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专栏继续讲抵制洋货运动,主角是日货。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更是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近2/3。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企业也成为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整个1980年代可以说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