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拍的电影都是很有质量的。我们坚决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谁说我们不对,那是他的错,不管。”这句话由导演姜文幽默地说出来,切合他在公众眼中狂傲自负,甚而有些孩子气的形象,似乎毫无不妥。

身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姜文的一言一行都引得媒体关注。他的新片《邪不压正》即将于7月13日上映,金爵奖评委主席论坛也变成了剧组主创的集体亮相,而这自然是最令影迷兴奋的。

本该在上午十点开启的论坛,八点左右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队。论坛一改往届的严肃面孔,变成姜文、彭于晏、周韵等主创的见面会,现场不时爆发出笑声。

除了明星,论坛嘉宾的数量在初始名单的基础上扩大不少,姜文花了差不多20分钟时间介绍影片的制片人、编剧、剪辑师、摄影指导、服装设计师,不吝赞美他们是 “最天才的”、“极富才华的”,每个人都尊称姜文为“姜老”。

导演谢飞曾感叹,姜文曾经七年不拍电影,对中国影坛是一种巨大损失。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姜文面对记者提出这个问题,轻快而骄傲地回应,“那七年,我也在演一些电影,后来拍了《太阳照常升起》,我觉得也很好。要不是七年没拍,我怎么能拍出那么好的电影?”

1994年,姜文拍出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在影史上的地位过于崇高,以至于成为姜文20多年里无法回避的话题。如今再被问及这部电影,姜文会采取迂回的方式:“我现在肯定没兴趣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装成三十多岁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没那感觉了。我得拍我现在能拍的东西,这样才有价值。”

根据作家张北海小说《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就是54岁的姜文正在思考、渴望驾驭的题材。

用十年寻找《邪不压正》

关于《邪不压正》的话语权,姜文找了十年。

十年前,姜文就在作家张北海那里买下了小说《侠隐》的版权,其间又续了两次版权。之所以搁置这么久,是因为他得想明白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在《十三邀》中与许知远对谈时,他坦承自己的忐忑:“它不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离我那么近,里边很多东西是立刻能闻到的,《侠隐》离我有点远。”

张北海在《侠隐》的自序中写:“这里的北京,是没有多久的从前,古都改称‘北平’那个时代的昨日北京。……抗战烽火前夕,走进这虚实两个世界,是一位现代江湖游侠——越洋归来,替天行道,一了恩仇,穿云而去。”姜文用了十年时间去理解和认识《侠隐》,直到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掌握,电影的轮廓和面貌才逐渐清晰。

他反驳别人对自己的预设,拍电影时,他唯一忠实的只有自己。他觉得社会上弥漫着许多伪命题:“电影有什么语言?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叫真正的语言,电影就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内容,是你对人生、对人世间的态度。”题材对他而言也是虚无的,“找什么题材,多鲜的肉,根本就是胡扯。还是要把剧本写好,或者拍你能有话语权的东西,你没有话语权干脆就别拍,拍了也是浪费。”

《邪不压正》的故事发生在北洋年间,被姜文称为“李小龙闯入卡萨布兰卡”。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勾结日本特务,杀害师父全家。他侥幸从枪下逃脱,伤愈后赴美学医多年,同时接受特工训练。1937年初,七七事变前夜,北平山头林立,乱世之中,李天然受命,回国决定开启复仇行动。

之所以拍以抗战为背景的故事,姜文说,1937年的中国面临国破家亡,这是全世界最应该表现的作品,中国做的还没有“洋人”做得好:“今天坐在这里的中国人知道纳粹是坏人,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洋人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投资人、艺术家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让中国的小镇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样的事,但是大家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拍电影)是一个对人世间负责任的态度。”

两年前,编剧何冀平就写好了完整剧本,姜文不满意,“我们都知道还没到能拍的程度,我也知道‘更好’是‘好’的敌人,我的确心里不能接受两年前写好的剧本,你们拍去吧。”

姜文拍电影,一向被外界误传为没有剧本。编剧孙悦澄清,并不是没剧本,只是修改次数多,耗时较长。拍摄过程中,编剧要始终跟进,不断修改:“摄影机拍下来之前,台词永远有改得更好的空间。”

对电影的一切,姜文近乎偏执地追求完美。摄影指导谢振宇想了个办法,一次打三组光,以应对导演随时变化的要求。周韵笑言,剧组每一个部门都被姜文打磨成细节控:“从剧本、摄影、剪辑,哪怕是服装的面料、颜色,都追求细节。甚至剧组吃饭也要搭帐篷,姜文不允许大家蹲在地上吃饭,都要坐着。”

人世间永远有荒诞

被压榨或是被开掘,《邪不压正》剧组里的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彭于晏说,他直到现在都没法再接其他的戏,“导演非常了解演员,他一直在挖掘演员自己所不能面对的东西,他相信你可以做到,可以把表演变成更不一样的东西。”

姜文调教演员的功夫向来了得。从夏雨18岁凭《阳光灿烂的日子》夺得威尼斯奖、台湾金马奖影帝,到房祖名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荒诞演出,在两位演员的职业生涯中,那样灿烂自然的表演可谓难以再现的巅峰。

姜文说:“表演其实是暴露,不是装模作样。我看到这些演员为了角色把内心世界、包括时间都搭在这儿,我要把他们的生命和角色生命融在一起,拍下来,将来他们过了多少年回头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段是表演,而是自己内心的暴露,是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对他个人也是很值得的经历。”

姜文谈彭于晏的表演,仿佛也是在说自己。姜文很早就以演员的身份红遍全国,《芙蓉镇》里的秦书田、《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再到后来自导自演的多个角色,他的银幕魅力征服了跨年龄层的观众。

“我从来没有放弃做演员。”姜文说,“我希望我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但很少碰见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摄制组根本就不明白要做这样的事。以前谢晋电影有这样的时候,外国电影也有,中国现在越来越少。”

一位曾和姜文合作《纽约,我爱你》的外籍制片人提及,姜文拍《鬼子来了》这样的沉重题材时,在严肃与苦难里总带着戏谑,欧洲人拍纳粹和犹太人题材时,很少有这样的喜剧色彩。

姜文认为,欧洲有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也有《美丽人生》、《虎口脱险》这样的喜剧,“你看悲剧的时候也有机会笑,我觉得那是一种荒诞。荒诞其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无论是战争和非战争中,甚至在我们今天的论坛当中,永远有荒诞。”

姜文庆幸,他可以在创作中触及一些荒诞的东西:“因为荒诞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质的东西。《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步之遥》包括《邪不压正》里面都有。我四年拍一个戏,也在不断地寻找(荒诞),如果不找到这个,随便拍戏,我一年可以拍四个,不难。但是找到它是比较难的。”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邪不压正》,姜文总在拍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那些发生在动荡年代的故事更加吸引他的注意。在早几年,他的回答是:“乱世容易出英雄。生活一旦极端化,故事就容易出看点。”

最近他反复强调没有那么怀念过去:“我骨子里反对今不如昔的那种认识。我理智地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肯定比现在好。我觉得民国并不特殊,就是我们的昨天吧。今年也很快变成昨天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彭于晏记得,姜文在闲聊时提过自己为什么拍电影,电影对他来讲就是另一个世界,有时候会觉得拍电影好像可以逃脱现在的世界,电影世界更美、更浪漫。

姜文说,他拍电影是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生活第一,电影第七。我从来不说电影是生命,要为它付出,我要死在片场。永远要吃好、睡好、喝好,在这些都做好了以后,(电影)自然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