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下的情况看,世界上确实缺少大思想家。包括欧洲,其经济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文思想危机。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还觉得,最可怕的是被物质所遮蔽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精神价值” 。

自激昂的上世纪80年代始,对于人性,特别是人类弱点的洞悉与同情,一直是刘再复观察社会、解读文化的出发点。1986年石破天惊的《性格组合论》,90年代透辟入里的《人论二十五种》,再到近些年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的分析与批判,刘再复一直在努力勾画一张更为清晰的人格图景。

某些人性的弱点,深植于传统,就像其在分析“肉人”时追溯,早在先秦文子,就已把“肉人”列为一个与众人、奴人、愚人、小人并列的概念。而当今社会,随着高度发展的物质潮流逐渐窒息人的精神,以“肉”为特征的单面人也在大量繁殖。

反观中国,也正从一个温良的农业国家,迅速跳转为亢奋的消费国度,有调查显示,超过70%的中国人将成功与“拥有”画上等号。“金钱拜物教的结果将导致人类的‘肉人化’”,对刘再复而言,这前景非常可怕。

人文思想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类人,譬如甘地,譬如刚离世的曼德拉,都是以宽容对狭隘,以善良对暴力。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是否会消弭这类人的崇高性?

刘再复:我对曼德拉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出现于二十世纪与甘地同一境界的世界英雄。前几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曾评出20世纪三个最伟大的人物,即爱因斯坦、甘地、罗斯福。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两个,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曼德拉。甘地、托尔斯泰、曼德拉的共同点是反对以暴易暴,主张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从哲学上说,他们都认定手段重于目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他们不相信使用残暴的、黑暗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光明的目的。托尔斯泰虽然在1910年就去世,但他的思想与文学,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我还想补充说,任何伟人都可能充当“历史的傀儡”,发生被“炒作”的悲剧。有些政客正在借曼德拉之名“作秀”。

当下世界确实是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覆盖一切,但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伟人不再”。其实,任何天才都是个案,任何伟人都是反潮流反风气的巨大存在,任何精神强者都是不为物役的卓越人格,即都是在地球的偏斜中依然能“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英杰。世界处于虚空的时刻,它同时也在孕育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未来出现伟大精神领袖的几率会降低。

但从当下的情况看,世界上确实缺少大思想家。包括欧洲,其经济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文思想危机。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还觉得,最可怕的是被物质所遮蔽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精神价值,被金钱抓住灵魂的官员与民众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是有灵山的存在。

日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超越事实,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理想世界,甚至乌托邦世界的存在,对于现实人生,以及对于人格构造具有怎样的价值?

刘再复: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世上有什么“理想国”,也不相信有什么“理想世界”,更不相信乌托邦世界,但觉得人必须有“世界理想”,有点未来的视野。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这“超我”便是有理想之我。具有“超我”,这才是完整人格。因此,可以说,理想乃是建构卓越人格所必需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世界理想,但世界理想又具有超时代的共同性内涵。这些内涵可以用各种学科的语言加以表述。但无可争议的是都梦想“永久性和平”(康德),都梦想人类自身健康地生存与延续,都把有益于人类延续的一切言行视为最根本的善。正因为不同时代中的人类都具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所以人类社会才没有变成动物界、禽兽界。

大制不割

日报:现在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得琐碎,过得迷惘,过得很短期。社会是碎片化的,个人仅仅在孤立的意义上成为“个人”。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或观察过这样的状态?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来自哪些理念的支撑?

刘再复:能意识到“过得琐碎,过得迷惘,过得过于短期”,这就是有思想,有灵魂。其实,各种能经得住千百年沧桑而留下来的大文化大宗教,都在探索人生的整体意义,即我们到地球来一回,究竟为什么来?来了之后怎么办?来的意义何在?我不受洗,不入教门,但尊重宗教。24年前,我在国内时感到生命中有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因为那时只有国家意识而没有个人意识;出国后我又经历了一次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这就是个人只剩下孤立意义上的个人。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不同的大文化都有其长处与短处。

中国主流文化(儒)的长处是可以带来许多人际温馨,其短处是缺少个人空间。而美国的文化虽然给我许多个人的空间,但缺少人际温馨。在矛盾中,我曾经有过彷徨,也经历过许多苍白、迷惘的人生瞬间,但我最后还是在精神创造(文学写作)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存在的意义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找到的本真角色中充分敞开。海德格尔说存在于死神面前才充分敞开。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存在也可以在事业中充分敞开。以我自己为例,处于世俗角色时,我常感到意义的迷失,而一旦进入写作即进入本真角色时,便获得充分自由,便觉得人生很有诗意。我现在读各种书,领悟各种真理,一切有益于充实人生意义的理念,我都努力吸收。我用各种文化的深层思想进行自度、自救,并不局限于某种理念,并不认同某种专制独断的理念。

日报:你曾经用嵇康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个字形容一种优美人格。在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互补的两端,儒/道,出世/入世,但几乎很难结合于一人,平衡两者的立足点是什么?

刘再复:“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内外有别,其实,它讲的恰恰是内外不分,恰恰是“大制不割”(《道德经》语)。这个大制,就是心灵,或者说,就是大慈悲的心灵。唯有这种心灵,才不会在世俗社会中自命清高,自命不凡,自推圣境,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也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在任何环境中(尤其是在浊泥世界中)守持良心底线,守持道德原则,守持做人底线,始终处于佛教所说的“正等正觉”。

我讲童心,乃是为了跳出利益的关系罗网,为了跳出时髦的价值框架,甚至要跳出各种教条与概念的包围。童心与功名利禄永远无法调和,也与荣华富贵永远无法平衡。童心正是为了打破一切利益的诱惑。我讲童心,仅仅是为了自救,它没有力量改变他人与世界。

每一生命个体的尊严

日报:就像今年再度上映的《悲惨世界》所呈现的,人类社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贫穷归因及等同于懒惰、愚笨等,而忽视制度和社会的因素。人类的这种认识偏见是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很主要的原因?

刘再复:造成人类不幸的一项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历来暴力革命都是企图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而改变社会的不公平,所以都带有道德的正义性。但是,人类的不幸,社会的不公平,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也还有文化原因,鲁迅之伟大,就是看到中国的国民性(文化的深层结构,人性的民族呈现)如果不改变,什么好制度都会变形变质。例如,按照制度的规定,冒浓烟的钢铁厂应当确立过滤机制,但是,掌握工厂的主体却“偷工减料”,阳奉阴违不严格施行这一制度,不顾他人死活,于是就造成浊气横流,环境污染,这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

日报:在制度所致力于的平等中,有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也有结果的平等。现代社会的平等更接近于哪种概念?在对待贫穷这样的问题上,现代又有怎样的认识?

刘再复:我不相信结果平等,只求机会平等。现代社会能做到“机会均等”就不错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们接受西方的“平等”思想,但有偏差。事实上,经济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讲的平等,主要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心灵上的平等。像香港这种“现代社会”,它的核心理念是自由,而非平等,但“自由”也必须伴随着“限定”,伴随着法制。“自由港”也是法治港。香港也面对社会的贫穷问题,所谓面对,并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它,只是有所调节而已,即把社会的不公平尽可能调节到最低的程度。香港能实现的“平等”,只有“机会均等”。

日报:我们来说说人格平等。维特根斯坦说他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平等观念是否基于同样的观察或理念?鉴于现代“拜物教”的存在,你对前景悲观吗?

刘再复:维特根斯坦说他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平等的核心理念也正是这种理念。把每一生命个体,都视为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都视为一个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灵魂单位,这才是平等的要义。有了这种理念,民主才有前提。当下的社会只重物质,不重灵魂,产生了许多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人,这种人正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文子所说的“肉人”。我在《人论二十五种》里批判过“肉人”。金钱拜物教的结果将导致人类的“肉人化”。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前景。

日报:“势利”是一种基于成功学的偏见,无论其是经济的或权利的成功学。超越势利,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成功的理解?

刘再复:什么叫做“成功”?如何界定“成功”?这本身是个大问题。我蔑视那种以权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作为尺度的庸俗“成功学”。请问,庄子是成功还是失败?陶渊明是成功还是失败?曹雪芹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心目中这些天才,这些伟大的智者都是划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一生都处于清贫之中,甚至是“破落户”。当下中国,把成功者的桂冠带到权势者与暴发户身上,这是个极大的错误,也是一种极其庸俗的价值观。真正的成功者,是创造了业绩(包括财富业绩与政治业绩)之后,又用这些业绩改变了环境和提升了人育世界。那些拥有巨大财富而把财富用于吃喝嫖赌的人仍然是人生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