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本文部分图片由OPEN建筑事务所提供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局部)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鸟瞰)

作为一所中学,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的建筑风格实在是太迥异于同类。自2014年秋季落成开学以来,它不断引起媒体关注。

位于北京西南五环外的这所中学,俯瞰呈多出一横的“王”字形,建筑体仿佛悬空而建,与绿色植物、草地、菜园相互穿插。从大门进去,沿着动线走,经过马路般宽阔的走廊、穿过一座座教学楼,另一侧则是大操场。

“我们把一些大的异形空间压到了半地下,把标准空间,比如教室、实验室放在上面。”建筑师李虎在第一财经专访中说,“首先希望可以让教育融入自然里面,毕竟都市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在有限空间里如何为师生接触自然创造机会;另外,建筑如何让他们在更加自由开放的环境里去学习。在这两个方面是本次需要尝试的。”

李虎希望四中房山校区的建筑在首层创造一种城市街道的体验,学生、老师和员工们在主要街道上走来走去,周围就是报告厅、操场、食堂、竹园。楼上是一间间教室,走廊交流空间像大河,把下课上课的学生汇聚起来。在大河中还有些异形的小岛屿,为学生们创造出一些半私密的角落,可以进行小组讨论、也可以自己读书或背单词。

这些宽阔的走廊公共空间在这两年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有的地方做成科普园地、有的做成开架图书馆、校长自己还把语文课堂设置在这样的开放区域。“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而是微型城市,里面充满了开放性、可以赋予人自由活动的意识,空间功能在不断变化。”李虎说。

接受采访之前几天,李虎才回去做过一次回访,他看到设计初衷基本上都在使用中得以展现。比如四通八达的多层地面、菜园屋顶、自由穿行的每一个空间,都没有因为“便于管理”这样的常见理由而被锁上。校长告诉他,建筑本身也在推动着老师们动脑筋改变使用空间的方式、也改变教育的方式——于是形成了建筑与使用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学校可能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因为很多人需要花很多年在里面。”他说,“我相信建筑会影响人的行为,软件和硬件其实同样重要。建筑空间潜移默化、实实在在地编织人的行为,拘谨的建筑与自由的建筑对于长期处在里面的人来说肯定有着不同的影响。”

李虎与合伙人黄文菁创建的OPEN建筑事务所,在2010年接下万科集团为政府代建的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项目之后,又凭借多个重要作品获得广泛关注与认可,曾获得伦敦设计博物馆2015年度设计奖提名及美国建筑师协会纽约分会2015优秀设计奖等诸多国际重要奖项,并受邀参展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芝加哥建筑双年展。

201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丛书主编王明贤把OPEN事务所的书《应力》选入“建筑界丛书第二辑”系列之中,作为对此前梳理过的早一辈建筑师如王澍、张永和、刘家琨的承袭。建筑师阮庆岳在序言中这样总结OPEN事务所的实践:“他们承继了柯布以降的现代主义初衷,相信以工业化的理性思维,可以有机会解决人类住宅(甚至阶级)的问题。进一步地,透过这样的作为,OPEN想经由空间的设计及构筑,探讨现代人作为个体(非群体)的生活与存在状态,究竟应当为何,并提出一己的改善力量。”

像做艺术一样做建筑

李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美国著名建筑师斯蒂文·霍尔的合伙人。与那一代出生于二战后、对现代主义思潮有所传承的建筑师前辈相处,他受到很多影响和启发。

“更重要的其实是那一代建筑师以及纽约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他们对待一件事的精神是不轻易妥协,把建筑当做艺术来做。他们对古典与永恒的追求,让我可以和现在商业社会释放的主流保持一定距离,”他说。

“建筑是种非常复杂的艺术,而艺术就是一种表达。和电影、绘画一样,建筑也是建筑师个人的表达手段。”他说,“做建筑就是你对世界、生活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建筑具有实际使用的功能性,在此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个人明确的表达或信仰那就会显得空洞无物。”

2009年完工的当代MOMA就是这样一件充满艺术性与个人表达的作品。位于北京二环东直门中心地段,这一大片建筑仿佛八个巨型的方块人手拉着手转圈起舞。中庭有水池、书店、电影院,身后还有艺术空间,但李虎如今抛开这些显而易见的形式、材料、结构不谈,强调这个与霍尔共同设计的项目其实表达着建筑师对城市的思考。

“设想人在城市里怎样生活的状态。”他说,“开发商只要求建造一个封闭的、单一功能的高端住宅区,可我们想要赋予其多元、复合的状态,倡导邻里关系、营造社区氛围,随时开放怀抱欢迎大家来。”

这样的城市综合体在建造过程中遇到很多阻碍,最后业主还是建造了一圈围墙、留有几个出入口以便于管理。虽然这与建筑师的本意相违,但也从某些角度说明了李虎和霍尔在当时建筑实践中所代表的较为超前的力量。因为很快这样开放社区的概念就不再是新鲜事物,开始逐渐得到普及。

北京当代MOMA

“二环2049”示意图

听到潜藏的呼唤

1996年李虎从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继续深造、实践,2006年回到中国之后,见证了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化。

对于建筑项目来说,中国比美国同行要面临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和更复杂的环境,以及业主不断变化的需求。而究其背后,又意味着更复杂的社会变迁。互联网革命在中国发展迅猛,手机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约车软件和租赁自行车软件更是渗透到街道、城市布局之中。

“但建筑落成后不可能一直在变,于是就要有它的开放性去适应周围的变化。这对于建筑师来讲是最大的挑战。”他对第一财经说,“我把自己看作是观察者,下意识总在观察和寻找问题和矛盾,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需求——我们不断变化的时代究竟在呼唤什么,试图去听到那种隐藏在里面的声音。”

具体到北京,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李虎认为那就要看大家都在吐槽些什么,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生活不够便利。

早在美国读书时,他就用影像装置表达了对北京北二环问题的思考,并因此获得毕业论文评委的赞赏。2009年,事务所做了一个研究项目“二环2049”,设想将二环高速路所占用的宝贵土地变成一个环状的 “中央公园”,同时插入城市严重缺乏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他强调自己始终都愿意从城市角度来看建筑问题。“都市公园从1820年前后在德国开始出现,起点往往都是因为拆除了城墙,都市有空间留出来。二环本身就是北京的城墙,如果当初推倒就建成公园而不是环路,那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北京像是空心的面包圈,城市活动集中在二环到三环,中间是故宫,所以二环刚好是都市生活的中心——并不是以轴线为中心,而是环线,那么我们的城市中心为什么要是条高速公路呢?为什么不能变成公共设施呢?”

而至于他口中时代“呼唤”的,也正是历史多次在强调的人文自由本身,只不过被淹没在主流的商业、资本、政治中很容易被创造者们所忘记。

“我们都在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寻找人性的解放,把广义的’人’想象出理想状态。一群理想状态中的人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城市并不美好,恰恰就因为推动这些变革的力量不是从追求美好生活出发的。”

这就需要建筑师参与其中,平衡与抗争。

李虎说,中国所处的独特时代提供了创造独特建筑类型、建筑语言的机会 摄影记者/王晓东

建筑师应该参与变革

与国内很多优秀同行一样,李虎在言谈之中总会透露出非常强烈的反思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

他提及从战后到六十年代西方经历现代主义变革的历史阶段,拉美许多国家、日本同期的新陈代谢派建筑师都在积极参与城市建构——社会迅猛变化发展,看似与中国近一二十年的表象类似,但以建筑师、文化学者为主导还是以房地产、意识形态为主导,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的建筑本可以逐步发挥出来对社会对城市的巨大变革潜力,还没来得及酝酿和爆发即转入表皮、美学、精致等浅层但顺应市场潮流的追求,或转入乡村而规避来自参与城市与公共建筑所不得不面临的巨大挑战。”他在《应力》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同步的现代主义阶段,而我们至今还没有迎来现代主义精神。”他这样写道,“现代主义是一场精神的变革,不是被通常所歪曲理解的一种建筑风格。”

“大变革还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成为小清新,而可以动手开始小变革。从一个建筑开始,一个街区开始,开启一个包容、开放和自由的空间文化。挑战我们既有的观念,开启新的建筑类型。不再去简单复制某些引进的既有空间模式或者建筑类型,无论它曾来自何时何地,因为此时此地,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同。”他认为,现在如果建筑师参与塑造的是“城市形象”而不是“城市空间和文化”,那么就会令建筑本身失去意义,变得空洞无物。

他把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形容为“前所未有的神经错乱”,因为在互联网、全球运输的发展之下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共享同样的信息、生活,但是实际上每个区域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时期之中。一方面人们关注着无关紧要的娱乐八卦,一方面则选择性地忽略掉很多残酷现实的事情。

而这样充满戏剧化的世界,反而需要促进人们更多地思考,更努力地创造。

“做建筑真的很难,要面对各种压力、不断变化的情况,又要把自己回到无知状态,每天都在观察和研究,渐渐也学会享受这种痛苦。”他笑着说,“中国社会相对于欧美而言生活变化速度更快,有时候甚至找不到可以参考的案例,所以需要从学习到超越,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创造独特建筑类型、建筑语言的机会。”

“建筑师要找到发展与个人追求的利益平衡点,这些不一定是矛盾的。我们不可能简单地谈理想主义,也不能简单服从资本。”他说。

不简单地谈理想,也不简单地服从资本,这是李虎的建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