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为98亿美元,进口为109亿美元,对全球贸易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影响;1992年,我国出口为849亿美元,进口为806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3.4%;2014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4.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为2.34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约为12%。

看似简单的数据,背后却是30多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1978年以来,“改革”与“开放”环环相扣,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1979年,我们就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鼓励引进外资,搞活经济。到1992年,我国正式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001年加入WTO更是对我国的改革进程影响深远,这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培育市场竞争环境、加快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等,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何理解中国现有的对外贸易发展呢?

首先,贸易额的规模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贸易品中包含的归属于我国的价值链分工。根据现有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详细分析、增加值贸易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讨论各国贸易。

其次,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我国现有的贸易还是以产品输出为主,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直接的资本输出已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资本流入大国,这些流入资本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形成产品,再销往全球。在这种模式下,由我国出口的产品中,一部分商品是其他国家生产要素与我国生产要素共同结合形成的,已很难区分出各自的份额。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要的结论:全球贸易发展到现在,贸易“量”不能说明什么,对中国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要关注“质”的出发点。

我国出口产品从量变到质变,体现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我国出口产品在数量规模上已经很难突破了,现阶段能突破瓶颈、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只有施行多样化产品和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

按照前文所述逻辑体系,我们使用2000~2011年的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基于产品质量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得到检验方程,从而详细计算企业-年度-产品-市场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这样我们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做一个简要分析,主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典型事实:

第一,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呈上升趋势,但增速明显下降。2000~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2005~2011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7%。质量阶梯模型很好解释了这一现象,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水平高、人力资本丰富,这极大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自然就高。2007年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欧美国家消费者的财富,也降低了国外市场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同时,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变小,企业进行质量创新的动力下降。这两个因素妨碍了国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造成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速度的下降。

第二,产品质量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明显。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机制,使得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其他地方致富。数据表明,在2000~2009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都高于中西部地区的产品质量,2010~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略高于东部地区的产品质量。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高。2010年后产品质量略低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东部地区工人工资上涨速度太快,使得一部分的加工贸易企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因为加工贸易的产品质量远高于一般贸易。由于金融危机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2007年东部地区的产品质量出现小幅度下降;2000年的西部崛起政策推动了西部地区产品质量的提升,但持续时间不长,并在2002年出现下降现象;2004年的中部崛起计划极大地推动了中部地区的产品质量的提升。

第三,出口产品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自身的成长,但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份额在逐步提升,相对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更有利于提高配置效率。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有两个机制: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我国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来自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近年有所下降,维持在50%左右;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份额在逐渐上升,近年维持在50%左右。整体而言,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源配置效率是有所提高的。

关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解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依靠企业本身的成长,企业间配置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认为,这两个看似略有差异的结论并不矛盾。对于整体制造业而言,由于还存在垄断、地方保护等多方面原因,资源流通的渠道还不通畅。而出口企业都必须面向国际市场,市场化程度更高,优胜劣汰的机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配置效率要整体优于全国制造业群体。

我们的讨论希望说明,现有相关文献或以产品价格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或只能得到产品—市场维度的质量指标,或只能做较为粗糙的全球价值链和产品技术复杂度分析,这对我们研究国际贸易商品流动背后所体现的要素流动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我们详细计算企业—年度—产品—市场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得到了几点有意义的结论,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这一讨论还非常初步,后续还可以从产品质量的角度对我国外贸发展相关政策做详细的评估检验,为构建新型开放体系、以开放促改革,提供更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