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当前面临的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王小鲁说,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稍有缩小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继续增大。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高较快。但由于腐败、灰色收入等原因导致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局面还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的公正、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严重的挑战。

他表示,我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不能推动改革来解决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改善收入分配。

收入相对差距减小 绝对差距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你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01,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基尼系数水平以及它所反映的收入差距情况?

王小鲁: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目前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区间。在国际上属于少数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可以和收入差距巨大的少数拉美国家相比。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看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0.4,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可以算作一个临界点。所以目前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突出。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收入分配差距稍有缩小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绝对差距还在继续增大。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高较快。但是由于腐败、灰色收入等原因导致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局面还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的公正、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严重的挑战。

日报:你连续多年在做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从最新的情况看,灰色收入有哪些新变化?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什么影响?

王小鲁:从这几年我们的研究看,灰色收入的规模还在持续增大。2010年报告里估算的灰色收入总量在5万亿元左右,现在已达到6.2万亿元。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同时还有一个新的发现,灰色收入有从最高收入阶层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扩散的趋势,这意味着腐败现象的蔓延。腐败和灰色收入主要围绕权力和垄断部门发生,但也在从权力部门向其他领域扩散。其中公共服务部门是发生率特别高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科研等。这是因为这些部门不属于完全竞争的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资源垄断的现象,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腐败和寻租行为。这类情况,实际上都加重了普通的公共服务消费者的负担,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体制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

日报: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担忧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关注过拉美国家的情况,你认为中国会重蹈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吗?

王小鲁:从拉美等国家的教训来看,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这导致了社会各阶层间的冲突,导致了社会不稳定,政策左右摇摆,这些都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收入差距过大还可能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使增长乏力。所以陷阱可能不是在最穷的时候出现,因为最穷的时候大家都穷,反而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时,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社会冲突。

拉美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收入差距特别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数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以后几十年也是他们收入差距特别大的时期,基尼系数多数都在0.5以上,有些国家高达0.6左右。收入差距最大时,也是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时候,上世纪的最后30年,他们的经济基本是停滞不增长的。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不能推动改革来解决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改善收入分配。这包括改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垄断,包括推进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改善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包括垄断部门垄断行业的管理制度改革,也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对于减少腐败、改善收入分配都是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些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将来有可能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分配状况逐步改善,也就有利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些问题迟迟不解决的话,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日报:我也看到一些观点认为和拉美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王小鲁:我想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比如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等。并不是说,中国因为有自己的优势就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不这么看。关键要分析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最主要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这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说中国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缺乏根据的。

日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过去很多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你怎么看这些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的改革?

王小鲁: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关键性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在发生变化,反腐的力度在加强,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这不光是直接针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措施,三中全会决定的很多方面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改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法治建设的推进等。

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到落实,肯定对改善收入分配有非常大的作用。但关键要看落实。提出来仅仅有了一个目标,效果如何,接下来还要看怎么克服阻力,一步步落实。而且,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是体制性问题的综合反映。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仅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