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心境到了。以前真的很怕老来潦倒,但拍完《桃姐》后,我认为老是种自然,反而不需要担心”

1990年,许鞍华的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在香港上映时,导演王晶如此调侃这部票房前景黯淡的文艺片——“谁会关心一个胖女人自己的故事”,差点引发了两人间的一场口水战。20年过去了,当许鞍华筹拍《桃姐》时,她已经卸下了对于票房二字的防卫心态。“全世界都没人爱看老女人,”她笑笑,“但我就想拍自己有感悟的东西。”

《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Roger(刘德华饰)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叶德娴饰)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影片由人物个体命运入手,背后探讨的却是如何安老的大议题。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心境到了。”65岁的许鞍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去年,《桃姐》拿下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之后捧回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三项重量级大奖,并将于3月8日在内地上映。“我以前真的很怕老来潦倒。但拍完《桃姐》后,我认为老是种自然,反而不需要担心。”

温情,不煽情

桃姐的原型是《女人四十》制片人李恩霖家的女佣。她来自广东顺德,13岁进入李家,勤劳本分地侍奉了上下四代人。李恩霖的剧本记录了他和桃姐最后两年的点滴生活,故事完全是有感而发。那时,桃姐已过70岁,刚中了风,行动不便、连说话也不利索。她向李恩霖请辞,并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在这以后,饭来张口惯了的李恩霖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别人。

“我对剧本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描写的主仆关系。这对主仆像母子。而仆人反过来比较主动的,有说话的权利。”许鞍华说。主仆情谊是香港特殊时空下的衍生物,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中产阶层都雇有长期的女性帮佣,她们大多为来自广东的移民。许鞍华小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扎起马尾长辫、身穿白衣黑?的“桃姐”,在许家一做就是十五年,即使后来被许母辞退,她仍然时不时拎着贵重的礼物上门感恩。“这种关系没有了。香港现在打工的多是菲佣。《桃姐》应该可以纪念一下那段历史”。

许鞍华曾用“梦寐以求”来形容这个剧本,但她和李恩霖都清楚,《桃姐》怎么看都没有商业气质,拍成电影的希望渺茫,“起初我们也只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做成短片或者舞台剧”。拉投资的过程一如既往的不顺利,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刘德华(两人结缘于1982年,在许鞍华的电影《投奔怒海》中,刘德华第一次出演电影男主角),想不到看完故事后,刘德华很有兴趣,他拿出1000万港元,做好了亏600万的心理准备。“他告诉我他也开始思考终极问题了。”那一年,刘德华50岁。

请叶德娴出山也颇费了一点周折,62岁的叶德娴已经10年未接片。“而她毕竟也和桃姐相差了10岁”,许鞍华也有些担心。但叶德娴表演的“效果”却出奇的好。她将桃姐面对Roger时那种既尴尬又紧张自豪的情绪演得不着痕迹,令人动容。凭借这个角色,叶德娴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击败朱迪·福斯特封后。而这也是继《女人四十》的萧芳芳后,许鞍华向威尼斯输送的第二位国际影后。

香港著名影评人舒琪曾如此形容许鞍华的电影特质——朴素、谦虚、温柔、体贴、悲悯、关切、社会人际处境。“她的电影,都专注于如何去述说一个有着一些可信的、值得你关心的人物。”

《桃姐》自然是许鞍华风格的一次延展。她的电影语言是平淡、内敛的,既不煽情,也没有强烈的冲突。所有的温情和细腻都被糅杂在每一句对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中。摄影余力为摒弃了所有花哨的技巧,用长镜头、远镜头直接呈现人物最细微的表情变化。那些镜头下的生活片段,真实平凡到琐碎。

监制施南生为《桃姐》定下了英文片名——Simply life。“我觉得非常贴切,人老了就真的简单了,可能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深的危机感了。”许鞍华说。

暮年不惑

许鞍华至今没让母亲看《桃姐》,她担心母亲看了后,会有忧虑,觉得女儿想把她送到养老院。她也剪掉了刘德华往棺材里放母亲遗物的那场戏。“我们尽量不把这个戏弄得很沉重”,因为很多母亲辈的人也会来观看。

坐在记者对面的许鞍华,梳着标志性的冬菇头,戴板材眼镜,说话和做事都风风火火。她语速很快、走路也快,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大迈步地前行,将随行的电影公司人员甩开5米之外。不开工的时候,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来饮茶,听老友严浩谈“养生秘方”,吃什么食物治疗什么病之类的,不谈电影、不聊民生。她已经65岁了,未婚,一直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因为我也老了,单身,开始担心孤独,”她直言不讳地谈拍摄《桃姐》的初衷,“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心境到了。”西方媒体评价,《桃姐》是一部有使命感的影片,它以香港老龄化社会为背景,切入的是个人境遇,探讨的却是如何老来安生的大议题。

香港的养老院数量繁多,公办的条件很好,但大多位置偏远,只接受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私立的或民间团体开设的老人院,条件往往一般,但入院手续简单。“现在的老龄化问题这么严重,电影拍出来,就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讨论。”

李恩霖常年在外奔波,再加上桃姐自尊心很强,不愿“吃闲饭”,所以住进养老院似乎是主仆唯一的选择。在为《桃姐》选拍摄地时,许鞍华装作给亲戚找床位,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她发现,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养老院,它们价格千差万别,贵至每月上万港元,便宜的差不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桃姐住的养老院算中等,和李恩霖家同一个区。老年人一定要住在熟悉的地方,不然会走得很快。”

但老年人该不该进养老院,你却很难从电影中揣摩出许鞍华的立场所在。养老院经理掐着指头一笔一笔地算住院费、护工们流水线式地喂饭、兄妹俩为了母亲的住院费互相推诿,这似乎在暗示老人院的有利无情。可影片的后半段,秦沛的插科打诨、病友们的互相扶持,许鞍华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有情饮水饱的感人画面。“我在拍这部电影时并没有带任何个人情绪,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了解的养老院生活如实记录下来,不加任何评论,让观众自己去感悟。”她如是说。

在拍《桃姐》之前,许鞍华也经历过“桃姐”般的困惑。“我很怕老来潦倒,怕老了后丧失了做喜欢的事情、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等到为电影做调研的时候,她发现老人院的老人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惨,也可以过得不卑不亢的。天微微亮时,几个老头就已经在养老院的门口打起了太极拳,“那是一种安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跟老人接触得越多,许鞍华越发现,老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既来之,则安之。“我现在能够拍我想拍的戏已经很幸运了,如果老得拍不动戏了,我就去住养老院。”她认真地说。

“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种状态”

第一财经日报:《桃姐》乍一看很像纪录片,余力为的摄影也很朴实无华。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为了凸显情感的真实性?

许鞍华:主要是因为可以拍得很快,而且便于抓拍到养老院当时的状况和其他老人的反应。剧组拍摄的那个老人院里,有一部分人是专业演员,包括秦沛、秦海璐等。有八位是老人业余戏剧团的团员,他们日常也演舞台剧。那位假牙大伯,还有一些被护工喂饭的老人都是他们在扮演。生活不能自理才需要被喂饭,真人拍出来是有伤他们尊严的,所以请人来扮演比较好。剩下来三分之一的老人真的是里面的住客。我们吃饭的时候,问他们肯不肯一起吃啊,不介意的话就把他们一块拍下来。

日报:《桃姐》展现了你对香港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思考角度。但我并没有看到你在影片中急于传达你的社会诉求。你的立场是什么?

许鞍华:社会资源永远没够,特别是针对穷人。但是我们在拍《桃姐》的过程中发现,在物质条件并没有特别完备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我对这个问题心态平和,只是想如实地知道这个状况,不添油加醋地给大家看。我的感受是,如果不那么恐惧,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种状态。

日报:影评人舒琪认为,你一直试图在主流中保持平衡,一些商业因素,比如明星制度一直成为牵绊你作品的外在力量。你有没有想过拍纯粹的、个人化的艺术片,不找刘德华等大明星出演?

许鞍华:大明星不一定就不艺术,我的作品不排斥明星。现在我的号召力还不够,不能找资金拍我想拍的题材。近期不可能,也许以后也不可能,拍戏经常会受到市场的主导,只是我们努力去摆脱这样的主导。但是大明星肯演,只会对电影好,不会坏。

日报:你的电影非常关注边缘群体,从早期的“越南三部曲”里的难民,到《女人四十》里中年师奶、《男人四十》的中文教师,再到天水围的女性移民,你为什么会对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群有极大的兴趣?

许鞍华:在香港拍戏,一直有所谓的主流。香港市场非常封闭,真正流行的只有武打和喜剧片,拍别的题材以前蛮困难,现在更困难,导演拍另类的题材简直想都不敢想。我拍电影几乎都是跟着心境走,而且我都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有人愿意投资,可以开拍就不错了。

这次《桃姐》上映后,我听到人家反映说好,说这个戏能够给他们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能让观众知道多一点“另类”生活的状况,激发更多的电影人来关注或者投拍诸如此类的题材,再好不过了。

日报:香港电影人纷纷选择“北上”,而你还继续坚守香港本土,从这里的人和事中汲取养分和灵感。

许鞍华:新闻报道常常说我还没有买房子之类的。这都是真的,但我现在不太愿意渲染穷和惨,来讨同情。我能够保持健康,继续拍戏,就已经很知足了。

从1994年开始,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拍本地片子没有市场,资金遭遇到很多困难。我不是刻意坚守香港,只是刚好有几个题材是香港本土的,且被老板认可。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绝望,虽然也会不得已拍不是自己感受的片子,但拍片大多跟着自己的心境走。你可以不接自己不喜欢拍的题材,老板又不是用枪指着你,不接就完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出头不是非要靠去电影公司下跪。我去温哥华当评委,看了许多低成本的长片,几千美元就可以拍,其创意不乏大胆的。

日报:你的影片以细腻见长,聚焦点往往在个人。有没有想过拍一些格局大一点的影片,比如反映香港时代变迁的题材?

许鞍华:也不是没想过。但资金不够,时间不够,时代背景不对,都是问题。比如,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从细节上讲,比拍古装片还麻烦。拍古装片,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准确,但那个年代的人还活着。

我的兴趣不在重建历史,因为没有一个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全是想象。我拍《半生缘》的时候,研究旗袍的款式,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旗袍都是混在一起穿的。历史的片段是并立的,重建真实几乎不可能,而且工作量太大,未必值得,因为没有人会去电影里头看考证。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去拍一些纪录片。跟踪一个人五六年,让素材丰富一些,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