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犍陀罗文明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写作计划始于5年前,而孙英刚对犍陀罗的关注,几乎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本科和硕士时,他接触了大量有关佛教的史料。当时,他就隐约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佛教从印度到中国这种简单粗糙的描述可能不是真实的,至少不是全部的画面。”

与何平相似,孙英刚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犍陀罗佛教艺术图片时,也被那种古代人类文明交融的穿透力所打动。之后,阅读与犍陀罗有关的书、文章、视频和图片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或者说,是他愉悦自己的方式。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阅读犍陀罗的资料,更成了他每天学习之前放松自己的办法。

“佛教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在印度诞生了,但我们说中国佛教的历史,总是从东汉白马寺开始说起。在这之前,佛教究竟经历了什么?中国的研究其实很少。”

“佛教的飞翔之地”,孙英刚这样称呼犍陀罗地区。“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佛教,之所以在公元2世纪从印度的一个地方性宗教突然在亚洲蔓延开来,其变革就发生在犍陀罗。”

第一财经:佛教在它的“飞翔之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孙英刚:佛教在公元前5～6世纪诞生,之后,就一直是恒河流域的一个地方性宗教。因为印度本土主流的信仰还是印度教,印度教是讲究种姓制度的,而佛教则强调“众生平等”,所以佛教当时甚至还是受排斥的异端宗教。

这个地方性宗教能够成长为世界性宗教,还是因为丝绸之路。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佛教在那里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造。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整个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佛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也是在犍陀罗地区,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也包括教义,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可以说,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第一尊佛像,很有可能是在犍陀罗诞生的?

孙英刚:从我内心来说,我是坚信这一点的,第一尊佛像的确是产生在犍陀罗地区的。印度传统上没有为佛和伟人塑像的做法,早期的佛教也是反对给佛陀塑像的。早期佛教艺术里面,找不到任何佛陀的形象,都是用莲花或者菩提树来象征佛陀。

第一财经:关于佛像的诞生地,也有学者认为是诞生于马土拉(即秣菟罗),你怎么看?

孙英刚: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尚存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佛像产生于犍陀罗,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佛像产生于马土拉。这两个地方相去不远,马土拉更接近印度本土,所以他们的造像更接近印度人的面貌。犍陀罗的佛像,则是希腊化的佛像。

认为佛像诞生于马土拉的,主要是印度学者。日本学者基本上认为,佛像的产生与印度没啥关系。

第一财经:当我们说到贵霜王朝对佛教的影响时,其创立者丘就却和鼎盛时期的执政者迦腻色伽常常被提到。他们两位各自对佛教的兴盛和东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孙英刚:两位帝王对佛教都有赞助。因为贵霜统治者对当地人来说,属于外来者,他们很容易接受“众生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佛教能够巩固王权,所以大力扶持和弘扬佛教。从考古实物和汉文记载来看,他们对佛教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关于丘就却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汉文佛教史料的记录。从考古的证据,比如丘就却时期发行的钱币来看,他对佛教还是非常支持的。

迦腻色伽主持了第四次佛教结集,选择了权威的佛经。他还组织了到印度的远征,把许多佛教圣物,比如佛钵、舍利抢到贵霜首都,也就是今天的白沙瓦。他还在白沙瓦建造了雀离浮图,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这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玄奘西行的时候,还曾专程前往雀离浮图考察。可以说,迦腻色伽是在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世界佛教中心。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也是诞生于犍陀罗地区,其中,迦腻色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你怎么看?

孙英刚:大乘佛教的兴起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那么大的一个思想变革,是社会整体氛围造成的,不是一个人可以推动的。但的确,在贵霜时期,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一方面是王权支持,另一方面是商业繁荣,这带动了文明交汇。在这个繁荣的时代,佛教有了传播的可能性。

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的观念是菩萨。菩萨是什么?他能够成佛但选择不成佛。菩萨是勇猛精进的,是留在世间拯救世人的,所以,当时很多高僧就希望把佛教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公元2世纪的时候,很多高僧到洛阳和西藏去传教。教义的变化,也使得佛教东进突然加速。

第一财经: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到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对贵霜历史和犍陀罗历史一直非常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关切是什么?

孙英刚: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优秀,接触也很早。日本是个佛教国家,他们的精神家园是佛教,所以他们对犍陀罗就感兴趣。日本是犍陀罗的收藏中心,也是学术中心。日本并不避讳承认他们的佛教承袭自中国,他们不是自欺欺人,毫不顾忌自己的东西是来自中国的。他们还出钱整修了青龙寺,这是他们密宗的祖庭。而且,事实上,日本的佛教和中国还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艺术品、概念都是日本化了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对犍陀罗的研究,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他们对佛教语言、艺术的研究远远高于我们,至今我们依旧落后一大截。欧美也做得很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考古,最早是欧美国家做的,最好的文物也都是在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收藏。另一个就是,现代学术理念、体系都是西方建立的,他们有理论和方法的优势。我们在理念和材料上弱于日本,在学术训练和一手材料的掌握上又弱于西方。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汉文史料比较多,当然会更关注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当然很多日本学者也懂汉文。其他方面,要赶上,中国学者就要努力了。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何平著

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