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年建立的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以长达300年的历史成为当时的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但如此繁华而强盛的帝国,却没有留下一部本国历史。文物,几乎成了人们追踪它历史走向的唯一线索。因为中国收藏的贵霜文物相对稀少,它在国人眼中更显神秘。

12月28日,上海博物馆推出2017年收官大展“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信仰与艺术”特展,以39件钱币、雕塑、配饰等珍贵文物,展现了贵霜王朝的王权、信仰、商贸与生活情况。这些文物有些来自上海博物馆馆藏,还有些借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以及和田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边疆考古文物研究的学者王樾看来,贵霜王朝当时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选择接受容纳还是抗拒,对于整个欧亚文明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

历史上的贵霜王朝,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一条丝绸之路,曾连接汉、罗马、安息以及贵霜四大帝国。贵霜王朝在极盛时期统治着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东西各连接汉与罗马,南北则连接起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与南亚印度文明,是丝路贸易的中介者。

如今地处阿富汗北部、形成于公元30年前后的提利亚特佩贵族墓葬群,就是当地商贸高度繁荣的见证。在这个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罗马金币、本地金银币、印度象牙首饰以及汉朝的铜镜。可见,在贵霜王朝建立前夕,亚欧大陆两端的汉与罗马就已经通过贸易联系在一起。上海博物馆年末的这场大展,则将贵霜王朝鲜明而多元的文化艺术清晰呈现。

贵霜王朝的建立与族属之谜

公元前129年,经过13年艰难跋涉,张骞终于抵达大夏,也就是古希腊和罗马史料中所说的巴克特里亚。这里是后来贵霜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巴克特里亚被希腊人统治了300年之久,但张骞在那里看到了四川的手杖和蜀布。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收录了张骞带回汉朝的报告。除汉朝特产之外,张骞还发现当地“兵弱”、“畏战”,但善于做买卖。

张骞令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有了对这片土地的记载。此后,《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都先后记录了这片土地的变化。据记载,游牧民族大月氏被匈奴从故地赶走后,占据了希腊殖民地大夏。之后的100年中,位列当地五翕候之一的贵霜翕候势力独大,吞并了另四位翕候的领地,于公元前60年建立了贵霜王朝。王朝的开国君主是丘就却,第二任是阎膏珍。如今,在上海博物馆展厅中,还能看到钱币上丘就却的肖像。

班固在《后汉书》里写到,贵霜王国“最为富盛”,诸国都称其为“贵霜王”,但不知为何,汉王朝依旧承袭旧例,称它为“大月氏”。这也就是“贵霜王朝由大月氏人建立”这一说法的来历,也是许多历史学家依旧采信的观点。“事实上,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这一点。”此次展览策划王樾说,贵霜王朝之前的大夏,其居民是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塞人。从文物看,贵霜王朝延续着塞人的传统,与大夏时期的风格并非迥然有别。“如果大月氏在那里建立政权,应该在出土文物上有所体现,但现在,只在史书上有这一说。”

王樾认为,在中亚生活1000多年的塞人才是那里的主角,后来迁到大夏的大月氏人应该没能掀起波澜。“目前的考古发掘都指向了贵霜王朝与塞人的紧密关联。比如,喜爱金器就是塞人的一大特征。提利亚特佩贵族墓葬群出土过大量黄金首饰,其做工之精细,风格之奢华,令人叹为观止。贵霜王朝建立后,当地贵族的黄金饰物也体现出极强的创造力。”此次展出的6件黄金首饰,精工细作,流线优美,头戴金饰的妇女,行走时想必有摇曳生姿之意仪态。

历代贵霜王的形象在展览中的12枚钱币上得到直观呈现。刚硬的面部线条,粗大的手脚,尤其是开国君主丘就却,大下颚、深眼窝、高鼻梁、浓密的胡须以及紧绷的肌肉,在两千年后仍向世人昭示帝王英姿。

贵霜王朝与东汉之间,可能还发生过一场战争。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公元87年,贵霜的第二位君主阎膏珍派遣使者前来汉朝求亲遭拒,心生怨恨,发兵越葱岭而来。班超下令坚壁清野,并在贵霜的盟友龟兹旁设伏,击杀贵霜使者,以数百兵吓退贵霜七万之众。

钱币上的商贸大国

自公元60年建国至公元360年覆灭,贵霜王朝共经历十余位君主。展厅中的12枚钱币,就分别来自12位君主执政时期,牵出一条王权更迭的线索。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对贵霜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在王系确定上,钱币文物就尤为重要。“它们能够划定一个时间轴”,王樾说。

如今,这些钱币还是窥得贵霜王朝宗教、文化、商贸情况的重要窗口。通过它们,王樾看到了这个帝国极强的开放性,“一般而言,国家的货币都是能不改就不改,但是贵霜的货币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变化。”他所指的变化,是贵霜将原来的罗马式货币逐渐进行本土化改造。

早期,贵霜王朝两位君主丘就却、阎膏珍发行的货币,其正面都是国王的侧面像,模仿的是希腊王形象,背面还有希腊大力神手扶大棒站立的形象。那时贵霜货币的希腊化特征明显。但从威玛·伽德菲赛斯和迦腻色伽一世开始,国王的侧脸被全身像取代了,贵霜人的服饰也得到显现。之后,随着贵霜王朝一路向南亚扩张,中央政府不断将不同文化元素吸收进来。建国100年后,胡维色迦时代的钱币上出现了大象。这种原先很少的形象出现在钱币上,证明贵霜王朝一直在适应新领土的文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态度”,王樾说。

贵霜王朝钱币上还会出现当朝者所推崇的神祇。关于贵霜人的信仰,史料极少,但通过文物可以判断,佛教、印度教等宗教都能在贵霜找到痕迹。可以推测的是,贵霜王朝在原来的大夏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在犍陀罗地区包容佛教,在马图拉又开始接受印度教。

“总体而言,贵霜王朝对于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都采取积极容纳的心态,而不是打压排斥。”王樾说。

展览中,有来自贵霜王朝第四位君主伽腻色迦一世时期发行的铜币。钱币上的他戴着高帽,身穿长袍,一手拿着权杖,另一手向下指向祭坛。在这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君主统治下,贵霜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人口达500万。

日本考古学家小谷仲男在《大月氏》中所写,迦腻色伽一世除了发行铜币,还第一次将金币引入贵霜王朝通货。也是从这时开始,“从罗马到中国,通货以一个标准连在了一起。在古代世界,虽然时间很短,但这正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

健陀罗艺术与纷至沓来的考古队

位于原贵霜帝国犍陀罗地区的白沙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伽腻色迦一世当年在此定都,大兴佛教,在宫廷中供养僧人,使得佛教影响日益增强。也是通过这里,佛教逐渐经中亚东传中国,再由中国传向朝鲜、日本。

在犍陀罗兴起了一种独特而影响深刻的佛教艺术风格。当时的贵霜佛像,在风格上汲取了古埃及、古希腊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比例和谐的人体雕塑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又扩展到建筑、绘画领域,被称为“犍陀罗艺术”。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就是“犍陀罗艺术”的典型。在中国,“犍陀罗艺术”的特点也体现在敦煌、云冈和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造像上。

展览中的 “礼拜佛陀建筑构件”,就带着强烈的“犍陀罗艺术”特征,浮雕描绘的是释迦摩尼为供养人演说佛法的场景,雕塑两边还有希腊建筑中常见的科林斯柱式。王樾认为,“科林斯柱式的出现,标示着这是一个高等级场合”。

贵霜王朝如此糅杂而影响深远的文明,在过去一千年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英国探险家最早前往阿富汗地区发掘文物,法国随后也做了几十年深入考古。20世纪60年代,日本考古队前去寻找佛教艺术的源流。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前苏联考古学家来到阿富汗地区,开始了有着中亚视角的考古工作。

“这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历史至今显得纷繁复杂的原因。”王樾认为,每个国家的考古队都从各自角度切入考古,没有连续性布局,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完整而宏大的历史脉络。

旅顺博物馆馆长王振芬告诉第一财经,来自旅顺博物馆的几件文物来自日本僧人大谷光瑞。1902至1914年间,他曾三次向中亚、西域派遣探险队,还亲自在中国喀什、和田、库车等地进行探查。此后,因为居留旅顺,他的一部分藏品也就留在了那里。

此次展览中的贵霜钱币全部来自上海博物馆馆藏。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便开始关注丝路文物。馆藏的中亚及丝路钱币,则大都来自旅居加拿大的古钱币收藏家、杜月笙的幼子杜维善。多年来,他持续不断地购买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陆续捐赠了近4000枚丝路货币,为上博建立了一支重要的海外文物收藏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