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平湖,孔家堰村,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妇女在骑经路边一堆废墟时,随手扔出一只死猪,好像不过是随手丢出一个可乐罐。
在上海市黄浦江上游发现大量死猪,并根据部分死猪耳标初步推测来自上游的浙江嘉兴后,昨日嘉兴平湖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回应称,“现在在报道当中,指向是嘉兴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在协查当中。”
“我们现在也不排除,嘉兴有漂浮过去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排除。”蒋皓说。
“首先是,不排除,第二,我们现在根据上海的要求,还在做进一步排查,结果还没出来。”嘉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登峰说。
蒋皓这样解释,有耳标只代表在嘉兴防疫,接下来可能继续饲养,也有可能流通到其他地方。终点在哪里,不能确定。嘉兴的生猪主要为上海、江苏等周边大中型省市提供副食产品。目前,嘉兴接到上海市提供的14个耳标涉及嘉兴,嘉兴在“依据相关信息,通过溯源系统,逐个排查”。
嘉兴,450万的人口,450万头的生猪年出栏量。无论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黄浦江面漂浮的死猪向上溯源,正是嘉兴养猪业高度密集的大片乡村。
农民都愿意养猪
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平湖市曹桥,正是嘉兴生猪养殖最为密集的地方。
当地最常见的民房是一座三层小楼,楼下连着一排小平房,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村民们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小平房就是猪棚。
曹桥孔家堰村的养殖户老陆今年50多岁,家里养了10头老母猪。
“这在村子里数中间。”他用手指头比划着说,村里1000多户人家,最多的养400多头(母猪),少的也要养上两三头,家家户户都养猪。
养猪成为当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年景好的时候,一年能赚10万块,年景不好也就两三万。”老陆数着自家养猪的收入情况。
一头母猪,买进来要3000元,一年的饲养成本要2000元,一年生两窝小猪,一次生10多只,10头母猪一年能产200多只小猪。这些猪有的养到三四个月,100斤左右卖出,有的养到7个月200斤卖出,每斤的价格按照市场行情。“像前年,卖到了10多块钱,那肯定赚钱;今年只有6块钱,基本在赔钱。”他说。
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养猪。老陆的主业是开拖拉机,每个月2000多元钱,时间自由,养猪只需要早晨、晚上各喂一次,完全有能力胜任。而且养猪的收入大大超过了他的主业。
另外一个养猪户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村子里很多的散养户都是老人,“他们别的也做不了了,养上两头母猪,就算是再不赚钱,一年也有上万的收入。所以,农民都愿意养猪。”
嘉兴生猪养殖最早的南湖区新丰镇,全镇十个村子,9000多农户,7000多农户养猪。
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告诉本报记者,新丰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养猪,是全市最早开始的。最早供应香港地区,现在主要为江苏和上海等地提供。
现在,生猪养殖在当地作为产业来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建造猪圈、销售饲料、兽药,这里已经形成完整的养猪产业链,沈云明说。
新丰镇占地面积65平方公里,4.3万人口,存栏量25万头,年出栏量45万头左右。
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该村8000亩土地,存栏量在5万头。在过去,平均每亩地饲养3～5头属于正常情况。如今的数量确实超标。
沈云明称,在几年以前,该地的土壤承载能力已经趋于饱和,密集的养殖给环境带来巨大的负担。
丢死猪就像丢垃圾
在南湖区新丰镇、平湖市曹桥等地,不论是主干道两旁的大河,还是村子里的小河沟,死猪随处可见,少则几头,多则数十头。
在平湖市曹桥孔家堰村的一条小河里,几头肿胀的死猪正顺流而下,河的两旁就是民宅,河边村民们稀松平常地谈笑风生,对于漂浮的死猪早已见怪不怪。
“不用捞,一会儿就漂走了。”一个村民说。
哪来的?“养殖户丢进去的。”
为什么不扔到指定的堆放点?“没人来收,打电话也不来。”
其他村民也反映,即便是在指定的堆放点,死猪经常“堆得老高”,也不见有人来拉走,一天一清理根本做不到。
本报记者在该村看到,几个堆放点实际上坐落在垃圾堆旁,死猪和生活垃圾分得并不清晰,也没有特殊的标识注明这里是临时堆放点。几个水泥板堆砌的大池子,口子对天开着,苍蝇在飞,臭气弥漫,里面死猪堆了大半池子。在池子旁边,以及周边的河道里,随处可见丢弃的死猪,有的“新鲜”,有的腐败。
“在这里,丢猪就像丢垃圾。”老陆对记者说,素质高的嘛,就丢到指定位置,不自觉的就图方便,随便乱扔。
嘉兴市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蒋皓说,目前该市已经实现了养殖镇、村的收集、处理全覆盖,基本建立了死猪无害化处理网格式体系。
他还表示,目前养猪“三废”的处理均是免费。
对于当地养殖户乱丢死猪的现象,他的解释是,出于多年延续的陋习,养猪户认为死猪是一件晦气的事。
沈云明说,去年以前,新丰镇所有养猪户的三废处理均为“政府埋单”,主要是运行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废弃物的回收。
他说,历年来,一个南湖区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财政资金就要上亿。“养猪散户也不纳税,全部都是政府的财政,压力很大。”他说。
自从2012年开始,南湖区开始实施“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的措施,也就是有偿服务。镇里专门找了治污公司,进行废物处理,农民也要缴纳一定的“治污费”。目前看来,就是每头出栏的猪要上交10元钱。
当地的养猪户对这项收费非议颇多,他们觉得,这太多了,尤其现在养猪不赚钱。
沈云明说,这实际上也是政府的一种导向,希望通过这一手段,让部分农民退出养殖。
养猪的废物主要有三,沼液(猪的尿液)、猪粪以及病死猪。
沈云明表示,其中花钱最多的是前两者。在新丰镇,养猪户的沼液是通过纳入污水管网,送污水处理厂处理。猪粪是收集起来,制造肥料。而病死猪,“虽然花钱不是太多,但治理的难度最大,危害也最高。”
沈云明介绍了新丰镇目前所采取的办法。
首先是宣传,通过短信、上门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把“不要乱扔(死猪)”的观念灌输给村民。可以自己堆放到指定的堆放点,也可以打电话给村里的“收集队”,收集队上门收取。
二是建造死猪无害化设施。这就是每个村负责建设的用来处理死猪的“大池子”,也叫做厌氧发酵池。本报记者在新丰镇竹林村看到,四四方方的水泥盖子下面,是一个100立方米容量的池子,每天收集队把死猪放入,再撒上化学药水,让其腐烂掉。这类池子往往建造在公路的两边,距离人居住的地方比较远。沈云明告诉记者,目前新丰镇有112个无害化处理池。
但池子总有满的一天。陈云华就说,以该村每个月死猪平均200～300头的速度,一年就要新建1～2个池子。
可是,土地面积有限,新丰镇面临着“埋都没处埋”的境地。
本报记者就在竹林村附近的一个标识着“病死猪池已满”的池子旁看到,数头还未腐烂的死猪摆在了池子的外面,旁边的沟渠里,也有已经腐烂的猪。
第三个办法,就是组建专门的收集队,每个村都有1～2个小组,专门负责集中收集各家的死猪。
第四,就是加大保洁力度。每个村之都建立了保洁队伍,每天对道路上、河道里的垃圾和死猪进行清理。镇里也成立了30人的“死猪清理队”每天在全镇范围内清查。
沈云明说,这些人力也是要支付工资,目前是村里支付,镇里补助。
但实际上,在本报记者的探访和观察中发现,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在曹桥等地,养殖户普遍反映,(猪的)尿液、粪便是农户自己打扫,运到田里去当肥料,死猪也是自己运,“打电话给村里也没人理”,河道根本没人清理。
蒋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嘉兴市按照国家农业部有关要求,收集每头死猪,补贴给农民80元钱。
但是,对于这项补贴,不论是养殖户、村干部、镇干部都对本报记者予以否认。
沈云明告诉记者,南湖区准备建设收化处理中心,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处理死猪,“油可以用作工业,渣滓可以施肥。”他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投产,届时或许会对养殖户进行补贴。
限养、禁养难度大
归根到底,猪太多。
连当地的养殖户也承认,猪多得死了都没处埋。
新丰镇为代表的嘉兴养殖村、养殖镇尽管总量大,但大都属于散户。沈云明说,牧场式的养殖方式,政府不是没有思考过,在几年前土地政策稍微宽松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但目前看来,“没有可能性。”他说,国家土地管理政策不允许,这属于非法占用农田。
近几年,区政府已经在想办法控制养猪的数量。首先就是从源头控制,不允许新建猪棚,这是第一关。
老陆也听到了关于限养、禁养的风声。
“说了,要拆猪棚。”老陆比划着自己的猪棚,情绪有点激动。
“(到时候)打,也要养!”他说。
沈云明说,限养的有关政策正在规划之中,但这又和当地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相冲突。“就等于断了老百姓的财路。”沈云明说。
限养、禁养难度可想而知。
这两年,各地已经在想尽办法控制猪的数量。陈云华说,该村的养猪“机制”是,养母猪,生小猪,不允许到外面“抓猪”,以此控制规模。与此同时,也想鼓励村民转移,养蜗牛,或者种植其他作物。但目前也都只是在规划之中。
沈云明说,2013年,镇政府打算逐步推出限养和禁养的政策。一是拆除农户的猪棚将拿到政府的补偿;而是鼓励以及通过财政补助给农户,使其转移到其他产业。
“具体的时间表还没有,但肯定不能一下子到位,需要过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