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完好藏书楼,梁启超饮冰室(天津) 韦力/摄

韦力在北京有座书库,在一栋居民楼中占据一整层,足有500平方米,出版人绿茶第一次到那里时“傻了眼”。“你不能想象,在这个时代,中国还能有这样的私人藏书楼。”

在绿茶看来,如果横向比较,韦力的藏书量在整个藏书史上应属中上水准,在当世,则是第一人。在韦力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总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

今年53岁的韦力爱埋头古书堆,也爱在大江南北跋涉,寻找这些古书的“现场”。4年前,在河南安阳县一座寺庙考察时,一块石碑忽然摔落,韦力左脚被砸中。因为地处深山,赶往医院时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左脚被截肢。可装上假肢,韦力又上路了。每个月,他都有1/3时间不在北京,回来时装着满肚子的素材,开始写作。周末接受完采访,第二天,韦力又要出门了,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很难想象这是少了一只脚的人的行程。

或许是出于媒体人特有的敏感,见到好东西就不想让它埋没,绿茶极力劝说低调的韦力开设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文章和故事推广出去。2013年,绿茶尚在媒体任职,微信公众号正涌起最初的热潮。可韦力始终觉得,新媒体这东西与古书堆里的他没啥关系。“我也不会弄这个。”韦力当时这样回复绿茶。后者于是一拍胸脯,操办起了“芷兰斋”微信号最初的运营。韦力没有想到,古籍收藏这个小众、冷僻的领域,居然也能在热闹无比的新媒体中占据一席。一万多名粉丝,他说,这是“自己原先预想的几十倍”。

如今,绿茶早把微信号的运营交还给了韦力,却又为他策划了一部《书楼觅踪》,最近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这部书有三大卷,结集了韦力最近四年在全中国探访藏书遗迹后写下的100多篇文字。每一篇都涉及一次游历、一处遗迹、一位文士。这是一部内容厚重但笔法轻松的游记,因为“不想把它作为研究的书,否则,就又变成一个很小的门类了”。

旁观书楼兴衰

北京西城区大栅栏西街114号院里的椒花吟舫,是清代大藏书家、乾嘉朴学领袖人物朱筠的藏书处。韦力来到114号院时,首先看到的是院子房顶上一溜大红字“北京一低装配厂”,隔壁则是“王麻子”剪刀店。曾经拥有3万卷藏书的椒花吟舫就在它的后院。如今,通往那里的小路只剩半米宽,院里摆放着各色杂物,全无书香门第的气息,更难想象这里曾是鸿儒往来之地。

这是韦力最近几年书楼寻访中的常态,循着书中记载的文采风流来到一个地方,可杂乱的花园、写满了“拆”字的围墙、横七竖八堆满杂物的院落,才是真正呈现眼前的景象。“中国的藏书楼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了,大部分破破烂烂的,这是现实。”

几乎每到一处,他都会用文字记录当时的心情。看到朱筠的椒花吟舫被掩盖于陋巷之中,他发出了“辉煌不再”的感慨;在北京探访纪晓岚故居,却发现这个被拆到只剩一个小院落的地方竟要收40元门票,这位在拍场上一掷千金的藏家“断然决定不进去了”,还顺带批评了一下门口石碑上用错标点符号;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居民新村,人困腿乏的他终于找到冒广生故居,惊喜之余,不忘称赞新村的卫生情况,以及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的绿植。

寻访前,韦力曾定下一份规模宏大的书楼名录,希望都能走到。可在一年的前期准备中,那份名录在一次次筛选中被砍去了大半。绝大部分遗迹的具体地址,需要在史料中一点点推敲,还需要通过关系了解情况。有时候,到了当地才发现,许多曾经辉煌的人文荟萃之地,早已烟消云散。

韦力感慨,那些名满天下的藏书楼历来难以逃过战火,“每次封建王朝更迭,就要毁掉一些文化”。而一部藏书史,也牵出一条治乱兴衰的历史线索。新朝时,王莽将毗邻汉代未央宫的天禄阁毁弃,改建成铸币场,自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官办图书馆就成了史书中的一个名称。同样毁于政权更迭的还有宋代西湖书院、北宋开封的官府公藏图书以及山东聊城的海源阁等。明亡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正本就已被毁。另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文献集《四库全书》,以及《永乐大典》副本,又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拆毁、焚烧。藏书30余年,能够拥有一册《永乐大典》,至今是他求而未得的梦想。

韦力藏书

相比于不断在改朝换代中罹遭厄运的官办藏书楼,韦力觉得,私家藏书楼反而更强韧,而构成这种坚韧的,是以孝道为支柱的宗族观念。浙江海盐张氏的涉园始建于万历年间,明清两代,张家人持续不断地对涉园进行修缮、扩建。太平天国时,涉园被毁。后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回到故乡,花重金买下了当年族人所绘的《涉园图》,重建已成废墟的涉园。这便是如今的张元济图书馆。“目前我所寻访的藏书楼,很多都是经由家族一代代修葺、重建才保存下来的。”

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这些“名楼”如今都已成为文保单位和旅游景点,被保护起来,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韦力说,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遗迹再度面临不可知的未来,而韦力所做的寻访,用他自己的说法,就像是“一次拉网式的田野调查”,为的是“保留这个时间点上的横截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记录这些地方的样貌,使我们有一天想要恢复文化的时候,还能有迹可循”。

在《书楼觅踪》的编辑过程中,因为照片问题,韦力曾与美术编辑有过争论。美编觉得,书中收录的很多照片画面杂乱,并不美。韦力说,他也知道怎样的照片是具有美学价值的,可他想要拍的只是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要做的也只是一个实录。“做这个探访,不是为了表达书楼之美,而是想要说明今天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藏之名山,或分享于当世

十多年前,韦力在天津一个别墅区里购置了别墅。这套600平方米的住宅被他建成了一座书楼,内部装修采用中式风格。古籍的摆放,不同于洋装书,必须书根朝外平放。现成的书架无法用来摆放古籍,韦力买来一批缅甸花梨木料,专门定制了一批中式书架。南方藏书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要晒书。而在干燥的北方,除尘成了大问题。韦力为这些书架都安上玻璃门,既方便找书,也可以防尘。他建书楼,最看重的是实用性。虽然探访过无数古代藏书楼,但他自己的藏书楼并未仿照先人。“我现在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站在精神寄托的角度,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话虽如此,在书籍的保存上,韦力也没有为自己的书楼添置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遵循的依旧是古法,或者说是经他改良的古法。据他介绍,古人常用芸香草祛除书中的虫害。他的办法则是,将买来的古籍放入密封袋,再置于冰柜祛虫卵。古人用樟木箱存放书籍,以防霉变。韦力就从木工厂拿来许多樟木刨花,将它们包在报纸里,然后插在书中。因为刨花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他觉得,“这比木板还有用”。

在北京的工作室,韦力聘请了三位助手将入藏的每一本古籍录入、扫描。韦力则为这些书写编目和书志,包括册数、用纸、提款、钤印、版本真伪、古人著录的错误、递藏经过、同类图书的收藏情况等。这样一圈考证做下来,韦力对自己的几万册收藏也记了个大概。难怪绿茶惊讶地发现,自己随手拿出一本书,韦力总能将这本书的前世今生一一道来。

他所做的编目和录入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与他人一同观赏、研究。“我有这些书籍的产权,但书的内容是作者的思想,我无权锁闭他们的思想。”他说,古代的大藏家常常对自己的家藏秘而不宣,大都是出于自我保护,害怕他人觊觎。但依旧不乏主张分享的收藏家,比如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编纂官周永年。他曾以数十年时间买书十万卷,放在书园中,供人借阅抄写。“到今天的社会,我想态度还是应该开明些。我们有《物权法》保护,《文物法》也规定个人允许拥有文物。”

不过,他强调,“分享于当世”的主张并非绝对真理。保护书籍历史最长也最完好的藏书楼,恰恰是保密最严的天一阁。从明中期到清代早期,范氏族人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从不让外人进入书楼看书。即便是范家人,也必须集中族内各支的全部钥匙,才能打开书楼。直到1676年,黄宗羲才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恰恰是完全封闭的方式把这些书保留下来了。”在韦力看来,人们大都站在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但是,“往往许多事情,越接近真相,越觉得自己没了立场,即便先前爱憎分明,也会发现,大家各有各的道理”。

破败的藏书楼 张之洞旧居(北京) 韦力/摄

风流不再

《书楼觅踪》并不是韦力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书楼的书。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也超过韦力的想象。他暗自盘算着,书楼引起注意后,同样的寻访工作应该有很多人会去做。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身边有朋友向他分析:“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书楼觅踪》,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1980年代,大学毕业后,韦力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工作,两年后,就成了公司与中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共同组建的三资公司总经理。辞职后,他又自己开办公司。现在,东奔西跑、忙于写书的他依然在做一些投资项目,“没有钱,藏书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韦力由考取过秀才的爷爷一手带大。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期,正赶上“文革”破四旧与“批林批孔”。因为父亲是干部,家中能找到一些古代小说,封面上写着“供批判用”。在爷爷的解说中,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实际上是忠义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浒传》又极为精彩。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可在当时的书市,价格却与韦力的认知相反。新书的价格远高于旧书,古书更是很少有人问津。他的财富增长恰与古书行当的变革相遇,对他而言,这是个绝好的机遇。古籍价格真正升高还是1995年以后的事。1994年,嘉德举办了第一次级别很高的古籍善本拍卖会,价格让已有十多年古籍收藏经验的韦力大为惊讶,甚至疑心工作人员漏标了小数点。那场拍卖,韦力没有出手。但他意识到,古籍善本的价格从此不一样了。果然,高涨的价格把更多之前散藏于民间的珍稀古籍汇聚到了市场。很快,古籍善本的拍卖价格跳到了另一个数量级。

看了那么多诗礼传家的故事,说起眼下中国的古书收藏情况,韦力心里也会闪过一丝沮丧。在韦力看来,这一代的有钱人、创业者,与古人是非常不同的。“古代,很多人是因为有了知识才有钱,而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钱和知识并没有太大关联。在古书价格那么高的情况下,让没有知识的人去买,几乎不可能。”

可转而一想,韦力又想开了,自己是将千年来的藏书家们都汇总到一起了,才显得阵势浩大。可事实上,能够青史留名的人已是极少数,而那些藏书家,“将他们放入1000年的历史中,也是稀稀拉拉的了”。无论古今,藏书、建藏书楼,都是一件极小众的事。

2009年前后,韦力曾以逾百万美元买下迄今发现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在藏书界堪称神话,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了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定于每年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还流传到了日本。民国大银行家陈澄中曾收藏过这部书,韦力手中那一册正是得自陈家后人。身边有朋友鼓动他恢复“祭苏会”,可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作罢。“能请人来干嘛呢?总不能作些打油诗,或者撮一顿,就作鸟兽散啊。说到底,现在是风流不再了。”

与这种曲水流觞式的雅集一同消散的,还有藏书楼作为知识载体的历史。韦力能将几乎一切关于古籍的信息电子化,古籍与书楼也就成了供研究或凭吊的文物。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历经数年奔波,寻访书楼,恰是对古代爱书人共同梦想的叩击,以求些许回音。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找到浇自己心中块垒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