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尘世的污秽,安心踏上回家之路。2016年5月25日凌晨1时10分,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105岁。

杨绛出身名门,与文史大家钱锺书先生伉俪情深,钱锺书曾称其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杨绛绝少公开露面,但依然笔耕不辍。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

杨绛与钱锺书早年合影

杨绛晚年生活简朴,2001年,她将自己与钱锺书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杨绛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表示:“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

“低调本分,有自己的人生底线;传统又现代。年轻时多灾多病,最后竟以105岁的高寿谢幕。一生总是处于边缘地位,最终却成为名人。她的一生就是这么传奇。”昨日,与晚年杨绛保持“神交”的路遥文学奖国际研究中心秘书长、文学评论家于慈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杨绛的一生。

楼梯间的“神交”

今年春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打算和同事一起去拜访杨绛先生。“当时她的保姆对先生的身体状况比较乐观,叫我们天热了再去,彼此拟定好是六七月份,没想到先生竟然走了。”陆建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上一次拜访杨绛是在2013年,“她个子小小的,但感觉背后有特别强大的生命力,有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支撑她。”

“杨绛和钱锺书一样,特别爱提携年轻学者,对年轻人总是以鼓励为主。” 陆建德回忆道。

晚年的杨绛极少会客见友,有时为了避开访客甚至“躲去”医院,“我1987年刚进社科院外文所时,偶尔会在院里与杨绛有点头之交。”于慈江说,“2014年我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出版后,送了一本给杨绛,此后便开始了相互签名赠书的交往。”

于慈江表示,那时的杨绛听力已经下降了,他们的沟通主要靠保姆转述,“有时在电话里,还能听到老太太在旁边敲击桌子的示意声。”

无数次,于慈江就站在杨绛家安静朴素的楼梯间门口,看着保姆打开门后,阳光从水泥地上泻出来,再经由保姆把彼此的书传进去、递出来。有时,于慈江都快走出小区门了,保姆又打来电话说:“杨先生说来一次也不容易,又叫你回去再拿几本签好名的书。”

于慈江觉得,与杨绛先生在其家门前的楼梯间里通过相互赠书交流,称得上是“神交”了。“其实她家等着她签名的书有整整一摞,但她精力不好了,我那几本算得上是她最后的签名书。”他说。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一位忘年之交昨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去年5月22日,周有光在北京协和医院时,与杨绛先生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

“当时,109岁的周有光得知104岁的杨绛也在住院,就向杨绛保姆提出想去探望。杨绛先生觉得生了病,状态不太好,就拒绝了。”这名友人回忆,“后来周有光让保姆把他直接推到了杨绛的病房里。杨绛一脸羞涩,彼此说的第一句话是‘久闻大名’。”遗憾的是由于杨绛的婉拒,两位世纪老人的这次会面没有留下珍贵的照片。

“宁弯不折”

杨绛出身名门,父亲杨荫杭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但她为了支持钱锺书工作,婚后一直甘做“灶下婢”。然而,杨绛又并非只是生活在小小的灶间和书斋里。

工作中的钱锺书、杨绛

“要是读了杨绛年轻时写的戏剧,比如《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还有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会发现他们在人情世故上也是很练达的,看人性也有一双非常锐利的眼睛。”陆建德说,杨绛和钱锺书都强调要学外语,认为这是多了一双眼睛,“所以他们看到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

“她性格上比较‘藏’,有比较尖锐的地方,但是努力做到内方外圆,这是不容易的。”于慈江认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杨绛和钱锺书的人生态度是“宁弯不折”,而傅雷夫妇则是“宁折不弯”,这也让钱、杨两位先生曾面临一些“求全之毁”,“其实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值得尊敬的。”

杨绛曾说,自己一生就是一个零。于慈江解释,杨绛当年想读清华本科,谁知遇上清华不在南方招生。和钱锺书留学回国后,两人中又只能有一人成为清华的正式教授,所以她的人生始终处于比较边缘的状态,这也促使她养成了后来外界所形容的淡泊性格。杨绛的头衔很多,翻译家、作家、学者,不过对于这些称呼她都看得很淡,她认为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就是女儿钱瑗。

杨绛译注作品《斐多》

外界对于杨绛的翻译作品《堂吉诃德》、散文《我们仨》等知之甚多,忽略了杨绛的学术成就。“诸如《奥斯汀小说有什么好》、《翻译的技巧》等文章写得非常有见地,也可以当大散文来看。不过她每个时期的学术文章都是反学术潮流的,比如她很反感学术‘八股文’。”于慈江说。

陆建德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得知杨绛去世的消息后,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好好读读杨绛晚年翻译的《斐多》,这是古希腊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的著作。“她选择翻译《斐多》是有自己的精神寄托的,想强调精神不灭的信念。因为《裴多》里面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苏格拉底就义前从容不迫,还在同门徒侃侃而谈生死、灵魂这样的重大问题。杨先生通过她的翻译一是寄托对钱先生的哀思,另一个更大的意愿就是,让人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看到一种强大的良知。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省。”

“和谁争我都不屑”

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是文学领域少见的横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作家。于慈江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去世确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离去。

“她家住在一幢部长楼里,是全小区唯一没有装防护窗的,也是唯一地上还保持着70年代那种青色水泥地的。所以联想到杨先生前几年写的那篇小散文《俭为公德》,就会发现她保留了老派的勤俭、不尚奢华、追求实质的精神。这在当下是越来越稀缺了。”

陆建德也表示,如同钱锺书一样,杨绛身上经常也能看到超越的精神,“很少讲自己,一直相信要超越小我,忘情于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不管是写作还是翻译,而且要忘记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欲望。所以他们读书、写作、译著是和生命融为一体的,是快活的,不求图报的,这种精神在今天很让人感动。”

采访过程中,于慈江还向记者背诵起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在暮年写的《生与死》片段:“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晚年非常喜欢的诗歌,在于慈江看来,也可以作为杨绛一生的写照,“人生可能就是这样,越不在乎就越放得开,有可能得到的更多。越是计划,可能越难超越很多东西。”

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钱瑗和钱锺书相继去世,接连遭遇丧女、丧夫之痛的杨绛却异常坚强,形容自己是留下来“打扫战场”的人。钱锺书去世时,留下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此后的岁月中,全靠年迈的杨绛一人悉心整理。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又得以面世。

杨绛百岁之际罕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战场”终于清理得干干净净,105岁的杨绛安心回家,他们仨终于能团聚了。

钱锺书、杨绛、钱瑗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