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基于对不同类别农产品价格横断面数据的研究,并结合一些其他证据,笔者曾经在2010年提出,中国经济大约在2006年~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工资将大幅上升,与城市熟练工人工资的差距迅速收窄。在通货膨胀方面,这将至少产生如下两个长期影响:第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同比中枢,将从此前2%左右上升到3%～4%之间。基本的理由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低端服务业领域,甚至包括一些细分制造行业,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将远远赶不上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从而表现出持续的价格上涨压力。第二,消费物价同比与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之间,将产生持续而显著的价格裂口,这一裂口远远超出巴萨效应所能解释的范围。5年过后,回头来看,这些判断和预测,大体上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中国2001年~2010年期间CPI同比均值为2%,而过去5年,即便在大部分时间里CPI受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拖累,其同比均值仍然高达3.2%,中枢的上升十分显著。再如,2001年~2010年期间CPI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平均增速的差为0,而过去5年为2%,裂口的扩大也十分明显。考虑到CPI在央行决策中的重要地位,CPI中枢的抬升,还会一般性地迫使央行采取更加紧缩性的政策立场。这也许更基本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5年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显著地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和可比水平。此外,过去5年,中国外债快速累积。2004年~2009年,全口径外债余额复合同比为16%,2010年~2014年,同比提升10个百分点至26%。发达国家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中国通胀中枢的提升以及金融市场高利率水平在其中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外债的快速累积,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民币汇率的走高。CPI中枢水平的变化农民工工资的高速增长显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其与城市熟练工人工资差距达到合理水平时,高速增长过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一般的看法是,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属于刘易斯拐点跨越期,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为十年。进入70年代,日本实际工资增速开始系统性放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刘易斯拐点,到90年代中期二元经济基本融合,持续时间也近十年。前面提及的CPI与PPI裂口指标,是识别各国和地区跨越刘易斯拐点的其中一个方法。如果中国确实在2006年~2007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那么迄今我们也已经走过了大约十年时间。其次,我们可以从中国低端劳动力工资与城市熟练工人工资的直观统计数据上得到一些认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农民工工资的比值方面:在2003年~2009年期间,这一比值大体稳定,暗示其间两者增速大体相当。但在2010年之后,比值迅速下降,表明农民工工资增速明显要更高,工资裂口快速收窄。实际上,最新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相对偏低端的建筑、住宿餐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农民工工资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已经非常接近。在制造业,农民工工资也达到了后者70%的水平。需要留意的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既包括普通职工,也包括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即便最终农民工工资完全追平熟练工人工资,其与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仍然是有差距的。我们认为未来农民工工资增速中枢也许会回到与经济增长相称的水平,例如从过去10年年均15%左右下降到7%附近。在此背景下,食品和服务业通胀、金融市场利率、外债及人民币汇率等领域此前的趋势也都可能发生系统性逆转,部分市场上,这样的转折已经或正在发生。在农民工工资中枢下移以外,还存在两个影响中国长期通胀趋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能源供应的充裕和价格的走低,一是中国粮食供需的逆转。在每一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能源供应快速上升之后,能源价格的低迷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能源价格低迷直接影响PPI和CPI相关细项,这在过去几年的数据中已经有所体现,当前时点上也很难认为其影响已经结束。能源价格低迷还会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拖累。例如,能源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输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动力,提供了化肥、农药、薄膜等物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通过影响生物燃料的需求,从而影响农产品价格等。从很长时间的历史序列来看,农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也存在着高度的同步性。近期各方对中国粮食供需逆转、库存积压与价格下跌的讨论也明显在增多。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走弱、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粮食价差的显著扩大,以及过去十多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对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刺激,可能共同导致了粮食供需的逆转。即便不考虑未来农民工工资增速的趋势下移,粮食供应过剩和粮价下跌的压力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对CPI通胀中枢产生向下的拖累。综合考虑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速的趋势放缓、全球能源和农产品价格的低迷,以及中国粮食供需过剩的局面,我们认为未来几年CPI中枢水平可能较过去5到10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例如从3%附近的水平回落到1%～1.5%之间。当然,生产要素、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进一步价格改革,对CPI的估计会产生影响。CPI通胀中枢的变化进一步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对企业部门外债以及人民币汇率等产生重要的趋势性的影响,因此非常值得认真考虑。(作者系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摘自《清华金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