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3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发表的《钱商》一书,强调大型商业银行要重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履行好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多年从业者,最近读完此书体会颇深,深刻感受一国总理对金融工作的良苦用心和殷切期望。
一、《钱商》首先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
在《钱商》一书中,阿瑟·黑利讲述了排名位列美国前20的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在十字路口的道路选择,将如何影响银行的长远发展。
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非常关注社区服务,拥有大量的小额储户,并积极为旧城区改造项目提供融资。但是,当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总裁、银行创始人的孙子班·罗塞利突然去世后,在竞争银行总裁接班人的过渡期,两位候选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两位副总裁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副总裁罗斯科·海沃德认为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努力营销到美国最大企业之一的超国公司的贷款业务,并试图将本来承诺投放于旧城改造项目的贷款资金转投给超国公司。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副总裁亚利克斯·范德沃特则坚守银行传统价值观,认为绝对不能削弱对社区和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承诺,并积极推动扩张银行社区服务网络的工作。
前者一度风光无限,但很快因超国公司破产倒闭而使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陷入巨额亏损险境,最终也导致自己走上人生绝路;而后者则因零售网点扩张成效显著,特别是在带领银行应对超国公司倒闭而引发的挤兑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而最终被选为银行总裁。
《钱商》一书中,既有银行副总裁之间经营理念的针锋相对,也有与上市公司高管权色交易的沆瀣一气;既有假钞、假信用卡泛滥的金融漏洞,也有银行安全部门历经磨难最终捣毁制假犯罪团伙的坚定信念;既有财经评论人的“精明”尖刻,也有通胀高企、美元贬值背景下公众对美国金融体系崩溃的惴惴不安;既有表面上即将升任高管,背地里却盗窃巨额现金的道貌岸然,又有监狱中艰难生存,假释后卧底黑社会团伙的动人心弦;既有单身母亲又遭诬陷的生活苦难,也有灵魂伴侣冰释前嫌的情比金坚;既有社会上流人士觥筹交错的声色犬马,也有底层民众平静而有礼貌的巧妙维权。《钱商》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一幅金融社会图谱和一系列人物的悲欢命运,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根据《钱商》改编的电视剧曾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集之一,获得过四项艾美奖提名。
二、《钱商》揭示了企业经营的一个核心问题
《钱商》一书虽然描述的是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道路选择,但却反映了企业经营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企业究竟应该股东利益至上(shareholder)还是兼顾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有观点认为,企业进行商业化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内在属性。这种观点不能说不对,但只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20世纪早期特别是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对企业属性认识的日益深化特别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和管理理论的不断演进,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早已被大多数人锁进了历史的保险柜,取而代之的是主张企业要同时兼顾股东、员工、社区、国家、客户乃至供应商等各相关主体的利益。
实际上,股东利益至上和兼顾利益相关主体,看似目标不同,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即关注利益相关主体最终还是为了服务股东。比如,20世纪初,美国福特公司将T型车售价从850多美元大幅下调至300美元以下,表面上看是为了让普通工人都能够享受到汽车所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实质是福特一世认识到买得起汽车的人越多,福特公司的汽车销量也越多,最终给福特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
也有学者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早期的企业包括大企业多数都是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管理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福特一世和福特二世。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创始人包括其家族后人逐步退出企业经营管理层,作为代理人的职业经理人开始走上前台。更为关键的,现在多数大企业都是上市企业,企业股东众多、持股分散,很多上市企业根本都没有一个单一控股股东,一些持股较多的机构持股者本身也是作为受托代理人存在的投资基金。这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上市的大企业来说,在经过了层层委托的代理链条之后,股东已经虚置,而董事会、管理层、员工、客户、社区、政府却是实实在在的,从以股东为中心转移到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事实上,多层委托代理制下的股东虚置,还不足以构成企业从股东至上转向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条件。按照现代企业理论奠基人科斯的观点,企业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外部成本过高而形成的一组契约关系。科斯的企业理论主要回答了企业为什么会生产以及企业的边界问题,却并没有回答企业到底是为谁而存在的问题。按照之前股东至上的理论,企业就是为了股东赚钱而存在的。对于小企业来说,这一答案似乎没什么争议。但对于大企业,却没有这么简单。
在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企业股东(多数时候也是企业创始人)固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很多相关主体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很难对每个主体的作用进行一个精确的价值贡献度测量。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企业倒闭了,谁受到的伤害最大?对于小企业,答案很可能是股东。但对于大企业、特别是上市的大企业,大多数股东在其中只是投入少数资本并承担有限责任,本身就内含着较高的道德风险,他们有动力愿意承担过度风险,而一旦发生损失也只是其投入的那一小部分。但对员工、供应商和社区来说,该大企业可能就是其全部收入和尊严的所在,企业倒闭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站在政府和社会的角度,企业固然是市场的产物,但却也是政府的产物和社会的一部分。所有企业都需依靠政府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也都经由政府颁发营业执照,因此企业的成败与政府的作为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
这告诉我们,企业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一旦做大做强之后,就成为超越股东之外的独立社会存在,所谓“儿大不由娘”。大企业都有很强的外部性,虽然也要考虑股东利益,但更多时候,大企业需要考虑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企业法人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尽可能基业长青。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欧美大企业的董事会的董事并非都由股东挑选,大企业的裁员、并购等行为受到很多法律约束的原因。从法理上说,股东对企业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但企业对自身行为承担的却是无限责任。
三、大型商业银行承担着更高的社会责任
《钱商》一书反映了现实世界所有大型商业银行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究竟是应该专注于为利润丰厚的大企业提供服务,还是应该兼顾甚至更多为利润相对较低但更能体现社会责任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换句话说,大型银行应该积极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吗?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格局。从国家层面看,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帮助减少贫困。从社会层面看,普惠金融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对抗疾病、死亡、失业等冲击,并保护他们免受高利贷的控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银行自身层面看,普惠金融可以提高银行美誉度、带来大量低成本的资金,而且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最终为银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显而易见的公共属性。商业银行承担了社会资源配置职能,影响千千万万个存款人或者贷款人的利益调整。但以资产负债错配和法定高杠杆的方式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也放大了风险并有可能危及整个经济运行。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活动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化为同一可计算的量,最直接最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伴随着一切特性和价值的货币化,金融开始对社会经济产生制约和控制,金融活动已经内置于整个社会体系内部。任何社会经济主体,无论是否参与金融活动,都要受到金融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以经济主体自身的感受为标准,而是直接以社会财富象征和社会效用变动的形式呈现,并为此做出反应。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认知,《钱商》中的银行创始人定下一条规矩:“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必须带头认购、销售本州小城市发行的公债。这项业务无厚利可图,但也不会赔本亏损。不过,这是一项造福公众的意义重大的服务项目,同时又能把这些小城市居民在本行的存款还一部分给这些城市。”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创始人把这作为自己的一种内在道义责任,银行副总裁亚利克斯则深谋远虑地把这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和监管要求的必然选择。现实中,在小说故事发生时间的30多年之后,美国出台了强制要求银行履行社区义务的《社区再投资法》。
这与其说是外部强制要求,毋宁说是对大型银行公共属性和独立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发现。大型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动力其实源于银行自身的深层次基因,这是大型银行作为独立主体追求永续生存、分散风险、稳健运营的内在选择。在银行业漫长的发展史上,有很多银行倒闭,但很少有一家大型银行因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而陷入困境。相反,《钱商》中的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之所以最终挺过了超国公司的冲击,恰恰也是得益于其经营多年的良好客户关系和坚实社区基础。
四、中国需要更多名副其实的“钱商”
过去几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按照“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对三农、保障房、金融扶贫等普惠金融性质领域的贷款投放不断加大,金融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金融供给明显改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满足“三个不低于”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个最大的困难在于,正如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那样,各家银行内部对于如何分配金融资源一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将资金投放于收益率更高的大客户,还是将资金放给成本高、收益薄的小客户。
在这方面,各家商业银行之前也做了很多探索,但5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决定,可以说是为大型银行破解普惠金融服务困境指出了一条道路。从宏观意义来说,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是金融供给侧弥补结构性短板的重要举措,国家据此可以为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提供税收优惠、风险补偿、差异化监管方面的各项配套,扶持政策也将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现实意义来说,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也是大型银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通过独立的人、财、物计划,大型银行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普惠金融领域,为普惠金融落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大型银行公共属性显性化提供了可能,从根源上发掘了潜藏于大型银行内部的普惠金融基因,解决了大型银行内部赚钱与责任两种基因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对大型银行公共属性认识上的一个升华,将激发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内在动力。
阿瑟·黑利在书中提到,献身于金钱、商业、利润等,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献身不是盲目行为,而且献身的同时始终得考虑道义、财富的合理分配和银行的道德准则。无视变化的人,事业绝不可能兴隆,只有预见到变化并努力适应变化的人才能赚钱。中国古人亦有训,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银行不能只看大企业不关注小企业,甚至“晴天送伞、雨天撤伞”。大型银行应率先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发挥好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虹吸效应和示范作用,并带动中小银行设立事业部或专营机构,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钱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