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包袱沉重的政策性银行,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积极转型,通过大量涉足商业性业务,终于“苦尽甘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农发行总资产、贷款余额均突破2万亿元大关,不良贷款率降至1.33%,去年实现经营利润380亿元。

然而,十多年来,一群农发行人始终被扣着“临时工”的帽子,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有正式身份,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甚至没有社保。其实,他们的辛勤付出并不比正式工要少,许多人迄今仍是所在分支机构的一线骨干。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临时工们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他们见证过农发行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奉献了青春,并熬到了农发行蜕变的今天,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

遗憾的是,2008年正式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未能改变农发行临时工的命运。如今,《劳动合同法》进入修订程序,约束劳务派遣成为重点,他们的命运能够因此获得转机吗?

严红的故事

那是在1999年初,21岁的严红高中毕业不久,进入农发行中部地区某支行担任文印员,一个月工资300元。在那个劳工用工法规尚不健全的年代,起初严红并不知道自己是临时工。

“即使后来知道是临时的,心情却是愉悦的,全行9个临时工,工作和生活都很充实。”严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述道,建行之初的工作很繁重,记忆里经常加班。“这反倒让人欣慰,我是不可或缺的人,是在为社会为单位做贡献。”

现实是残酷的。尽管屡屡被评为支行先进工作者,严红渐渐意识到临时工与正式工的不同,三四年过去了月薪还是300元,加班费、取暖费、降温费、值班费等名目繁多的福利却享受不到,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险也没有。

“工作没少干,干得也不错,年年的先进不都是自己吗。看着身边正式工一张张自豪的脸,心里却有一股悲凉。但干了这么多年,心里确实不舍。”严红说。

2004年5月,严红看见了一丝曙光,她被转进“计划内临时工”序列,开始有了医疗险和养老险,包括保险在内的月薪涨到580元。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离正式工的距离是那么近,尽管收入差距越来越远。“计划内的,顾名思义就是后备力量,好好干吧,终有一天农发行会承认我的。”

然而,严红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2005年初,根据上级指示,严红所在支行8名临时工需要清退4名,人心惶惶过后,她“幸运”地留了下来。严红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2006年夏天,严红被告知必须与农发行解除临时工协议,将劳动关系转移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严红欲哭无泪,“那时我已经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了,其余3个临时工都签了派遣合同,我只能当那个第4个。”

从此,严红以劳务派遣工人的身份,继续在农发行工作下去,每月收入不到千元,依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严红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合同原本是一年一签,但这两年甚至连劳务派遣合同都没能续签了,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临时工,“做了13年啊,可能马上要被推给物业公司。”

这些年来,严红在支行办公室、会纳部的多个业务岗位上工作过,目前从事文印岗位和办公室电子公文的处理以及档案整理。除此之外,她通过自学取得了初级经济师职称,还考取了会计证和本科文凭。

今年1月,严红又一次被支行评为2011年度先进工作者。“这又怎样呢?努力了这么多年,期望了那么多年,我的身份仍旧是一名临时工。”她表示,“据说临时工这个提法早就不存在了,但我真是一名临时工,每一个人都这样称呼我。”

7月31日,本报记者致电农发行该分行,其办公室人士表示:“对于这种工作十多年未能转正的临时工,以及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我分行的确是存在,目前还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多少个严红?

严红的遭遇,不过是众多农发行临时工命运的缩影。虽然劳动关系早已转移至当地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他们仍习惯称呼自己为临时工。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数十名“资深”的农发行临时工。这些农发行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分支机构,大多在90年代后期进入农发行,2005年～2007年被推给劳务派遣单位,工作岗位以文印、驾驶、通讯等后勤服务岗位为主,另有诸如严红这样的临时工从事专业工作,包括信贷、清算、会计、出纳和复核等。

历史上,农发行成立于1994年11月,继承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成立之初,农发行曾经借用农业银行网点代办业务,此后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布局;到1997年,农发行分支机构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地级市,以及大部分县级行政单位。

早期的农发行坏账突出,财力捉襟见肘,为了维持分支机构的运营,这或许是不得不大量使用廉价临时工的原因。与另外两家政策性银行相比,农发行“广撒网”的布局方式显得激进,业务规模远超农发行的国家开发银行至今没有开设二级分行或支行,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仅有20多家分行。

农发行从未公开披露临时工整体数据。这些临时工称,目前农发行单一分支机构临时工多为3～6名,部分机构数量较多,甚至达到十余名。据农发行网站披露的资料,该行现有30个省级分行、300多个二级分行和1800多个营业机构。据此粗略估算,目前农发行临时工数量不是一个小数字。

本报记者获得的农发行某地级市分行内部资料显示,该市10多个分支机构临时工总数最高曾经达到97名,2005年清退了26名,此后剩下70名。农发行江苏省某支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农发行在江苏省共有13个市级分行和80多个县支行,县支行临时工一般3到4人,市行6到7人。”

不过,农发行总行新闻处相关负责人近日向本报记者表示,“全行目前正式员工才5万多名,每个基层网点大概一两个临时工,主要是后勤岗位,人数不可能那么多。”该人士并称,农发行总行对临时用工现象并没有统一要求,而是由各地分支机构根据自身状况进行处理,不排除个别分支机构会比较多。

农发行2005年年报显示,当年“对全行临时用工进行了清理,共清退临时用工1687人,转化为社会化用工4736人,补签劳动合同311人”。所谓的社会化用工,主要指的是被转为劳务派遣工人的老临时工。

然而,据本报记者了解,由于农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的业务需求与编制不足等原因,不仅大部分临时工继续以劳务派遣工人的形式存在,近年来同时新招了一些临时工进入。

据多位临时工反映,农发行内部早就要求临时工不得从事一线业务工作,但许多分支机构仍通过虚假上报信息的方式,使用临时工顶替正式工的岗位,例如某临时工实际上是会计岗位,上报给分行的却是保洁工岗位,“临时工从事会计员工作,只能拿着正式工的柜员卡进行操作。”

于是出现了颇为矛盾的一幕:“今年5月份市分行举办‘办公室综合办公平台系统培训’,我作为支行的骨干参与其中,发现有80%的参会者均为临时工,他们负责所在支行综合办公平台的推广和培训工作,并负责系统的顺利上线。”严红说。

同工不同酬

本报记者从一位临时工手中拿到了一份落款日期为1997年2月24日的《雇用临时工协议书》,根据这份协议内容,注定了他们被边缘化的命运,而此后的劳务派遣合同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换,可谓“换汤不换药”。

这份协议书第5条规定,“乙方(临时工)不享受正式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医药费自理,在雇用期间乙方出现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乙方自己负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9条规定,“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身体健康状况和不良表现提前解除协议辞退乙方”。

正是在这样的协议下,这群农发行人长期忍受着的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待遇。在金融业日益发达的今天,金融机构人员收入水平早已稳居各行各业之首,他们却挣扎在最低工资上下,其所得远低于付出同等乃至更少劳动的正式工。

本报记者对8省89名农发行临时工调查显示,算上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的各项社保(通常没有公积金),他们当前从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拿到的实际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1500元以上水平。从进入农发行起,他们几乎从未领过加班费或奖金,而部分临时工至今都没有社保。

“临时工能身兼多职,一个干很多人的活,招之即来,所以农发行大量使用低薪的临时用工。”严红说,“我行的司机开车得开,打扫厕所也得干;我管文字打印、复印、电子公文、档案管理,全行微机操作上的难题也找我。”

“收入差距那就大了,(正式工)最起码一年是我们的两三倍,还有一些福利我们都没有。”江苏省农发行某临时工告诉本报记者,“我在农发行工作15年每月才1300多元,一年全部收入加起来2万多,正式员工大约在6万多,这还是没有职称的,有职称的还不止。”

山东省农发行某临时工自嘲道:“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听说我们在银行上班,都羡慕得很,我们虽然累死累活一个月就八九百块钱,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每月拿两三千。”

一位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给农发行做了多年,现在每月不过1000元,仅够孩子一个月的培训费。这些年加班加点从没给过补助,做的工作最苦最累,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清晨出车的时候,孩子在睡觉,深夜回来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终于知道什么是披星戴月了。”上述临时工说。

对此,农发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工作十多年的临时工是不可能的,要说有的话,那都是物业的,而且没有政策说是临时工必须要给他转正的。”

被边缘化的人生

“目前农发行由国家全资控股,不仅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上交,全部员工的工资都需要经过财政核定,农发行自身在财务上没有自主权。”上述农发行总行新闻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临时工的工资,只能从各地正式工的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所以临时工的待遇问题很难解决。”

上述人士同时强调,还应当看到,与商业银行和公务员系统相比,农发行正式工的工资并不高。“最近这些年,商业银行在改革之后,盈利状况大大好转,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待遇非常好,而地方上由于经济发展,公务员工资上升比较快,相形之下,农发行并没有什么钱。”

按照农发行目前常见的分类,作为劳务派遣工人的临时工被称为社会化用工,每年新招的大学生则被称为市场化用工,一般市场化用工在工作三年后可以转为正式工,但社会化用工基本无缘转正。

本报记者接触到农发行临时工普遍反映,“由于编制有限,现在能转为正式工的大学生,都不是一般人,往往是正式工子女。”

对严红而言,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后,正式工的身份,仿佛一个奢侈的梦想。2008年底,严红努力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本以为就此可以参加市场化用工考试,结果仍被拒之门外,原因是她并非“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但编制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发行某支行临时工向本报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支行共有临时工11名,虽然该支行尚有多个编制名额,多年来始终拒绝给任何临时工转正。“听说正式工数量少的话,他们每个人的待遇就更好,而上级分行在奖金考核时也会照顾支出更少的支行。”

“我们的利益和正式工的利益是冲突的。”另一位农发行临时工直截了当地说,“临时工没有编制,工资无法从省分行调拨,只能从正式工的福利中扣除,向上报账时,我们的工资列在管理费用科目上,所以大多数正式工对我们没有好脸色,我们是单位里的三类人。”

谈及自己被农发行“抛弃”的过往,一位曾经的农发行临时工不愿多谈:“2009年我受了工伤,仍坚持工作,半年后病情恶化,合同终止,随后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这两年花费数万,没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但农发行从来没有任何慰问或补偿,什么都没有。”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有些农发行地方分行出台规定,要求临时工司机年满45岁之后,必须转去保洁、厨师或门卫等岗位,否则就强制辞退,而正式工司机则没有这项要求。

无处不在的精神歧视则更令人揪心。上述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称,“我们做什么都要看正式工的脸色,哪怕是个司机因为是正式工对你指手画脚。正式工经常分东西,高兴了就给你,不高兴了就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