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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承载记忆

来源:互联网

著有《尘埃落定》的阿来,向来给人以擅长宏大叙事的印象。他的另两部长篇《空山》和《萨格尔王》,继续关注社会、历史、种族等大视野主题。

但阿来今年4月出版的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却将着眼点放在了身边的一草一木上,文风轻盈而随性,书写的是生活中的平凡情趣。为了保持行文的松快,他甚至刻意不涉及植物学和药理学对草木的判断。也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首鼠两端,正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的病灶所在。”

痴迷于花的男子

“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在作家迟子建笔下,阿来是个十足的爱花之人。“无论是在新疆、黑龙江,还是在俄罗斯、意大利或是阿根廷,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

阿来对草木的热爱有来头。位于青藏高原南麓、四川盆地西北的马尔康县是他的家乡。那里草木品类多样,当地百姓的生活与草木休戚相关。“那时,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就与草木打交道。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入药,各种木材可以派什么用,我们都很清楚。”阿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渐渐地,他不再满足于认识草木,而是希望建立植物方面的系统知识。阿来开始寻找植物学的书籍,慢慢学习积累。

刚开始,阿来对植物的观察仅限于青藏高原以及附近地区,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纷繁多样的区域。不仅因为他生长在那里,也因为工作的原因让他有很多机会前往采风。

“本来,我想系统地写一下青藏高原的风物。”阿来表示,“说青藏高原不能老是说寺院、喇嘛,青藏高原很丰富,需要讲一些别的东西。”

即便是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不要玩物丧志,阿来仍自得其乐地继续探索植物王国。“并不是每一分钟都要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去看书,我也想看看和自己专业无关的书。走到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之后,我往往选择去当地植物园看看植物,或者随处游走、观察植物。”

美比口号有力

2010年旧病复发,阿来无法及时登上青藏高原探访花草,也无法书写多年积攒下的草木知识,却触动了他观察身边一草一木的心愿。

病中,阿来曾在锦江边与一株腊梅相遇,那股馨香帮他克服了手术前的不安。于是,在春寒料峭中看梅花成为阿来术后出院的第一件事。之后,早已对观察草木上瘾的他一发不可收:腊梅之后,便是初春的玉兰、海棠、梅、桃、李、杏,直写到这个城市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芙蓉。两年的时间,阿来将这座城市繁盛的花事从春至秋写成了一个系列。

趁着书写成都花事的机会,阿来寻访的足迹漫布浣花溪公园、望江楼、塔子山、牡丹园、杜甫草堂等地;而他的笔端又与杜甫、杨升庵、薛涛等文人的诗歌对话。拍摄植物、检索资料、撰写花事,一路下来,“这个瘾过得,比有了好菜想喝二两好酒自然高级很多,也舒服很多。”阿来在新书的自序中写道。

闲谈花草也可以视为对自己身处环境的检视。“中国人大都关注人、人与人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文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关注却不多。”阿来说。

“环保的口号显得空泛,而由丰富的审美生发出的对自然的热爱则显得更为具体、有效。虽然我们会说环保,但有时候,口号其实生硬、空洞。当这些说法太空泛时,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阿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城市的集体记忆

《草木的理想国》中记录的是成都的繁盛花事。其间,既有花草的形状和色彩,也融会了自己的生活感想、植物学知识以及花与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录。“旁征博引”是这些散文最为明显的特征。每写一种草木,阿来都引用了相关的古代诗词或是典籍,配以对词句背景的解读与自己的感怀。

之所以在行文中大量提到诗句,是因为历代文人的题咏正是草木与城市的历史相连的纽带,正是因为这些,阿来才能够借着草木切入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诗经开始,人们就在歌唱各种各样的植物。历代文人墨客来来去去,也在成都留下不少对花木的题咏。因而,草木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之一,是寻找一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切口。”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说。

对成都来说,芙蓉无疑具有特殊意义:成都被简称为“蓉”已有上千年历史。阿来在撰写散文《芙蓉》时,将雍容明丽的芙蓉花在诗歌、典籍、传说中与成都显现的联系一一开掘。在阿来眼中,一个地方的植物如同一个地方的古建筑,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特色的载体。采访中,他也因为城市景观被外来植物包围而流露些许遗憾:“一座城市景观上的主调应该是那些与集体记忆相关的植物。自己并非排斥种植外来植物, 只是它们身上没有有关城市的记忆。即便很好看,也不能取代一些本土植物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意义。”

不谈经典

第一财经日报:你说过“现代人谈经典是乱弹琴”。那么,经典在你眼中有什么标准?

阿来:我自己也没有能力辨识出经典。我当时说这句话有一个缘起。一个朋友编一本书,书中收录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是经典。我的东西也被收录到里面,他要我写一篇谈论经典的文章。但是,我自己首先不认为自己的东西就是经典。我也反对非常匆忙地下结论。在谈论经典这个词的时候,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现在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影响很大,他们需要树立一个经典。但究竟是不是,还要再看。另外,这十几年来,市场化影响很大,商人们为了他们的利益也在主推他们制造出来的作品,以至于一个东西刚出来就被冠以经典的名号。

我觉得,文学史上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学能够指定其经典,或者,也根本没有书写经典的焦虑。杜甫也没有说我写的就是经典,他们只不过是在认真地写。今天,一个东西刚出来,我们就急于下结论。真正的经典是要隔开一段时间去远观的。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要由后人下结论。

日报:你曾经说“现代人精神高度下降得匪夷所思”。这种下降体现在哪些方面?

阿来: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点就是审美情趣的下降。以前人们看到牡丹写牡丹、看到芙蓉写芙蓉,但现代人有时会对它们视而不见,更不要提描述和表达他们。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愤怒的人,我只能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在我能够作为的领域发表议论。

日报:今年4月,你在伦敦书展上发表了题为《文学对生活的影响力》的演讲,你好像对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比较失望?

阿来:整个社会的氛围如此。但这不是时代的责任,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责任。美国人有那么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历史,却还有那么好的主流文学,那么好的音乐。但是,别人有市场经济,又有文学、艺术,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更多地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应该动不动把责任推给时代。

日报:《科幻世界》在你担任主编的时候,运营情况比较理想。文学理想和盈利压力之间,你是如何权衡的?

阿来:我当时编的杂志还是一个畅销杂志,发行几十万份。当时,我们没有国家资金的支持,但也活得挺好。我对市场的理解是这样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积极的、消极的因素。就看我们做出版的人是把哪一部分因素当矿藏来挖掘。我觉得,我们做文化还是要多挖掘积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积极方面的要求。

人物档案

阿来

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和《格萨尔王》,以及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草木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