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心理压力过大,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
北师大教授许燕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课程。一位官员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又一名官员死于“心病”。2011年9月21日,沈阳警方发现一具水面浮尸,经DNA比对确认为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袁卫亮的遗体。警方消息称,这位47岁的副厅级官员7月29日被确诊患有抑郁症,不到两个月后因精神抑郁溺水自杀。
这应该是一个月内第四名自杀的官员。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死因大多指向心理问题。
当然,自杀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极端表现,更多官员遭受焦虑、抑郁、失眠、多病的折磨。在权力光鲜的表面背后,一些扭曲的官场怪现象扭曲着官员的心灵,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而官场环境又决定了他们的“心病”难为外人道,压力无法纾解。许多案例和研究都证明,中国的“官心病”已相当严重,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级至部级,皆难以幸免。
那些抑郁的官员们
今年最广为人知的官员自杀事件,当属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的“11刀”,离奇的死亡方式一度引发舆论对官方“自杀说”的强烈质疑。“从心理学上看,用这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自杀,有时是用生理的痛去压抑其心理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燕经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方面的课程。有时,她遇到的官员会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在许燕看来,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确实不容乐观。她现在的每一次讲课,总能得到热烈共鸣。她在课件中列出“心理枯竭”的六大特征,台下许多官员听了之后迫不及待发言:“我们全都有!而且最严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
心理问题给官员们的影响,重则罹患心理疾病、寻短见,轻则带来生活上的许多困扰。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也接触了大量官员。他发现,失眠是困扰很多官员的大问题,而“失眠又是不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史同时担任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的主任。
除失眠外,史占彪还发现不少官员有疑病倾向和强迫倾向。前者是总怀疑自己身体有病,害怕在工作中猝死,保持高度戒备的心理,吃了不少冤枉药,消耗了不少滋补品;而后者是要求做事万无一失,行事风格谨小慎微,事必躬亲,活得很累很辛苦。
就连不少官员所面临的身体健康问题(详见南方周末9月1日《请领导注意身体——官员群体健康状况调查》),背后也是心理问题在作怪。“比如一些人的肥胖问题,并非是吃得油腻,久坐不运动,很大程度是心理压力导致人体内的皮质醇(一种由肾上腺分泌的类激素——记者注)偏高,导致免疫功能受损,睡眠不佳,骨密度下降,腹部脂肪增多,学习记忆功能下降,情绪压抑沮丧,甚至生殖功能失调。”许燕说。
一名中央机关干部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在处级时工作出色,提到副局级一年后就开始生病,身体难受,无法工作。他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却发现各项指标都正常,很难找出生理上的病因——事实上是心理压力导致了他的疾病。
制度不健康,心理难健康
以往,自杀即“畏罪自杀”,但现在这四个字已越来越无法解释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例。纪检部门发现,主动结束生命的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分子,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
为什么好干部也会自杀?问题引起高层的重视。
借助心理学研究,“黑手”渐渐被廓清——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当官面临的压力超过许多职业。“我们研究发现,国家机关干部所面临的压力在社会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史占彪说。
压力源于何处?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
这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龙立荣的分析接近。在龙看来,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大;二是责任政府之下,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牵连。
除拆迁、信访等特殊岗位官员外,纪检、审计、药监等部门官员也是心理负荷大的群体,他们没有审批权限,总是得罪人,接触社会很多阴暗面,面临很多诱惑,因此成为心理专家眼中特别关注的群体。需要经常出差的办案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则更糟糕。
根据许燕的调研,就官员的级别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中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由压力导致的心理枯竭程度最严重。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对3500余名干部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越往高层,心理压力越小;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
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底层官员则相反。
但无论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目前的升迁体系下,有限的岗位满足不了很多人的职业追求,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又令升迁规则不明晰。未被提升的一些人会因为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出现很多心理反应。
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一位专家提及,有一名厅局级女干部,能力很强,提拔速度很快,但到厅级后,发现工作复杂,开始失眠。尤其令她困扰的是,有几个处长她管不了,想换人也不可能。她感觉茫然、无奈,无法突破行政体制的牵制,渐渐出现心理问题。
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
在许多专家看来,官员所面临的特殊压力来自官场的不佳环境——无论是纪检、审计部门官员面临的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时的压力,实质都与不健康的制度有关。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话说就是:“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不敢说,不敢写
对官员而言,与越来越大的压力输入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压力输出渠道。
官员并不缺心理咨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然而真来求助的人不多——咨询中心一年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提职。
对仕途的担忧,的确是官员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的重要原因。当下中国对咨询内容保密做得并不好,官员们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的心理问题传出去,被解读为不胜任某个职位。
许多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咨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份,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袒露心迹。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与普通人向朋友倾诉来解决心理压力不同,官员们也难以从人际交往中排解压力。根据一项两千多位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参与的测试结果,三分之一的人人际交往差或较差,他们不愿意与一般人过多接触,在接触中感受不到亲密及相互信赖的关系。
“官员们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心理支持和愉悦感,比一般人要少。”史占彪分析说,“他们因身份所限,不能建立过多、过密的人际关系;而且他们的人际关系多是事务性、职业关系,理性因素多,感情因素少。”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霉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承担后果。不能只看到权力,权力背后有很多常人难忍受的生活状态。”
这种孤独的状态随官职提升会不断发展,越到高层,朋友越少,“高处不胜寒”。
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股潮流。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找到他,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
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告诉记者: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心理测评屡遭“破解”
日趋严重的官员心理问题已经受到中央和各地密切关注,各种有关干部心理健康的讲座、书籍风靡一时,浙江等地还开展了公务员心理健康促进试点工作,省委书记几度批示。
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也被公开讨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增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领导需要具备决策能力和思考能力,一旦心理出现问题,这些思维功能就无法正常运转,你就会发现这个干部越来越不胜任了。”许燕说,“紧接着,就会出现逃避责任的问题,人在身心枯竭的状态下,没有力量承担责任,会躲避、推卸责任。”
组织部门亦与时俱进,在干部考核中愈发重视心理健康指标。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干部选拔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因为原有的一些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了。
“按道理说,这些测量工具都应该是保密性的,但现在都不是保密的。”许燕说。针对干部的心理测评方式,正不断被专门研究应试的人破解,令测试者无法通过测评得到真实数据。唯一的应对措施只能是不断研发新的测评手段,而新手段用了若干次后,会被再次破解。
这正是中国“官心病”的恶性循环: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
◎官员群体健康状况调查
研究发现,银川市副厅级以上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总患病率远远高于该市普通居民,甚至比银川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慢性病总患病率都高。
在中国特色的官场,官员们在权力与责任的重压下,一系列疾病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
这正是5年来,宁夏医生赵辉的发现。身为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干部保健科医生的赵辉,和同事们对银川市副厅级以上官员和正高职称知识分子的三次健康体检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银川地区官员群体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总患病率远远高于该市普通居民,甚至比银川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慢性病总患病率都高。
赵辉发现,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压这些威胁官员身体健康的“职业病”,与应酬喝酒、长期以车代步等官员特有的工作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官员的健康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越是级别高的官员,健康问题越是秘密。不过有限的研究和采访,结果都显示,官员们尽管享受公费医疗、定期体检、干部病房等优厚的医疗条件,他们的健康状况却难如人意,在一些地方甚至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不良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影响官员们的公共决策,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官员们的健康逐年恶化
“5年中,银川地区厅级干部及正高知识分子人群的健康状况逐年下降。”2008年8月,赵辉在《宁夏医学院学报》与人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与当地官员健康有关的论文。
赵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宁夏区有些领导干部正好在其所在的医院体检,手头上掌握了一些数据,有机会写了该论文。
成为赵辉论文样本的,是5年中3次在该院体检的102个省直国家机关、大学、科研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副厅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体检结果显示,2002年1991人中查出患慢性疾病的人数为1852人,患病率高达93%,健康的人只有139人。
此后两次体检的数据,证实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2004年参加体检的2181人中,患病者达2038人,患病率为93.4%。2006年参加体检者2528人,健康的只有119人,患病者2409,患病率高达95.3%。
赵辉等关注的慢性病,主要是代谢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高尿酸等。
赵辉发现,银川市副厅级以上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总患病率远远高于该市普通居民,甚至比银川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慢性病总患病率都高。当时,银川城市普通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只有23.5%,社区老年人的慢性病总患病率也不过80.1%。
这与其他的研究相吻合。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其中血脂异常37.8%、血压增高18.9%、血糖增高10.3%、脂肪肝36.9%,这些都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5%-10%。
医生们除了关注官员群体的患病率是否比普通人高,还关注官员群体哪些疾病比较普遍。
赵辉在论文中指出,5年中3次体检都显示,副厅级以上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被查出最多的病一直都是高血脂。2002年,参检的官员所患慢性病的第二、三名分别是高血压和脂肪肝,2006年脂肪肝跃居第二。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2009年河南濮阳市疾病控制中心于海泉发表的论文称,当地参加体检的689名干部,疾病检出率较高的分别是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
官员们的健康状况并不限于上述疾病。近年来各地不时发生官员因抑郁自杀等情况,显示出随着政坛生态的日渐复杂,官员群体中存在不少心理问题。
北京小汤山医院曾对在该院进行体检的1055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官员的文化程度越低,强迫症状、抑郁越重,行政干部的焦虑分高于司法机关,企业管理干部在偏执分上高于行政和司法干部,企业管理干部的精神病性因子分高于教师和司法干部。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一百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生理心理的问题,导致各地不时出现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2010年1月30日晚,浙江省温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河参加公务招待,发觉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具体原因语焉不详。
“饭桌上应酬太多了把命都要送掉的”
“长期从事干部保健工作”的赵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领导干部接待任务重,应酬多、大量饮酒,可能是普遍患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的主要原因。而高血压,则可能是因官员们工作压力大引起的。
2011年8月26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该院曾收治的一名县银行行长的病例。
该行长的妻子称,1977年,丈夫从财政学校毕业分配到县银行计划股,很快当上计划股长、信贷股长,经常被企业请酒。后来他当了办公室主任,迎来送往要陪酒。后在副行长、行长位置上,又干了近8年,吃喝更推不掉。47岁时,他因慢性酒精中毒造成记忆力减退,弄丢了重要的银行票据,只好下岗回家。
这位前行长的病历记录:“患者于3年前因应酬较多,经常在外饮酒,每次约一斤左右。后渐出现记忆力减退,忘记自己在哪,东西找不到,智力下降,有时糊涂,到处跑。”其主管医生朱志先判断,该行长的病是因为酒精损害大脑后一步一步发展的。
在2010年7月发表于《临床医学工程》杂志的《中山市干部群体高尿酸血症发病情况调查》中,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李静等称,2009年在该院体检的1566名处级以上干部中,695人患有俗称“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患病原因可能是他们日常饭局较多,饮酒过量。干部退休后应酬减少,患病率也因此降低。
赵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较当地厅级干部与正高知识分子患病的情况发现,厅级官员的患病率高于后者,“这可能与行政领导在工作中经常参加应酬以及饮酒和生活压力比技术人员大有关”。
2008年,山东省高唐县对该县10个县直机关960名官员进行体检,发现高血脂、脂肪肝等病高发。该县疾病控制中心韩玉红对上述体检结果分析称,“肉类等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摄取量增加,导致脂肪蓄积,机关干部尤为明显。此外,机关干部公务应酬较多,饮酒频繁,损及脾胃,引起血脂升高。”
“有些病,就是吃出来的。在我们国家,有些官员把吃当作特权,吃多了有什么好处?饭桌上应酬太多了把命都要送掉的。”江苏省一名长期从事干部保健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还披露,公职人员痔疮比例比普通脑力劳动者高出9.5%。研究人员称,究其原因是与公职人员长期伏案工作、缺少体育锻炼等职业特性有关。韩玉红说,机关干部压力大,免疫力下降,绝大部分时间是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工作,很少有人规律性参加体育锻炼,导致各种疾病高发。
而对于官员的心理疾病,曾对北京地区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过调查的小汤山医院医生徐虹撰文指出,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强迫、抑郁症状较重,与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标准高、做事要求完美有关。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洞察个人和社会的能力较强,自我调节能力较强。
徐虹认为,30-40岁的干部偏执、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严重程度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干部,与这个年龄段血气方刚、对工作和前途的要求较高、此阶段工作强度和生活压力都较大等因素有关。
公费医疗保障不了官员的身体
官员们的健康状况,与他们在中国享受到的医疗待遇情况,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公费医疗、定期体检、干部病房……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相比,各级官员群体都能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良好医疗服务。
2011年8月29日,参与江苏省官员体检三十多年的江苏省人民医院预防保健中心主任朱广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最早参与官员体检,是“文革”结束不久的1979年。当年,江苏省开始组织省级机关干部体检,“当年体检是政治任务”。
朱广家介绍,当时的定期体检是机关干部的一项福利待遇,但项目比较简单,主要是查传染性疾病。到上世纪80年代,南京几家大医院相继有了专门的体检组,专门为机关干部服务。再后来,体检才逐渐普及到一般老百姓。
2009年,时任中国医师协会秘书长陆希祥曾披露,目前公职人员体检一般都是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每年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体检标准。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官员们定期体检所耗费用,也由各级财政埋单。
与此相应,与各大医院一般都设有干部保健科一样,各省主要医院一般都还有干部门诊、干部病房,专门为干部群体提供服务,医疗条件都要远远好过普通病房。
不过,良好的公费医疗并不能保证官员的身体。在官场的封闭体系中生存和竞争,只能顺从官场的游戏规则。对于他们而言,有些酒之所以难以抗拒,即使拼上性命也要喝。这关系到他们和领导、下级的关系,他们的处境、政绩和政治前途。
河北某县政府办一名副主任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次帮了南昌铁路局一个忙,该局有关领导率一桌铁路人向他敬酒,每个人都是一口气干下一大杯白酒。后来在与铁路人士的另一个酒局上,他获知邻县得到了一个高铁项目。不久,他通过关系成功从邻县夺取了该项目。
这名并不显胖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有高血压,酒量也并不大,但有些场合不得不拼着喝。
职务较低的官员被上级领导要求喝酒,在基层官场也十分常见。
2010年2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现场旁听了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涉黑案庭审。文强当庭供述,2006年春节受重庆解放碑大世界酒店老板马当邀约,到夜总会饮酒唱歌。因自己不习惯喝红酒,文强打电话给酒店所在辖区的解放碑派出所所长叶某,要其前来代替自己给马当等人敬酒。
文强说,解放碑派出所所长过了十多分钟才到,自己当着众人的面责怪该所长:“按规定公安机关要求三分钟到现场,你看这都几分钟了”。随后,该所长被迫逐一敬酒。
8月初,山东枣庄一名科级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官场上喝酒,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时候十分无奈。“有些领导很霸道,你必须向他敬酒,结果你喝了他不喝,还要求你替他喝掉。”该官员称自己参加酒局经常随身带药。
2011年7月17日出版的《半月谈》报道称,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广西某市乡镇领导一年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广西百色市某乡镇书记称,现在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你要是接待不好,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被那一票给否决了,就什么都黄了。
今年以来,对于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三公”消费公开,公众呼吁持续不断。不过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对此讳莫如深。不过从有限的公开信息看,官员们频繁的接待应酬,耗费巨额的公款,仅酒的开支就非常惊人。
2007年1月,河南信阳市委下发红头文件,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后,市委书记王铁公布了一系列让人咋舌的数据:“全市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招待费节约了30%多,仅酒一项开支,信阳就节约了近4300万元。”
酒喝少了,官员的健康状况却好了。2007年7月,信阳市处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一次体检,有127人患有与酒有关的疾病,而2006年同期有252人患了与酒有关的病。
◎倒在“门”前的官员们
近期的官员“门事件”渐趋频繁,不同事件间的示范效应也逐渐显现。虽然反腐专家说依靠“门事件”监督官员“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目前看,这种滑稽的事件一直保持有增无减的态势——它们暗合着公众的社会情绪,又往往具备一定的娱乐化传播效应。
不出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至少有6名官员碰到了“门”。
2011年6月中旬,广州市白云区一街道办主任刘宁身陷“艳照门”,多个网站、微博流传了他裸聊的照片。其后不久,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两人“有图有真相”的“艳照”又先后引发网民的热烈围观。
还有两起“开房门”——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与情人调情相约开房被发现,而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院长范海涛疑似与某女官员“开房”的过程则被监控录像视频拍下,发到网上。
近日,一出“短信门”又上演。一位网民发帖称捡到一部手机,其中有与情妇的“激情”聊天记录,该手机被指为贵阳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王先贵所有。
事发后,根据官方消息,以上6人均接受了调查,其中3人已经被免职,有的还将因违法行为接受处罚。
因形形色色的“门事件”落马,已成为中国官场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每年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多达4万人左右,而这些卷入“门”中的官员大多数违纪情况并不算最严重,但他们却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官员。
“门”是如何“建成”的?
将丑闻,尤其是政治丑闻冠之以“门”的称呼,起源于美国的“水门事件”。该事件揭露了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总部水门大厦内安插窃听装置,打探竞选对手备战选举情况的丑闻,并最终导致尼克松成为史上第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
后来,又有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陷入所谓的“拉链门”。
不过在中国,被套上“门”之名的种种政治丑闻,则基本发生在较为低级的官员身上。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近年来发生的15起“门事件”发现,近七成的涉案官员级别都在正处以下。级别最高的则是陷入“公共情妇门”的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和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与“色”有关的“门”占据了此类丑闻的大多数,也是最吸引眼球的一类,官员们某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撩拨着人们窥私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丑闻已经由“小姐反腐”、“二奶反腐”发展为更为广泛的监督。近两年出现的一些香艳新闻,有的仅与私德有关,并不涉及违法违纪行为。例如,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宁的“裸聊门”曝光后不久,白云区纪委、监察局称,已对刘宁进行调查,暂未发现刘宁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过,纪检机关同时指出,已经“通过组织谈话提醒他不论在任何场合都应注意个人形象,检点个人行为”。
仅次于“色”的便是“财”,此类事件大多牵涉贪腐,最有名的当属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天价香烟门”。
还有一类“门事件”与官员的说话有关,一些“雷人雷语”很容易酿成民意沸腾的事件。比如2010年7月南京化工厂爆炸案发生后,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逼问现场采访的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由此酿成一桩“直播门”——此类“说话门”一般也不涉及贪腐行为,更多是对官员心态的一种监督。
至于这些“门”是如何“建成”的,则新的传播技术“居功至伟”。“这些被曝光案件的严重程度远比不上官方自己调查披露出来的涉及几个亿的案件,但是为什么这类‘门事件’比较火?就是因为其中有新媒体、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说。
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印证了倪星的判断——绝大部分“门事件”的起源地都是互联网。其中,又以论坛发帖曝光的形式为主,2011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光渐成新趋势。
从事件发生的密度来看,近期的“门事件”渐趋频繁,不同事件间的示范效应逐渐显现。“天价香烟门”曝光后便有网民着力从新闻图片入手,调查官员们的“手表门”;广西来宾烟草局局长的“日记门”之后不久,又有湖北恩施公安局副局长的日记流传;近两个月的各类“艳照门”更是集中爆发。
牢狱之门还是旋转门?
对于那些选择在网络曝光丑闻而非去纪委举报的发帖者而言,显然是看中了网络生成“门事件”并进而推动对相关官员调查、处理的有效性。
确有不少“门”最终成为了涉案官员走向铁窗生涯的通道——因“天价香烟门”案发,最终获刑11年的周久耕就是一例。
“纪检机关是有人专门注意这类事件的,如果某起事件很轰动,影响力很大,相关部门的注意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曾在最高检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反腐败案件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来源渠道,近些年来,网络上流传的各种‘门’就是一个信息的重要来源。”
相关地方政府对于五花八门的“门事件”也没有小看,且已逐渐形成一种应对模式。南方周末记者统计,“门事件”被曝光后,相关政府或纪委几乎都会组建调查组进行调查,或召开党委常委会决定对当事官员的处罚,以应对民意。免职的处罚决定更屡见不鲜。
有时候,这种调查和处罚非常迅速。比如8月1日“疑似河南汝阳县某人大主任艳照曝光”的网帖出现,8月3日下午该县党委就做出决定,停止当事人田汉文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处理决定中特意提出“待相关问题查实后,按有关规定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另外有意思的是,上文述及的被认为“暂未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裸聊门”官员刘宁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亦被免职,但相关方面并未通报免职原因和后续调查结果。
有些地方应对此事时显然还有待进步。同样是官员艳照被曝光,昆明市发改委在表态时就发生了前后矛盾的状况:先是声明说单位查无此人,后又承认图片中的人是本单位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但旋即又表示,媒体称发改委已确认是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而舆论亦对另一些地方政府的处理手段存疑——他们在第一时间积极回应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2011年6月,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院长范海涛遭遇“开房门”,樊城区委立即明确表示,已成立联合调查专班,迅速调查,并承诺将根据调查情况进行认真处理,但至今仍无后续。
“社会越关注、越荒唐、高层领导越批示,越有人重视,就处理得更严重些。但要是没有批示,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也不是很久的,关注度一变,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倪星说。
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门事件”都会以官员落马告终。在有的案例中,相关官员不过是走了一道“旋转门”,仕途未受任何影响,或是绕了一圈又官复原职。
最典型的例子是“风水门”当事官员重庆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这位正厅级官员曾要求某开发商停建并拆掉其楼盘,并抛出该楼盘“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知道不”以及“知道重庆为什么打黑不?为什么打黑?你这不是找打么”等观点,名噪一时。但王银峰并未因此被降职,只是在事发后半年多后又重回5年前的旧职——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不过,亦有人分析认为:王银峰现在只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明平暗降”的意味。
进步还是悲哀?
每一次“门事件”的发生,都会带来一场网络上的围观和狂欢。
上个月,社科院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2011年《舆情蓝皮书》。书中称,以“日记门”为代表的“官员舆情”是过去两年中排名第一的个人类舆情,其热度甚至超越了“明星舆情”。
不少乐观的网民认为:接二连三的官员“门事件”已成为令官员违法违纪行为曝光的重要手段,甚至已成为“反腐利器”。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普遍认为,不必对“门”反腐怀有太大的期待。何家弘认为:“门事件”只能偶然揭露出一部分官员腐败的行为。在整个反腐败的数据来看,它不是一种主要的依据。
倪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说依靠‘门事件’来监督官员成为一种趋势的话,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本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纪检监察机构,我们还有法治,三令五申地完善各种制度,花大力气查办案件。结果反倒是这些非常偶然地被发掘出来的腐败吸引着公众的关注,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不觉得很滑稽吗?”
但至少从一段时间来看,这种滑稽的事件一直保持有增无减的态势。它们暗合着公众的社会情绪,又往往具备一定的娱乐化传播效应,或刺激眼球,或极为反常,或充满喜剧色彩——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将微博当成QQ用,当众调情,就是一例。
像谢局长这样无意间自我曝光的“门事件”还有几例,比如人肉搜索导致的“天价香烟门”,相关分析认为,这种丑闻令发现、挖掘出它们的网民获取了成就感。
事实上,官员的“门事件”也在不断升级。
昆明市公安局就调查发现,昆明发改委官员成建军的艳照据称出自某网民在昆明某洗浴中心消遣时捡到的U盘,但实际上,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经预先合谋,分工合作”的刑事案件:通过互联网交友网站,寻找物色到成建军,于2011年4月色情勾引其到预先准备好的一居民小区住宅内聚众淫乱,暗中使用摄像机将淫乱场面秘密拍摄成视频,再以视频截图对成进行要挟,实施敲诈勒索。
此案被称为“昆明首例利用互联网色情勾引实施敲诈勒索案件”,也为官员“艳照门”的事发添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