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的一把大火,让人们不得不再度面对民间收养现实。这些被遗弃的小孩共同的特征都是存在出生缺陷,如脑瘫、兔唇、脊椎裂、瘫痪等等。

出生缺陷率曾一度居全国首位的山西,通过近年来开展一系列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出生缺陷已逐年下降。但是那些已经呱呱坠地的弃婴的收养,却面临着诸多难题。

相较投资大、负担重的福利院集中收养模式,更具亲情化和花费较少的家庭收养已成主要渠道。多年来,山西先后涌现出了数个乳娘村,这些被冠以“爱心妈妈”、“中国乳娘村”等 称号的收养群体,曾在一段时间内为政府分担了压力。

“但现在以农村收养为主的模式正在转变,城市寄养在提供家庭关爱的同时,还可以让残疾儿童接受更好的康复治疗。”山西某地一福利院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太原圪僚沟里的弃婴收养

“亲毛,别跑了,快站住!”孩子不过离开自己10米远的距离,55岁的张玉梅就着急喊道。“没办法,孩子有病,别看已经5岁了,腿脚还是不利索,一会看不住就要摔跤。”张玉梅告诉本报记者。

张玉梅是山西太原市圪僚沟村人,圪僚沟地处丘陵地带,有土沟,弯弯曲曲,原长满荆棘,当地语谓“不直、不普通”,为“圪僚”,于是称此沟为圪僚沟。在这里,大约有40余个弃婴被村民收养,都是从离村5分钟路程的太原市福利院领养。

在张玉梅的记忆中,村里人一直有收养弃婴的习惯,因为离福利院近,在院里打零工的村民回来后,经常会谈起孩子们的生活,“孩子最可怜,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所有有条件的人就会去院里找孩子来抱。”

按照福利院的规定,每个孩子每月有760元钱左右的生活补助,主要用于添置衣物、吃饭和零食,看病花销和奶粉由福利院承担,年龄大了以后奶粉的花销会被砍掉。但在两年前这个数字是200余元,根本不够开支。

“那会都是由收养者自己贴补,200块连孩子吃饭都不够。”张玉梅说。亲毛今年5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唐氏综合症。2009年初,自家的两个孩子都成家后,张玉梅就和丈夫商量着从福利院抱个孩子回来养活,丈夫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从福利院抱来时,亲毛身体极差,或许是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喘气时声音极大,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放心被抱走。村里也有人劝她收养一个兔唇或其他条件稍好的孩子。但张觉得,既然自己决定抱养孩子,就不能挑三拣四,“我只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孩子能活得好一些。”

因为患病,亲毛在各个阶段均落后于正常孩子。一般孩子在一岁左右就能走路,亲毛直到去年8月才能独立行走,还经常摔跤。

选择一个患病弃婴收养,张玉梅注定要付出比自家孩子更多的辛苦。家人在此方面,也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老伴就不用说了,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刚生了小孩,和亲毛差不多大,每次买衣服零食,都要给亲毛准备一份。”

张玉梅现在觉得,亲毛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允许任何人对亲毛有歧视。为此,张没少和别人吵架,尤其是给亲毛做心脏病手术那次,张玉梅吵得最凶、哭得最多。

“手术做完后,亲毛被送到了监护室照看,护士告诉我需要一包纸尿裤,我花了90多块买了一包最好的,结果9天后孩子被送出来时纸尿裤只用了一块,孩子屁股和那地方都烂了,屎尿都和皮肤粘住了。”张玉梅说。

张玉梅找到护士质问,护士推给了主管医生。医生不耐烦地问她,你要治成咋样才行。“你把孩子的屁股给我治好,治得和你脸一样才行。”张玉梅说那是她这辈子说得最狠的话。

说这话时,张玉梅哭了。亲毛也跟着大声叫喊,头开始使劲砸墙,张玉梅拉住亲毛说,她不会哭,不高兴就叫喊。看到张玉梅不哭了,亲毛拿起炕上的果丹皮,撕了一大条递到张的嘴边,张不吃,亲毛又开始大叫,直到张玉梅吃了为止。

忻州农民的“致富”路

离开太原,100余公里外的忻州原平市楼板寨乡西庄,也有一个数十人的收养家庭。和太原圪僚沟类似,也是由政府出资委托个人抚养。不同的是,民间收养渐成规模后倒逼当地政府进入。

陈天文和郭改然夫妇是这个庞大家庭的主人,24年间,他们先后收养了40多个残疾弃婴,除非孩子患病,否则几乎不出院门。每天给十几个孩子准备伙食、换洗尿布,就让他每年不堪重负。

每次有爱心人士、志愿者,记者或有关领导来时,陈天文总要率领这支由兔唇、手脚畸形等患儿组成的队伍,列队欢迎。

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最大的大虎、小虎已经在陈家生活了20多年,两人均为小脑瘫痪。

在嬉闹追逐的孩子中间,陈天文夹着根烟吞云吐雾。他说:“他们的父母不想养活一个残疾孩子。也支付不起长期的治疗费用。”

陈天文收养弃婴的经历实属偶然,陈的弟弟在民政局做司机,一次民政局有个弃婴,他便说让陈天文代养,民政局每月付200元,陈天文开始了代养弃婴的生活。

和数百公里外兰考的袁厉害一样,这些年陈天文也曾多次接收当地政府部门送来的弃婴,不同的是,陈天文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与当地签有协议,也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2011年11月14日,陈天文一家从旧院子搬进了500多平方米、拥有多个房间、两个院子的“花房”。在这座大院子里,孩子们有足够的空间晒晒太阳,腿脚好的还可以肆意玩耍。

从20多年前陈天文和郭改然夫妇收养第一个弃婴开始,他们的生活便整个儿发生了改变。先是喂养了3个月的孩子被亲生父母认走,再是一个叫毛毛的残疾女婴被抱来,以后,民政部门和一些捡到弃婴的人陆陆续续送来了数十个孩子。这些或被遗弃在街头、车站、医院的生命,无一例外,都患有各种各样的残疾,大都生活不能自理。

最让老两口难过的,是那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孩子。以前村里闭塞贫穷,没有个像样的诊所,好多孩子抱来时已经身患绝症,有的没几天便走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一次次的掘土造坟,成了陈天文夫妇心底的隐痛。

陈家的5亩地,散落地埋着早早夭折了的十几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几个月,从当年一出生就被陈家收养,直至死去,陈家已是这些孩子最后的归宿。

每次有小孩死去,都是陈天文亲手去埋,他不敢让老婆一起去,怕她会哭,挺不住。其实老陈每次也都要大哭一场。

陈天文的代养经验正在当地推广。当地民政部门通过和个人签订代养协议,让陈天文这样的爱心家庭代养弃婴。

每个孩子每月700元的补助,让不少家庭看到了“商机”,报名者众多。在陈天文所在的村子,有七八户人家和民政局签订了代养协议。这成了一门可以挣钱的生意。

但这些贫困家庭的抚养能力颇受争议。一位曾多次前往当地的爱心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家庭拿到补助后不能全部用在孩子身上,许多家庭条件极差,个别患有疾病的孩子会用铁链拴住,防止乱跑。

不过,这些收养家庭也担心,和孩子有了感情后还会被民政局收回。在与收养家庭签订的临时协议中,可能会根据条件的变化寻找更适合的家庭,当地民政局便曾不打招呼就从家里抱走两个孩子,这让陈耿耿于怀。

大同即将消失的乳娘村

1月18日黄昏时分,夕阳的照射下,大同市散岔村口一块写有“中国乳娘村”字样的砖墙分外显眼。

王利是散岔村的一位乳娘,从1998年至今已收养了4名残疾孤儿。在这个150多户人家的偏远山村里,像她这样的“乳娘”有很多,村里80%以上的家庭都收养着弃婴,散岔村因此成为大同市乃至全国闻名的“乳娘村”。

目前,寄养在“乳娘村”的孤残儿童有200多人,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和缺陷,接近一半是脑瘫患儿。

“乳娘村”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的收养条件十分有限,当地福利院往往在保留孤儿户籍的前提下,把一部分孤儿寄养到农户家中,由农村乳娘提供更好的喂养。

乳娘的筛选十分严格。每位乳娘要详细填写家庭情况登记表,递交代养申请书,然后由福利院进行家访、评估,通过筛选后会进行寄养前的培训,签订寄养协议,发放寄养证,最后孩子才进入乳娘家里。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利不断给当地福利院各个负责人打电话,询问多会儿能有孩子送来,但所有负责人都告诉他最近没有合适孩子,等等再看,“不知道还能不能送来孩子,我听村里人说福利院以后减少往这送孩子。”王利告诉记者。

王利的担心不无道理,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大同市总共有38个“乳娘村”,现在仅剩下散岔村这一个。随着“乳娘村”减少,孤残儿童寄养制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

据当地官员介绍,大同市福利院800多个孤儿中已经有45%走进城市家庭。他们白天在福利院接受教育、康复训练,晚上回到养父母家。类似的情况,在忻州原平陈天文那里同样存在。政府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农村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