它们溜走得更快。
几个月后,我感受到,虽然痛苦之潮时涨时落,但当它们翻滚而来时,我复原得更快。对我来说,和痛苦作战就好像锻炼身体以增强耐力一样——锻炼得越频繁,心率提升后我就恢复得越快;有时在那些需要极大地挑战体力的活动中,我甚至发现自己拥有从未知晓的能力。
令人惊异的是,对我帮助最大的竟然是我学会了专注在最糟糕的事情上。把事情往坏处想再容易不过,这是一条古老的犹太良言,就像去餐馆就餐,我们往往会拒绝侍者给安排的第一张桌子。但是,在最初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我的本能便是发掘积极思维。亚当却让我想想最糟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最糟?”我问他。“开玩笑吧?怎么能想最糟的事呢?”他的回答敲醒了我:“戴夫也有可能在开车接送孩子时冠心病发作。”最糟心的情况是,我可能会失去三个至亲!我从没这么想过,于是我开始不断感恩,孩子们还很健康地活着。就这样,感激将悲痛淹没。
以前,戴夫和我在晚餐时会有个家庭仪式:我们带着孩子们围着餐桌转圈,每个人都会分享自己当日最妙和最衰的时刻。如今只有三个人,我又增加了第三项——每个人都要分享感恩的时刻。此外,我们还加入了餐前祈祷,大家手拉着手,感恩上苍赐予食物,令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日。
感恩本身也值得感恩。有心理学家安排一组人记录每周需要感恩的5件事,另一组人记录不开心的事,第三组人记录普通事件。9周后,感恩组成员明显感到快乐程度有所增加,他们的身体也更健康。有研究表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找到工作的人在数十年后对其工作的满意程度更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找工作是一件多么难的事。记录感恩事件,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可以提升我们的快乐指数以及健康程度。因此,每天晚上,无论多么悲伤,我都会想一想令我感恩的人和事。
我也深深感恩我们的财务保障。孩子们曾问过我,是不是要从现在住的房子搬出去,我的答案是不,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外事件(比如生病或发生车祸可能导致他们一夜之间陷入财务窘境。据统计,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线——在女性和单亲家庭中,情况更严重。60% 的人经历过使他们无法收支平衡的事件,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储蓄,处于十分脆弱的境地。伴侣的去世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于收入不高、福利也不完善的女性来说。除了失去挚爱的毁灭性打击外,丧偶女性常常连满足基本必需的收入都没有。全世界约有2.58 亿女性失去了丈夫,其中超过1.15 亿女性生活在贫困中,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争取消除工资差距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要拥抱所有家庭,无论其家庭形式如何,我们都要为他们提供面对难关的必要帮助。我们需要更强大的社会保险政策,更有利于家庭的商业保险,以防阻止意外的悲剧使这些家庭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单亲家庭以及丧偶女性应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其领导者、同事、家人以及邻居,都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支持。
即使不停地感恩,我仍然被痛苦萦绕。在戴夫去世4个月零两天后,我参加了孩子们的返校夜活动。第一次,我独自开车去学校。家长们在体育馆集合,再分头去孩子的教室。过去,戴夫和我总是分开去儿子和女儿的教室,之后再分享彼此的感受。我们曾每人负责一个孩子,但这种情形再也不会存在了。
那个星期,我为去哪个教室犹豫不决,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悲伤的潮水将我包围。我走向教室,握着朋友金姆的手,思忖着该怎么选。这时,电话响了,是我的医生打来的,他在例行体检时发现我也有疑似的心脏疾病,于是立刻告知我。我的心跳迅即加快,医生说我不必担心——这一点对我非常有帮助,而且我第二天要去做超声波检查。
结果,悲伤变成恐惧,我哪个教室都没去,直接上车回家了。失去父亲后,孩子们学会了接受死亡。几周前,女儿在晚餐时需要“哭一下”,我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我蜷在她身边,她触到我的项链,上面有全家四人名字的首字母。女儿坚定地说:“我要选一个。”“为什么?”我问。她说她不告诉我原因,怕我会伤心。我让她放心,她轻声说:“我选的那一个将是下一个离开的人。”顷刻间,我感到呼吸停止。然后,我握住项链说:“我来选。”我选了“S”。我告诉女儿: “我会是下一个离开的人。40年后,我快90岁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只想安抚女儿。
在我从返校夜活动驾车回家的路上,仿佛女儿的手还在抚摸着我的项链。我要怎样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得了癌症?如果他们又失去了我,会怎样呢?几个小时以前,我竟然还在因为选择哪间教室而压力重重!
那一晚,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我抽泣着陪孩子们上床,不想让他们伤心。之后,我的母亲来了,我妹妹也来了,我们拉着手,虔诚祈祷。我无法思考。母亲说了几句祷词,我请她不断地重复,重复,重复。
接下来的17个小时难熬至极,我睡不着、吃不下,甚至不能打电话。我只是呆呆地看着时钟,等待着下午的预约。终于,超声波检查显示是假阳性,顿时,激动之情溢满全身,我颤栗着,如同过去4个月经历的那些悲伤令我颤栗一样。忽然之间,我感恩健康,感恩生命前所未有的美好。回头看去,我真希望自己更早了解3P 陷阱。过去,它们经常能发挥作用,即使面对日常事务也极有帮助。在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上班时,老板让我在Lotus 1-2-3 (20 世纪90 年代非常流行的表格软件)软件中输入数据。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老板嘴角耷拉着说:“我无法相信你不会干这个!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然后走出房间。回家路上,我想自己一定会被解雇了。当时的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只是不擅长数据表格。如果那时我就了解到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会减少很多焦虑。和男朋友分手时,我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心痛不会长久存在,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愤怒;而且,如果我对自己足够诚实,也就不会有那些关系的存在了。男友们和我分手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早就知道个人化内疚的存在。(很多时候,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真的是他们的问题。)
20多岁时离婚后,我所有的3P因素都存在。那时我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再回首,正是那场失败的婚姻让我离开华盛顿特区,跨越大半个美国搬到陌生的洛杉矶。幸运的是,朋友邀请我同他和他的朋友共进晚餐、看电影。那一晚,我们三个人吃了快餐,看了电影《烈火雄心》(Courage Under Fire)。就是在这场电影中,我第一次靠着戴夫的肩膀睡着了。
每个人都会面临失去:事业、爱情、生命。问题不在于悲剧及挫败何时发生,它们总会发生,我们也不得不直面应对。
复原力源于每个人的内在,也源于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复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存在而引发的感恩,也源于在挫败中学习到的经验;它既来自对于悲伤的解析,也来自于对悲伤的接纳。有时,你的复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有时又会强一些。
我想让你明白,当生活扯你后腿的时候,你有能力触底反弹、浮出水面、重新呼吸。
谢丽尔·桑德伯格与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