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早间有媒体报道称,赵科林将再次进入华为消费者BG事业部,负责华为终端的全球销售工作,此前赵科林曾经担任诺基亚中国区总裁,后加入华为又离开,2014年5月担任联想集团副总裁。
对于赵科林的回归,华为官方上午向《第一财经日报》予以确认,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赵科林将担任消费者BGEVP,此前赵的管理经验可以补齐目前华为在海外的销售以及渠道运作能力短板。
事实上,受到市场增长放缓影响导致的行业格局变化,手机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今年以来跳槽频发。除了赵科林,TCL通讯近日也宣布原华为消费者BG中国区CMO杨柘接替王激扬担任TCL通讯集团全球COO兼中国区总裁,三星电子则宣布原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副总经理唐剑峰的加入。
赵科林
二次“空降”
赵科林原是诺基亚中国区总裁,1992年加入诺基亚,2004年起开始担任诺基亚高级副总裁,负责大中国区客户及市场运营,2006年11月9日出任诺基亚中国总裁。在其主政中国区期间,创了著名的“FD模式”(FulfillmentDistribute即省级直控分销商),收回了手机市场定价权,FD则主要靠销售返点赚钱,这种模式曾让诺基亚一度攻占了中国接近40%的手机市场。
光鲜的履历表让赵科林离开诺基亚后很快收到了华为的邀约,但2013年的华为仍处于国产手机低端混战的游戏池中,品牌以及渠道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当时被外界质疑最多的还有在外企呆了二十年的赵科林如何适应华为的强势文化。
不久,赵科林因为“个人”原因离职,距离进入华为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赵科林这样说道:“外籍员工或高管加入中国公司,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特别是文化上面的。”他当时称,自己当然改变不了公司文化,能做的是慢慢对企业文化产生一些影响,与团队建立互信机制。
另外他还特别谈到了沟通,称有的时候会比较轻松、游刃有余,有时也有沟通不畅的地方,这和文化差异也有关系,“比如互信,在中国公司可能是偏向个人关系上的,西方公司是一种很正式的商务上的方式。”
不难猜想,赵科林在进入华为时遭遇到了“水土不服”,彼时的华为虽然以5200万台智能手机的销量稳居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三。但大量低端机造成的品牌形象仍然难以称得上“全球品牌”,更重要的是,尽管华为努力在消费者业务上塑造轻快的新形象,但在内部经营管理上摆脱不了母公司的保守和焦虑感。
“今天的华为消费者业务,正走在高速增长的道路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吸引了越来越多全球顶尖的人才加盟。”在余承东日前发布的一封内部信中如是写道。
华为方面对本报记者表示,未来3年,市场竞争加剧,大批手机厂家将无情出局,赵科林的加入可以弥补华为海外销售和渠道的短板。而据记者此前了解,对于海外区域市场,华为的目标是在西班牙、比利时、新西兰、澳大利亚、埃及等国家和地区进入市场前三。
应该说,在市场定位上,华为和两年前已有很大改变,这时候Colin回来是比较好的时机,唯一需要担心的依然是赵科林如何在高压下快速补齐海外渠道短板,以及适应华为的企业文化。
现在是跳槽的好时机吗?
可以看到,目前的手机行业正处于“新老替换”时期,传统手机厂商“中华酷联”的解体是互联网手机商业模式的胜利,但当电商红利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小米们也开始了传统模式的回归——拥抱线下渠道和夯实供应链基础。这时候,过往在供应链、渠道亦或是海外市场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手机人”又开始面临新的机会。
此前奇酷大神曾经开出60万的价码仅仅是为了招聘市场公关人员,而华为、阿里、TCL等手机厂商更是为了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以及高管级别的人才开出有力价位,不少在百万甚至千万级别。
不少人接受了橄榄枝。以华为为例,曾任职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的华为消费者业务集成交付部总裁蓝通明、曾任职英国政府首席信息长的全球网络安全主管JohnSuffolk、曾供职于爱立信的财务专家CTJohnson以及今年夏季加盟的前苹果设计总监AbigailSarahBrody都是华为近年招募的外籍高管。
但职场如同“硬币的两面”,在高薪背后也是对个人能力的“超预期要求”。如华为希望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市场实现破局,如TCL手机希望实现中国区逆转,如酷派希望突破传统手机厂商枷锁,如三星希望重拾中国区辉煌,各种高管的空降与调换依旧是对市场的期待。
不过未来五年内,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成下降趋势,将由今年的29.6%下降至23%,其他亚洲国家、拉美和西欧的需求也在放缓。与此同时,印度和非洲中东等其他国家市场则呈上升趋势。在一份来自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报告中,今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增长将首次降至10%以下。
也就是说,手机市场未来几年的日子应该仍然“不太好过”,这时候,如果是希望寄予某个人实现锦上添花也许没有问题,但实现翻盘可以说并不现实,市场的格局需要品牌、营销、渠道、供应链等多个维度的高度协同。
但对于个人来说,回到开头的问题,无论是避风港还是跳板,也许年底真是一个跳槽的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