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学生丁锦昊在埃及神庙上涂鸦,而且写下的是最没文化那种“到此一游”,引起舆论激烈抨击,“丢中国人的脸”之类的说法格外刺耳,反思国民性,重审中国文化之问题,以提高中国游客素质、修补中国形象的声音也不少。

反思国民性本身已经成了百年传统,而且,这个“传统”比人们想复兴的国学儒家等等都强大许多,真可谓斩不断、压不垮。从当年的积贫积弱东亚病夫到今天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再到当下南京中学生在埃及神庙留下“到此一游”的涂鸦,一个世纪过去了,反思国民性的工作不但没有完结,反而有越演越烈的样子。

反省下,此种反思国民性的调调,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和文章里应该不少见,而且,作为也拥有一个“中国梦”的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国家怎么样都走不进理想轨道而伤心颓废过。这心态可以上溯到郁达夫先生那里,在他笔下,那些被醇酒美人消灭了斗志的文人投海自尽,总是得吆喝一声: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啊?似乎只要中国强大起来了,人们就不必声色犬马醇酒美人,也不必忧郁变态了。

“反思国民性”常常带来两个问题,一个,反思完毕,下一步呢?随之而来的,恐怕是改造国民性的冲动。别说,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真有那么一段时间,貌似国民性改造挺成功,大家都沐浴在阳光下,似乎再也见不忧郁和变态了,每个红旗下的蛋,都特别精神焕发,当大我压倒小我之后,人人脸上都有打完鸡血吃完人参后的亮色。基本上处于午夜梦回打开电视机看到患者服用某某神药完毕之后的状态,虽然事后冷静下来,才觉悟到那种被改造过后永远健康向上的国民性,较之丝袜控异装癖等等,才真是变态到极致。不过就像吸毒逐臭,时间过去,总有人不断向往之,憧憬退化回过去呢。

反思国民性带来的另一种可能,则是“劣等民族论”或者“高贵民族论”,其实这两者是看似矛盾的一路货色,总在强调中国特色、坚定地认为中国人作为特殊的民族,天生就不配,或者不该拥有一些东西,比如民主自由宪政等等。这些年不断有朋友想从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开始,最后使中国走向西方文明,当然,这群仁兄中,常有人因为走得远,干脆就以为大家都忘了他为什么出发,以基督始而以毛左终,其中奥妙,则难于人言了。

所以,作为国民性论质疑者,我总觉得当前把丁锦昊视为国家之耻,并借机再次反思国民性,认为中国游客天生有问题等等的说法有些不靠谱。因为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喜欢涂鸦的,分明不仅仅是中国人。据报道,单单就埃及神庙那段墙上,早布满各种各样的从古人到近代的涂鸦,其中有古埃及文、古希腊人、卡利安文等等多种文字,甚至被认为是金石学家珍贵的研究材料。而据有媒体查阅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的相关论文里,发现研究中还提到“廊柱上密密麻麻地刻着19世纪旅行者的名字。”(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金石研究家理查德:《卢克索神庙的涂鸦》),一直到神庙的廊柱有了保护措施,这种现象才得以好转。也就是说,涂鸦作为人类恶趣,已经绵延数千年,几成人类普世负价值之一了。

丁锦昊丢了中国的脸?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三个字:他也配?坦率说,从满清时候打开国门到今天成为世界老二,百多年间,中国在世界上丢脸的时候确实不少,但丁同学这种事件,罪恶程度确实到不了那份上,原因很简单,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是个人,国家是国家。丁同学又不是奉国家之命去涂上“中国人民向埃及人民问好”,他是纯个人手贱干的。如果说在墙上涂鸦就是给我家丢脸,那丢脸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往今来,n个国家朝代都被牵扯进去了,可以说,全人类都在丢脸呢。

“国耻”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今天常见的“汉奸”帽子,其实在和平年代,能不能成为汉奸,是有资格和门槛的。随意承担国耻,和随意给自己或者别人带上汉奸帽子,都有些一厢情愿和胡搅蛮缠。另外,就我个人观察,在一些国家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个国家最丢脸的时候,常常却是不少人觉得最给国民长脸的巅峰时刻,比如我们熟悉的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再比如去年某个时刻咱们的“爱国群众”走上街头打砸同胞的日本车,甚至导致国人伤亡,如果说中国丢脸,我觉得先得数上这个。当然,还有那些一口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家伙们,公然挑战国际规则和价值,并且深以为豪。

写这么多,不是说丁同学没错,不能批评。而是想强调,如果总在强调个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强调平民身上肩负的国家职能,这种情况是在难言正常。国家的归国家,个体的归个体,丁同学有错,一时手贱毁坏文物,该批评批评,该道歉道歉,该追究法律责任追究法律责任,这次涂鸦事件,是他一个人的错,最多与父母有关,却和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国民性等等,都扯不上关系。想代表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祖国,那是每个人手里有张选票,实现宪政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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