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是什么,未来还能维持超常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否能为制度多样性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史正富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增长之谜。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中国经济热心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在其去年出版的《超常增长》一书中,史正富对“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从履历看,史正富算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是得过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学者

型教授,又是实际运作过多家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成功的投资家……丰富的社会角色也使得他能够用多维度视角理解中国经济。

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奇迹”。这种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为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经济”体制,史正富在接受《陆家嘴》杂志记者专访时,言简意赅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新观点。

三维市场经济体制成就超常增长

过去30年,中国式高速增长成就了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就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表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持久的增长。”

对于中国奇迹背后的推动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大相径庭,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奇迹,有人认为只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有人认为只是撞上了全球化的好运……

在史正富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包含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经济”体制。

传统市场经济中通常是两大经济主体,一个是国家或政府,一个是企业。 “三维市场经济体制”中则多出了一个经济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经济主体,它和竞争性企业所构成的主体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史正富解释说:“引入地方政府竞争,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引擎,地方政府互相竞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政府和企业的努力相得益彰。相当于‘一个方向盘,两个发动机’,加速中国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的速度,维持高投资的资本积累速度。战略性中央政府则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化契机,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创造出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把握住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系统构成的“三维市场经济”体制有效提高了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水平,从供给方提高了增长速度。

“各大指标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总体是成功的。”史正富说。在他看来, 三维市场经济体制是本土智慧在广泛空间上试验和比较的产物,是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架构安排的。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很难用来解释“中国奇迹”了,从更长的历史角度看,“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更像是自主制度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

地方政府负债率并不高

各级竞争性地方政府参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巨额债务和环境恶化等消极影响,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更是被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

在史正富看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和西方经济学里公共财政学科讲的负债并不是一回事。比如美国是用政府公共信用借钱消费,中国地方政府则是用于生产性资本投资。所以,判断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健康,不能简单用负债对比GDP或负债对比财政收入,而是应该像企业一样,资产与负债对比,收入和支出对比,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对比。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并不高。有数据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17万亿。但是没有人去估计地方政府生产性资产规模,这不仅包括基础性设施。要把政府投资形成的生产性资产搞清楚,并对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认真评估,才能判断是否健康。”史正富说。

史正富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性收入并不差,比如土地储备,现在每年政府放地少了,可以多放几年,地的潜在升值扩大了,问题是短期内资金短缺,如果允许债务期限匹配,反而财政更健康。长远看,地方政府确实要有合理的负债率,但目前尚未进入危险期。对于企业,50%的负债率是没有问题,目前政府40%可能还不到。

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史正富分析认为:一是期限结构方面存在错配。过去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券,银行很少贷款10年20年,多是3~5年的中短期贷款。但很多政府的项目都是长周期项目,需要10年或2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就需要调整,做一个期限匹配。二是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允许股权、债券、贷款等多种手段组合。近两年地方政府被迫在做一些尝试,但由于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只能借道信托等渠道,成本比银行贷款利率还高,反而加重了地方财务负担。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看作类似集团化的控股公司,一些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关键项目投入可以负债,但需要有和政府性质相匹配的一套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同时也需要银行监控和相关管理制度的配套。总之,地方债的核心不是负债数量,而是风险管理机制。”

不过,史正富也表示,中国有2000多个县级政府、几百个地级市政府,“问题总归还是有的,但是不能单纯把负债规模当作主要问题。”

构建国家战略型基金的超常购买力

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

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速。

史正富说:“在结论上我赞同林毅夫,中国未来20年,到2035年左右,还可以保持到8%的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我的理由不一样,论据不一。”

史正富认为,供给方面,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取决于其资本、劳动力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若要素生产率不变,则要素增长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率。更简单一点,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就是GDP增长率。这样看,经济增长好坏就归结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投资率,一个是资本产出比。

根据相关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资本产出比大概在4。史正富认为,如果要达到8%的增长,必要的投资率为32%;如果资本产出比是4.5,即考虑到效率逐步下降,那么必要的投资率则为36%。我国目前的储蓄率为45%左右。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储蓄过多、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不存在问题,但关键在于能否把多余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而这就要求解决产能过剩、提振宏观有效需求,以及克服资源环境方面的要素瓶颈。

需求方面,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国际超常购买力的终结,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让十几亿人进入富裕文明的生活状态,长期增长的潜在需求空间仍然巨大,比如依靠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常规市场力量的推动,关键问题则在于是否能找到对国际超常购买力的有效替代。

要素供给方面,存在着极大限制。从水、土、能源、环境,到技术-专业型劳动者和科技积累,都存在着长期瓶颈,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民生愿景。

一方面是美联储支撑的国际超常购买力消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储蓄过多,另一方面则是解决各种增长要素的瓶颈和生态环境问题均面临资金供给不足,因此需要探索恰当的机制将两者联结。

对此,史正富提出,有必要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性投资基金体系,实施对生态资产和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建设并运营最终形成的国家发展战略性基础资产。

史正富解释说:“国家战略发展基金要起到超常购买力的效用也有一定的前提,要做到资金筹集不构成财政赤字,资金投放不挤压市场化投资空间,资金投放的结果形成支持国家长期发展基础构架的必要资产。”这也将是新的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