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年邓小平第一次看到金庸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写的小说我都看过了。试想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连邓小平都已经看过金庸的小说了,可见金庸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之大、读者范围之广。与此同时,针对他的争论和批评也随之而来。

早在二三十年前,台海两岸都曾以不同方式禁过金庸的小说。大陆这边有的人觉得他诋毁中华民族,觉得他对共产党非常不友善,台湾那边则觉得他崇拜毛泽东。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记得那时候《射雕英雄传》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因为“射雕”这两个字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写过的一首词里也谈到了“射雕”,且自比为英雄,所以台湾就据此觉得这个书非常不妥,出于妥协,金庸只好把书名改成了《大漠英雄传》。

他的小说真的跟政治有那么深的关系吗?很可能是的。我们仔细看便会发觉,他的小说甚至不只跟政治有关系,在现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读者眼光中,金庸多少是有点歧视女性的,甚至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问题,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色彩,有一种大中华沙文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批评不胜枚举。

回顾他的创作轨迹,早年的武侠小说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大汉中心主义。像郭靖是个民族英雄,红花会要反清复明,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情感。即便到了今天,那些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正确的人,他们捧起金庸也依旧认为金庸民族感情很深厚。可我们回头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如此?比如早期的《书剑恩仇录》,红花会这样的组织,其所谓的“反清复明”其实是反清不复明,它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乾隆承认自己是汉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整个体制都不用变。这是一种相当天真幼稚的民族主义,皇帝是汉人就行,皇帝不是汉人就不行。

沿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我们看《天龙八部》里面的乔峰,也就是萧峰,他是契丹人,但是死了之后中原群豪里面有人还说:“哎呀,没想到这个契丹人反而比我们中原人还要英雄好汉!”也有人说:“他大概是被我们汉人养大,所以就英雄了!”从中可以看出,关于“民族身份”的问题显然已经越来越复杂。

到了《鹿鼎记》完全发展为另一个局面了。当然,要强调的是,《鹿鼎记》这部作品历来很有争议,喜欢它的人很喜欢,甚至认为这是金庸最好的小说,而讨厌它的人很讨厌,觉得它根本不能算是武侠小说,主角韦小宝连武功都不会,完全脱离了一般武侠小说里面的英雄主角形象。但也正因此,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特别,它是一本反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以它作为金庸一生武侠创作的终结,我觉得非常适合。

回头再看《鹿鼎记》里面的政治,陈近南是天地会的大英雄、大豪杰,武功盖世,但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武功最好的人到最后是不管用的,而且在韦小宝的眼中,这个天地会里全是一些迂腐的老家伙。你为什么非要反清复明呢?现在这个满人当皇帝当得多好啊!康熙做皇帝,天下太平,比以前汉人皇帝好多了!这里隐隐约约在呼应着《书剑恩仇录》里面乾隆帝的说法。

此外,最妙的是韦小宝的身份问题,他觉得“民族身份”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连他爸是谁都不是个问题,因为他妈是妓女,他到底是谁的儿子他也不知道。过去我们骂人常说谁是王八生的孩子,你妈是妓女之类的,可这些骂人的话运用在韦小宝身上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他当真就是妓女生的孩子,而且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爽得不得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凭着自己的诡计、古惑和一种香港人式的小聪明,什么事都能够做到完美。我们看到最后,韦小宝简直是个大赢家,身边很多漂亮的女人当老婆,心里面还挂念着俄罗斯地下城堡里面埋的宝藏,真是爽快得不得了。那么,这是否也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金庸小说最终的政治态度呢?

(节选自梁文道新书《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