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任何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都有一家或几家硕大的国有企业,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我们乘火车坐飞机出行的价格、安全与服务质量,我们开车的油价,我们打电话上网的价格与服务质量,我们房价的高低,我们看电影的票价与我们能看到的内容……都与它们息息相关。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称中影)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它发行的影片占据了2010年全国电影主流市场份额的62%,并且垄断了电影进口业务。
韩三平作为这样一家央企的老总,其在电影业与娱乐圈的权力场、影响力可想而知。前年的《建国大业》与今年的《建党伟业》,在短时间内聚集一百多位明星参演,几乎可以忽略片酬;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许多国企要求员工到影院观看,学校组织学生们观看,而网上不利的评论也被删除……这一切促成了韩三平的票房伟业,《大业》高居09年国产影片票房榜首,而今年的《伟业》已成为半年冠军。
韩三平并不愿承认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影集团享受了多少基于政策倾斜带来的垄断利益。但更多人公认的是,中国电影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监管的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市场,这个市场上,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同题材的剧本、国内与国外影片享受的待遇差别巨大。
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日渐繁荣,2010年票房更是突破百亿人民币大关,相比09年增长63.9%,预计未来几年都会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个高速增长的票房,却无法反映中国电影的真实水准和进步程度,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投资者与民众对娱乐的刚性需求带来的,对这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制造的产品有一个最好的试金石,就是看看它们在海外市场上有多大的竞争力,在海外制造了多少票房。
无人否认韩三平的能力,和他对中国电影已经作出的贡献他过往的成绩让人猜想如果把他抛到一个民营企业以及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会否有更大的成就——但“三爷”却志不在此,他常说他“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企情怀,另一个是中国电影情怀”,谙熟现代经济学的人有理由怀疑,这两个情怀是否会有些矛盾。
比如,张维迎教授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国企为何必定无视声誉只赚快钱》。
1993年冬天,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职工高成生陪同副厂长来到北京探班。当时厂里有个剧组正在北京拍摄新片,他的身份是副厂长秘书兼司机。行程之中,高成生接到通知:厂长生病无法来京,由副厂长代替前往广电部参加一个座谈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冬天北京特别冷,我们把带的所有棉衣都穿上了。”高成生回忆。
那也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电影人来说都冷彻心骨的严冬。国产电影在这一年产量减半,观影人数比上年减少三分之一。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邀请各大电影厂厂长和知名导演、编剧齐聚一堂,抱团取暖,寻方觅药。
会议上听到的多是抱怨和牢骚,来自峨影厂的一位代表却不一样。“他非常瘦,都嘬腮了,猛一看就像马路边一个搞装修的民工。”导演陈国星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那位峨影厂代表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这两句话都出自《毛泽东选集》。多年以后,高频率地使用毛语录,正是他的标志之一。
半年后,这个年轻人再次赴京。与上次不同,他还带着一纸调令,新身份是全面主持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代厂长。那一年,他41岁,再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国有电影厂厂长。高成生随他一起来京履新。
18年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厂长,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圈明星级的制片人。直接参与影片超过400部,票房超过30亿。由他掌舵的,是一艘拥有14家全资子公司、34家控股或参股公司和1家直属事业单位的电影集团航母。业内直呼其名的人为数不多,同事称他“韩总”,同行尊他“三爷”。
他,是韩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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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以为他是为了不占用正常工作日,结果他说:我1975年参加工作到现在,起码有二十几年周六周日没有休息。我有些将信将疑,他补了一句:好在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很平常,习惯了。
59岁的韩三平坐在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黄鹤楼。黑色中式正装和圆口布鞋是他的另两个标志,甚至在红地毯上这身行头依旧不变,陆川形容这样的韩三平“特别像一个江湖老大”。
韩三平曾将一样的圆口布鞋送给斯皮尔伯格和威尔?史密斯,作为回赠,对方各自送了他一双皮鞋,但是他从来不穿。
因为准备上市,集团的旧同事绝大多数都搬到了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中影股份公司,他还留在小西天的旧址。
“刚来北影的时候,我们在厂里没有住处,那段时间就是住中影招待所。”高成生说。他是韩三平来京后的第一任秘书。几个月后,厂里腾出了一间单身宿舍,那里成了韩三平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的家。“那个条件确实差,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我去看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还从家里拿了一顶蚊帐给他送过去。”导演陈国星说。
1994年是国产电影体制破冰的改革元年,统购统分的发行放映模式一去不返。所有影片由制片厂自办发行,按质论价,自负盈亏。这年11月12日,隆冬时节的北京街头出现了久违的一幕:影院门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队,人们等着看一部名为《亡命天涯》的美国电影。从这天开始,进口分账影片进入内地院线。中国观众奔走相告的背后,国产电影雪上加霜。
“那时北影厂还算几个厂里条件好点的,勉强可以维持。其他的那些厂,拆的拆,垮的垮,很多早就发不出工资。”高成生说。
“那时韩厂长就是一天到晚算账,看账上有多少钱,工资需要多少,报销了医药费还剩多少……”原北影厂影视制作公司经理宋振山回忆。
几年后,厂里最年轻的导演陆川执导处女作《寻枪》。为了鼎力支持,韩三平决定出演一个角色。根据他在职工心中成天算账的印象,陆川和姜文在现场给他设计了这样的台词:20个小时?坐汽车都到省城了,坐火车都到北京了,坐飞机都到美国了……枪里面还有3颗子弹,就是3条人命,如果遇到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6条人命,6条人命啊……
“当时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一些行政事务上,真正能用在创作上的时间很少很少,实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韩三平说。离开成都来京赴任前,峨影的朋友小聚相送,朋友跟他说:北京水太深,北影很多人可以通天,那个厂长不好做。“但是我想都没想,当时正值盛年,非常高兴就来北京了。”北影一直被称作“中国电影的门面”,当时拥有职工近三千人,离休人员四百多,退休人员七百多。“账上最困难时只有27万,但是我们一个月报销职工的医药费就要40万。”
这位北影历史上的第六任厂长,到底该怎样替北影这块“门面”,留住一去不返的那点昨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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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峨影以后,厂里再遇到什么事情,职工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韩三平在就好啰。”峨影厂老导演周力用成都方言模仿职工说这句话,他与韩三平联合导演了《避难》。
在峨影担任副厂长期间,韩三平分管创作室和音像部,这是他施展经营才能的第一个舞台。
刚上任不久,厂里通过立项准备拍摄的片子有4个类型接近,故事大同小异。在完成分配任务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重复建设经常出现。各种权衡之后,最终保留两个。面对依然可能同质的两部电影,韩三平连夜作了决定。在其中一部开机前一天,他来到了剧组。
“那部片子名叫《峨眉飞盗》,导演张西河是我们厂一位很有资历的老导演,所以他那个肯定不可能砍掉,但是韩三平也不会就这么让他拍,卖不掉的话还是要厂长负这个责。”周力说。
新任副厂长来到剧组,张西河非常高兴,他带领剧组欢迎新厂长讲几句。韩三平一脸严肃:这个片子改成动作片。
话一出口,张西河都有点傻了。“我明天开机,这哪儿来得及?”
“你给我加7场动作戏,怎么加,周力帮你弄。”说完韩三平就走了。
当年,一部影片的拷贝卖到70个,基本保本;100个,就是值得庆功的盈利。这一年,动作片《峨眉飞盗》在全国的采购拷贝达到300个,与北影《神秘的大佛》一起,跻身当年最卖座的两部影片,也创下峨影拷贝发行纪录。
周力当时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拍摄胶片电影,而是和一群导演拍摄一种名叫“盒带”的低成本影片。这是韩三平为厂里纾困的另一个思路:五六万拍一部,一个星期拍完,成本不到一部电影的十分之一。拍完之后,主要通过发行数量盈利。
“什么《鬼影魔踪》啊《黑煞星》啊,你从这些片名就知道,其实就是打一些擦边球,拍的那些题材无非就是一些小暴力、软情色,但是市场渠道非常好。”这种“盒带”,周力一年能拍七八部。
“当时厂里其他的创作在贴钱,但是这一块,是纯粹盈利。” 高成生回忆,年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也是厂里的一个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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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影全年拍摄的经费大概需要七八千万,但是我们每年国家的拨款也就只有500万左右,其他的就只能靠自己去筹集。”韩三平介绍说,“所以我只能带着我的导演去四处化缘。”
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幕:葛优饰演的刘元被徐帆饰演的李清斥为没有追求,刘元当场就着那块给老外警察上中文课的黑板,描绘起了自己的伟大抱负:这是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中国的青藏高原,这是尼泊尔,山脉的南坡缓缓地伸向印度洋。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尼泊尔王国气候湿润,四季如春,而山脉的北麓陡降,终年积雪,再加上深陷大陆的中部,远离太平洋,所以自然气候十分的恶劣。如果我们把喜马拉雅山炸开统共一道50公里的口子,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试想一想,那我们美丽青藏高原从此摘掉落后的帽子不算,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这不是一次冯氏贺岁片里闭门造车的艺术想象,它来自冯小刚参加韩三平组织的一次“化缘”的亲身经历。那些年,冯小刚在电影梦即将走上绝路的时候遇见了韩三平,直到现在,他依然宣称:是韩三平让我重新回到了队伍中来。
炸掉喜马拉雅山的桥段来自于牟其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位盛极一时的商人正在谋划他的宏图伟业:他打算投资100亿,在北京或者上海,建一个118层的大厦,楼下的广场名为“邓小平广场”;他提出出资31亿美元,给中国海军购买一艘航母;他还曾设想: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将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变成降雨区,采用定向爆破,投资570亿,在横断山脉筑起一座拦截大坝,为黄河引入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他还对外公布投资总造价为一亿美元的“国际卫星8号”……
在韩三平组织的一次融资见面中,冯小刚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他后来回忆:老板那天穿得很朴素,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子,脚上一双布鞋,看上去不像大财主,更像参加“四清”的机关干部,体形发式像华主席——此人就是牟其中。
那天,牟其中问韩三平,你们每年需要的经费是多少?答:8000万。
“那给你们两个亿。”
“用不了。”
“我说的是美元。”
……
几经催促,牟给了钱,“好像有八十多万,人民币。”高成生回忆。后来再无音讯。再后来,他成了阶下囚。
最终为冯小刚解决拍摄经费的是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比火还热的心》后来改名为《甲方乙方》。从这年开始,韩三平给了冯小刚一个新身份:贺岁片导演。其他导演的那些超级大片,与喜马拉雅山的那道缺口一样,暂时成了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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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乙方》之前,韩三平抓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是一部主旋律影片——《孔繁森》。
在峨影期间,韩三平以导演身份创作过一部重点题材的主旋律影片:《毛泽东的故事》。担任领导以后,他抓过另一个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项目:电影《焦裕禄》。翻开电影学术专著,在整个90年代的描述里,“主旋律策略”占据了最大篇幅;而在韩三平的个人世界里,他把自己的这种创作喜好归结为“红色情结”。
韩三平出自一个革命干部之家,父亲韩正夫是一位老红军,“文革”期间担任四川林业厅厅长,浩劫结束之后担任省科委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常委。“他对于红色经典和毛泽东的感情,应该还是来自于他的家庭背景。”一位中影集团老员工说,“他应该也算‘既得利益者’。”
陈国星担任了《孔繁森》的导演。他从演员转行,给北影著名导演水华、钱江担任场记和副导演。拍摄《孔繁森》之前,他拍过几部喜剧,都不成功。韩三平从浙江一个鞋厂老板那里,拿到了这笔500万的投资。
“500万拍一英模?当时我一听就惊了。”陈国星说,“500万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亿。我在《孔繁森》之前拍了4部电影,每部投资都没超过100万。”
在北影决定拍摄《孔繁森》之前,已经有6家兄弟电影厂在申报立项。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最早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是山东电影制片厂,广电部时任副部长田聪明已经答应了这个题材由他们拍摄。“当时我们还在创作剧本,我带着队伍去拉萨采风的时候,他们已经从阿里回来了。”陈国星回忆。“三平就说,北影一定要拿到这个项目。”
韩三平亲自找到田聪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拍一个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当然应该举国家之力,集全国的优势,用最好的导演、最好的编剧和最好的演员。多年以后,韩三平推出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用了相同的策略。
后来,《孔繁森》便由北影和山东电影制片厂共同拍摄,“而且我们排在了前面。”陈国星说。
剧本出来以后,陈国星很不满意。韩三平说:你是导演,你自己定!
“当时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西部警察》,我就觉得这个编剧应该能行。于是我就找到了他,是山东淄博的一个青年作家。”
这位编剧,现在担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他叫张宏森。
“三平还干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请来了凯歌,做我们这个戏的艺术顾问。”当时陈凯歌已经凭借《霸王别姬》将金棕榈收入囊中,在陈国星心目中,“他和艺谋都是我们的旗手。见了他,我也很紧张。”
陈凯歌向陈国星推荐了一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陈凯歌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英国人在阿拉伯世界里穿行,你这个是一个汉族人在藏区做了8年善事。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电影拍成了好人好事,你去拍这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95年11月份开机,一直拍到96年初,按理说是赶不上96年华表奖评奖,但是三平坚持,一定要赶上96年华表奖。”
韩三平告诉陈国星:这种主旋律题材,跟时效的关系特别重大。一年之后,人们会淡忘很多,主旋律特别需要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
做完拷贝的那天,已经是华表奖评奖的最后一天晚上。陈国星开着厂里的破吉普,那是韩三平的公务车,赶往北京西山的评奖地。陈国星赶到时,晚上的第一部片子已经放完了,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他清楚:其实很多评委已经打完勾了。
陈国星是被晚上11点多的电话吵醒的。电话那头是北影厂老艺术家于洋,也是本届评委。“国星祝贺你,《孔繁森》看了之后,我们评委长时间地鼓掌,这个片子很可能要创造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
《孔繁森》在当年一举获得华表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3个大奖。“华表奖不允许一个电影同时获得3项奖,我们是惟一的一次。”陈国星说。从那以后,他所有的创作,都没再离开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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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黑眼睛》获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之后,陈国星获得了北影厂分配的第二套房。
“三平来了之后,创作人员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他是一个导演出身的管理者,所以他对创作非常了解。”陈国星说。
通过和国土资源部和统战部的土地置换合作,韩三平在北影院内建起家属楼,解决了那一拨所有职工的住房问题。厂里院内原来有一排小平房,被一些闲杂人拿来做点小生意。为了盖房,那一片必须拆掉。一天一群小混混冲进韩三平办公室问道:“谁是韩三平?你就是吗?我告诉你,那房你要敢拆,你试试?”
话音刚落,韩三平暴跳如雷,拍着桌子说:“我就是韩三平!都给我滚出去!”
周力后来来京看他时,撞见过另外的惊险一幕。一位职工因为分房问题冲进办公室,扬言要砍厂长,韩三平冲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那里也躺着一把刀。
“韩三平自己的房子才两居,楼层和朝向都不好。他做到这样,别人没什么可说的。”陈国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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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华语或者集中大陆、香港、台湾的优秀电影人,制作大型商业电影或者大型艺术电影,向全世界销售发行,这是我们制片业的第一个努力方向,我们正在做这种努力。”2007年11月23日,站在北大百年讲堂,韩三平对台下的年轻学子们讲起了自己的“大片战略”,这也是他上任中影以来兴趣最大的工作之一。
韩三平第一次涉足国产商业大片起步很早,那是1998年协助陈凯歌拍摄的《刺秦》、那是一次中国影人并不成功的商业大片探索。
《刺秦》在90年代末期投拍,由中日美联合投资,制片成本超过8000万。在当年,这个投资规模仅次于谢晋《鸦片战争》的一亿成本。《刺秦》是陈凯歌戛纳登顶之后又一次出手古装史诗,备受外界关注。张丰毅、李雪健、王志文,各路明星云集一堂,甚至赵本山、潘长江也参与演出。如今跻身一线的周迅,在片中饰演一个盲女,戏份以秒计。
秦王宫图纸已经设计完毕多年,但是陈凯歌苦于找不到筹建场所。韩三平想到了一位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浙江老朋友,那位朋友来到北影,了解原委之后,当即表示:片子的置景工作交给他。多少钱?韩三平问。
“不要钱,但是拍完之后,景不许拆,留给我。”这位浙江朋友,就是横店影视城创始人徐文荣。
“当时我们去的地方,还是一片杳无人烟的坟地。”韩三平回忆。
《刺秦》的票房惨败,让韩三平亲眼看到了商业大片投资背后的惊人风险。后来在他亲自参与的所有大片项目中,规避风险永远首当其冲,包括后来投资过6亿的《赤壁》。
“中国制片商在《赤壁》中占的份额很小。因为我们市场不够大,只敢用一定的投资获得中国市场的发行权和发行收入,我们几乎不敢参与中国人之外的投资和分账,因为我们两眼一摸黑,经验不足,实力不够。”韩三平说。
这番话从某种程度上,应该能解释外界对于中影集团一直存在的一个批评,那就是中影在很多项目上都不会真金白银掏大钱参与主投,也就是业内经常提到的“借船出海”。
然而矗立在眼前的恢弘秦王宫,却再次与韩三平内心的另一个庞大的产业梦遥相呼应。“从北影担任厂长时,他就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现代产业化的影视基地。”宋振山说,他后来出任了中影基地副经理。
曾经有一段时间,坊间流传着一种谣言:因为某背景极其雄厚的地产商看中了北影位于北三环黄金地段的土地,这个老厂将被整体搬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韩三平一直在谋划事关集团发展的另一件大业:筹建基地。中影集团组建以后,韩三平进入中国最大的电影舞台。直到担任董事长,基地始终是他产业梦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果没有中影基地,我们拍不出《建国大业》。”韩三平说。
《建国大业》最初是全国政协的一个献礼项目,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建议韩三平亲自出任导演。时隔18年后,韩三平又坐在了导演椅上。在他力邀之下,黄建新出现在了联合导演的名单上。
陈凯歌看完剧本后提了一个建议:这种项目要想成功就只有一个办法,你让所有的角色都由明星参演,哪怕就一句台词。
“当时韩总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拍摄周期。”宋振山介绍,影片必须在2009年9月上旬全国公映,只有3个月的拍摄周期和3个月的后期制作阶段,全片110场戏,有70个景需要搭建。按照通常拍摄惯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影基地已经在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试运行,这是亚洲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电影制片厂,占地53万平方米,各种功能齐全的摄影棚一共16座。能够支持从置景、器材、人员、制片拍摄、后期制作整个生产流程的全产业链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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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3000万的《建国大业》如期公映。韩三平当时内心的最高目标,是票房过两亿。宣传期间他不断对媒体表示:如果票房过两亿,将给所有义务出演的明星发片酬。最终,这部由170位明星参演的超级献礼大片以4.2亿的票房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在家乡成都宣传时,韩三平第一次对媒体披露:“接下来我们准备拍《建党伟业》,向党的90周年生日献礼!”
黄建新有些吃惊,“当时这还是我们私下的一个商量,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对外宣布了。”
“《建党伟业》是我们历史上遭遇审查最多的一次,前后审片有几十次。”蒋德富说,他现在的身份除了是中影营销公司经理,同时还是中影集团发言人。
原来《建党伟业》是从晚年毛泽东的回忆开始。结尾时,他掏出当年参加一大时杨开慧送他的怀表潸然泪下,感慨说道:这个国家,来得不易……
这个处理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和这个构思一样无法面世的还有演员汤唯的戏份,在片中她扮演陶毅。这个角色因她出演,而且被冠以“毛泽东初恋情人”,备受关注。在离影片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陶毅一角最终全部删除。
“离上映只有20天的时候,我还补拍了4场戏。”黄建新说。在那段昏天黑地的后期阶段,57岁的黄建新连续28天每天睡眠不超过3小时。
汤唯戏份被删,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看完影片之后,对这种设计和处理表示不满。但据中影内部人士透露:毛新宇的确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韩三平获悉后,专门安排毛新宇夫妇来到剧组探班。毛新宇的名字后来也出现在影片顾问之列。审查阶段,他并未提出异议。汤唯的戏份还是因为《建党伟业》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审查意见中有一条认为这样的处理“跟史实不符”。
汤唯戏份被删以后,网络上随后爆出“《建党伟业》票房不过8亿《变形金刚》不会上映”的消息。“当时记者跟我说这是高军亲口说的,我认为他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黄建新说。
一位看过前后数版的媒体同行对于《建党伟业》在审查中一路发生的变化,给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伤筋动骨。
“现在我说这话可能有些事后诸葛亮,但是看完最终的版本,我觉得票房应该是比《建国大业》略低。”营销公司副经理樊江华说。在他看来,《建国大业》无论是故事,还是制作水准,还有同档期竞争影片,以及宣传和口碑,都是一次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超水平发挥。那样的事情可一难再。
据内部消息透露:《建国大业》在审查过程中,高层也参与看片。对于影片中一些充满悲情的处理方式,有领导并不认可。“他们还是希望这个片子的基调能够昂扬一些。”一位中影集团人士透露。据说韩三平在影片审查中曾经提出主动找领导作些解释工作,但被劝阻了。
“据我所知,韩总应该不会这么做。”樊江华说,“中影集团每年出品这么多电影,审查的问题不是《建党伟业》一部会遇到。”3.7亿,这是《建党伟业》首轮结束的票房。“《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应该是最能代表韩总的作品。”
《建党伟业》经历的这一切,一定让韩三平想到了多年前他独立执导的那部《毛泽东的故事》。那是一部长达145分钟的人物传纪片,在那部献礼片中,出现了一个中国观众从来没见过的晚年毛泽东:疾病缠身,老态龙钟,连端杯水的力气都没有。片子结尾,毛泽东接见完尼克松女儿和丈夫后,穿过中南海游泳池回自己房间。镜头里的毛泽东,走过长长的过道,身后的灯一盏一盏次第熄灭,直到走廊尽头。最后身后的那扇门轻声关闭,整个画面一片漆黑。
那部电影耗费了韩三平整整半年的时间,忙于应付各种审查和修改。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示:以后再也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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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三平的性格中,没有那种纠结的东西,他这个人很干脆。”周力对多年老友的这番评价,与导演宁浩眼中的那个韩三平不谋而合。
“他是你能遇见的那种决断力和执行力极强的制片人。”宁浩说。
2005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他被一个电话吵醒,电话那头是中影制片公司经理赵海城:你赶快赶到中影,韩总要见你。
“当时我还迷迷糊糊的,有些懵。”
赶到韩三平办公室,宁浩第一次见到了“业内大佬”。直到那一刻,他依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边缘。”当时一直以拍摄广告和MV为生的宁浩,认为自己“离电影工业的核心地带很遥远”。
韩三平临时取消了一个会,于是他有机会在办公室看了一部正在赶后期的影片粗剪版。这部小成本制作讲着重庆方言,应该令成都人韩三平很亲切,他在自己办公室时常关起门来就跟朋友讲起了家乡话。看完之后,韩三平提出:把导演找来,我要见他。这部影片就是《疯狂的石头》。
“我们打算发行这部影片,做100个拷贝。”韩三平告诉宁浩。
“当时《无极》也就是300个拷贝。”宁浩说。
韩三平还送给宁浩另一个惊喜:“这部影片挣到的钱,就是你下一部电影的拍摄成本。”《疯狂的石头》后来的票房接近3000万,中影作为发行方赢利900万,在这个基础上,追加了200万,便是《疯狂的赛车》拍摄的全部经费。宁浩没有辜负老天给他的这一个机会,1100万投资成本,最终在2009年春节期间,斩获票房1亿3000万。在中影集团举行的庆功宴上,他收到了一个50万元的红包。记者问他:你会怎么花这笔钱?他脱口而出:还房贷。
宁浩眼里那个气场强大的“江湖大佬”不一样,很多中影员工眼里的韩三平是另一副面貌:性格暴躁,容易发火,喜欢骂人,而且难听。
有人透露,高成生曾经在一次被他怒骂之后,忍无可忍,负气离开。有些朋友问他:这么多年感情,怎么舍得走?高答:他骂得太难听了……几年后,韩三平主动邀请高成生重新回来。《建党伟业》执行制片人署名正是高成生。
“他就是那样,骂完你之后,很快就忘掉了。或者想起来了,会主动给你打个电话,说点别的事,你就明白,那事过去了。”一位中影员工说。
韩三平有过仕途极不如意的几年,那几年他和中信一起创办了民营影视公司“世纪英雄”。后来因为集团忙于上市,他离开“世纪英雄”。有人评价韩三平说:“他就是那种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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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其实也没有多少院线,但最大的权力就是引进,拿进口大片的排期来挤压国产大片是众所周知的。你不跟他合作,他就在这个档期里放两部进口片跟你火并,放狗咬你,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他是庄家,没人敢招惹他。这种垄断,对国产片市场产生了制约和迫害,利用国产片之间的互相残杀谋求利益。我们民营公司没有特权,在没有任何保护下能把电影做到今天,可谓举步维艰。”2009年12月17日,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在公司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上映一周后,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这番言论。
张伟平认为:《三枪》选择与华夏公司合作,所以在档期上遭到了《2012》和《第九区》两部进口大片的围追堵截。这背后正是中影在操纵,另一个证据是同期“还有一些中影参与的影片在上映”。
在这次采访中,张伟平还谈到近年之所以不参加华表奖,是因为:“华表奖已经办成一家独大和个人崇拜了,知道的是政府最高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公司的堂会。台下坐的都是内地港台的扛把子,上面一片‘谢韩三爷’的喊声。什么三爷啊,我刚开始还以为座山雕来了呢,把华表奖搞得乌烟瘴气。”
当时中影集团新闻发言人翁立对此回应说:“《2012》11月13日上映,《三枪》12月10日上映,前后相差近一个月,我们怎么打压他?”“他和华夏合作,《三枪》之前华夏也发进口影片,《2012》就是中影和华夏一起发行,张伟平也没说华夏拿大片压他啊?”
经由张伟平炮轰事件,中影集团的行业垄断话题再度被推至前台。中影大业要成霸业吗?
“垄断也需要实力,你一年生产一部电影甚至几年生产一部,拿什么垄断?”蒋德富说。
“进口分账影片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是垄断。”导演黄建新说,“中影只是国家政策的执行单位,而且现在有了‘批片’,引进影片也不是中影的专利。”批片,是由发行公司以一定价格买断国内放映权、打捆批量操作的进口影片。批片在业内被看作是进口分账影片的体制补遗,但都不是最近大热的好莱坞商业大片。
也有一些中影员工与黄建新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以进口分账影片就事论事,中影的确存在垄断”,甚至“集团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大片的分账”。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中影集团去年发行的国产影片中,只有两部盈利。2010年,中影发行国产影片139部,票房39亿;发行进口分账影片35部,票房22亿,全年发行利润是1.7亿。
“正是因为分账影片带来的旱涝保收,所以中影很难完全按照市场方式出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这也决定了中影在和其他兄弟单位对话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市场主体。”
中影是惟一有权引进分账影片的国有企业,发行中影影片不力的影院,无疑在获得分账影片的时候会处于劣势。“中影停止向某一个地区供片不太可能,但是停止给一个影院供片,完全能实现。”尹鸿说,“所以它讨价还价的空间非常大。”
韩三平个人从来不对外界这些声音发表回应,他曾两度传出被双规。第二次传出时,正好赶上新年音乐会,张宏森建议:去一下吧,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他摇摇头:不去。
“韩三平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他赋予中影集团的这种经营模式的架构,使得这个最大的国有集团,有了真正朝产业化发展的方向。中影集团对于业内的意义,也正是在于它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推动。它不是最活跃的一个,但是体量最大。”尹鸿说,“真正良性的产业环境,一定是中影、华谊、保利博纳、小马奔腾等等,一批能够引领业内的影视集团一起参与中国电影产业化,而不应该是一家独大。”
宁浩曾经问过韩三平:以您今天的江湖地位,如果去任何一家民营公司,都会生活得很好,尤其是物质方面,您怎么想这事?韩三平说:这事太小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有4个字,‘中国电影’。”
记者问宁浩,“韩三平跟你接触过的其他那些业内制片大腕最大的区别在哪儿?”他说了3个字:格局大。
“中影集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拍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或者叫引领、指导整个电影产业,这是中影集团的责任,也是它的国家队性质决定的。”韩三平不止一次对外解释中影的职责。
目前中影正在第四次筹备上市,未来即将上市的中影股份公司,是一家由中影集团控股占97%的股份公司。韩三平任期还有一年,如果明年顺利上市,按照规定,他还会有两年的过渡期。
“中影有今天,他当然贡献最大。其实几年前,中影在业内的影响力已经很一般,也是韩总,让中影有了今天的江湖地位。”樊江华说。韩三平之后的中影会怎样?中影很多员工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个答案:非常担忧。
“我们目前整个产业还处于非常初级的起步阶段,中影集团从体制和机制上,还不是一个真正适应市场的现代电影企业。它在政治资源和产业资源方面,都拥有其他影视公司难以企及的优势。《建党伟业》、《建国大业》只可能诞生在中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这种独特的国有属性,成也在此,败也在此。”尹鸿说。
“中国电影大有前途,在各个环节和它的关联产业,都在高速发展。它是一个未来非常光明的产业,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这个产业。它的主体必须是中国电影。”韩三平说。他预计到2016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有望突破350亿。
在韩三平的办公室,已经摆满了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照片——他开始筹备新片《毛泽东》,预计将在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公映。姜文很有可能出演毛泽东。拍完两部之后,黄建新身心俱疲,韩三平的新搭档是导演何群。有青年导演透露,中影方面已经就“建军”题材和他们有过接触。
“这就是韩三平,做什么都要做最大的。基地是亚洲最大;拍电影,都是做大项目;拍电视剧,《红楼梦》、《张居正》、《朱元璋》,都是宏大题材。”陈国星还透露,中影集团的标志,也是韩三平亲自参与设计,集合老北影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塑像创作而成。
其实韩三平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阴错阳差。当年去峨影前,他原本要进茶厂工作。那时留着长发的叛逆青年父子关系紧张,他乘着别人午睡偷偷把茶厂的车开出去,结果翻车摔断了手,3个月的住院带休息,于是错过了茶厂招工。因为听说进入峨影可以分个单身宿舍,一想这样就能不再住家里,他不顾一切就进了峨影。
“他是那种到什么时候都有一帮兄弟死心塌地追随的人,他也非常享受这种被弟兄们环绕的感觉。”周力说,“我特别想问问他,如果有一天,他退休了,这些光环和环绕都不在了,他会怎样。”
◎铁打的法人,流水的代表——对话韩三平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想拍《建党伟业》?
韩三平:其实《建国大业》以后,这种电影还拍不拍,怎么拍,我一直都在想。再追溯得早一点,我在峨影拍《焦裕禄》,到北影拍《孔繁森》、《横空出世》,再到中影《张思德》、《云水谣》这一系列电影,现在都称之为红色电影,或是红色情结的电影,我觉得不仅值得拍,而且能够拍成相对统一、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中国的电影工业越来越发达,不外乎是我们把现代最通行的先进技术和工业手段,放上我们自己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的人物,那就会是一个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能接受的电影了。我们过去做得不太好,拍这些红色题材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观众不爱看。
从《建国大业》之后我自己确实也在想,刚好不到两年时间就是建党90周年,就接着拍了这部《建党伟业》。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专家学者评论还可以,观众口碑也过得去,票房已经3.6亿,相当于五六千万美元了,它也有利润,是一个良性的产业循环过程。这样的电影我觉得还应该拍下去,值得拍下去。
用现代意识拍毛泽东
人物周刊:《毛泽东》的筹备已经开始了吗?
韩三平:已经在准备剧本创作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毛泽东,值得几个大国的大公司来合作,现在也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呼应,所以我想用一段时间来扎实地准备剧本。这个题材我们还要很好地研究,从《建国》、《建党》两部片子分析利弊得失,特别是研究观众、评论界,包括管理机构、政府部门,看怎么样来协调统一,拍出一个更好的电影来。毛泽东这个题材很简单,拍什么最重要,而不是谁来拍,更不是谁来演。第二个问题才是怎么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焦点对得很实,拍他什么、哪个角度,都还在考虑。
人物周刊:可能很多人想知道,你能不能拍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的毛泽东?
韩三平:一个作品好不好,有两个东西在约束和局限它,一个是时代,一个是你的个人能力。有的东西你推得越远,看得越清楚,所以历史局限性是必然的。水门事件的故事,尼克松下台好几年才拍出电影来;刺杀肯尼迪到现在还是一个迷,这就是历史局限。
第二是创作者本身眼光的约束,或者他的情怀。我不是说我的情怀就多博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创作观念就是要创新。手机都半年出一个新款,大多数观众已经超越了某种认识,你还在用那种拍法,落后于观众的追求,人家肯定就不看。
未来拍毛泽东,要表现出两个东西:既然我们说他超乎常人,肯定有很多伟大的、闪光的地方;既然我们说他是人,他肯定也有很多不足和弱点,包括性格上的不足和弱点。
有一个历史时期光说他的丰功伟绩;后来说到晚年犯了错误,就光看他犯了错误。这两种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观众都不会认可。你只能客观、真实、博大地用现代意识和观念表现这个人物,才能被观众接受。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姜文出演毛泽东?
韩三平:其实也不是我最开始定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主任推荐的姜文,我当然是一拍即合。姜文跟我的情怀非常一致,他也很想演。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尝试,举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用陈坤来演蒋经国,另一个是用周润发来演袁世凯。历史到了一定的程度,观众追求的更加是神似。观众要的是这个人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这就叫神。我觉得姜文是能够演绎出这种精神状态来的。你看好莱坞电影里,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跟真实照片其实相差很远。
国企情结:苦难辉煌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不管环境怎样不利,你始终对国企充满信心。为什么?
韩三平:这应该是我的性格,就是不服输。你看我们有很多优势,比如市场优势,13亿人要看电影;文化优势,五千年中间渗透出来的各种故事,中华民族的五千年能拍出多少优秀电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地域优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56个民族,你说电影要造型资源,我们有多少?
还有我们有一大批从业人员。我为什么跟冯小刚关系好?他是电影最困难的时候来拍电影的,那时他们自己贷款拍了个电视剧,分了不少钱,经济上、艺术上、社会地位上都已经突飞猛进了,而且人还年轻。我当北影厂厂长以后,他死活要拍电影。我跟他说现在电影院改澡堂子改仓库了,拍电影、演电影的都拍电视剧去了。他说我爱电影,就要拍电影。那是1994年到1995年初,他让我很钦佩。我们跟他第一个合作了《甲方乙方》,就成功了,所以可见人干成一件事是要有追求、有情怀的。不是那种投机,什么热门搞什么,什么热闹干什么,那肯定不行。
你去查北影厂的历史,全国那时就拍了七八十部电影,北影厂拍了二十多部,将近三十部,那是1996年。那时电影大面积高额度亏损,你拍10部可能七八部都赔钱,你300万拍的可能就赔了200万。但那时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一直坚持到今天。
人物周刊:你眼里当年北影这样的国企存在哪些问题?
韩三平:当然有很多机制不顺,用人机制、干部提拔、退休养老……都不合理,都应该不断改革。但不是改革好了咱们再来拍电影,改革和拍电影要并进。首先抓好电影,这是你一个电影厂的立身之本。一个企业领导人如果不清醒,停下来不抓好电影去搞体制机制改革,那叫本末倒置。
我总说我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企情怀,另一个是中国电影情怀。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电影非常艰难,全国票房10个亿都不到,观众不看国产电影,只看进口电影,偶尔看看合拍电影,我估计你们这一代看电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坚守,可能很快就完了。
大概也就是10年前吧,我到韩国晚上10点,看到电影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每个放映厅都上座80%,我很感慨。现在中国也这样,发展很快。所以从当北影厂厂长到现在,或者说从我进入电影界到现在,我始终有一个牢牢的信念,就是拍出优秀电影是硬道理,一切都要以这个为中心来管理和经营你的企业。
这是我的两个情怀,贯穿始终。
人物周刊:当年主持北影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韩三平:最大的困难在于生存。那个时候一个企业从工资奖金到医疗费,甚至取暖费都要自己去挣,最难的就是生存下去,企业不能倒不能散,这种叫简单生存。很多企业只能维持这种简单生存,就是这个厂子还在,但是它已经确实对拍电影无能为力了。
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生存的同时还要拍电影,最难是1995年到2000年,美国大片疯长、电视普及、网络技术刚刚展开,中国电影被人不理解甚至唾弃,但是那时北影拍了一批好电影。好多人说韩董事长现在最辉煌,我说不对,我最辉煌是在1997年,10个政府奖我们拿了4个,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全是我们的,那时候我是北影厂厂长,那一年得奖的有《孔繁森》、《赢家》、《红西服》、《开心哆来咪》。那一年我告诉你我辉煌到什么程度,我坐了个吉普车去,后来装了十几个奖杯回来,一大堆。这就是苦难的辉煌。1997年那一年,你查一下资料,全国多少部,也就是不到一百部电影吧,但是北影厂拍了25部。
《生死时速》一来就是一个亿,那时候我们想一个亿,就像天文数字似的。全年票房八个多亿,国产片我估计也就两三个亿、三四个亿。
对抗好莱坞:核心就是争夺市场
人物周刊:现在在国产片的保护政策下,你面对好莱坞影片有压力吗?
韩三平:当然有,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你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你在前进人家也在前进。好莱坞电影发展得比我们厉害,一会儿有《泰坦尼克号》,一会儿有《阿凡达》、《功夫熊猫》。我们之间在争夺的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争夺一个东西:市场。提高我们的市场占有率,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就要有发展的硬指标。你不能说我今年1亿票房,明年还是1亿票房。你必须要发展,今年1亿票房,明年可能应该两亿、三亿票房,这才叫发展。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你一直特别在意票房这件事的理由?
韩三平: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这个要有硬指标。硬指标是什么?就是票房。当然得奖也算个指标,相比起来,对产业来讲,票房更重要。
我其实只信一条,还是毛主席说的,用美国人的枪炮打击美国人。确实他们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强大,但是它绝不能代替我们,这是我的立场。我们学习你,借鉴你,但是我们绝不让你把我们取代了。你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它,但是你也不能无所作为地让位给它,特别是像我当中影集团董事长,你说中影集团就发行好外国片就完了,那哪儿行!
产业梦:没有根基,一切免谈
人物周刊:所以你对国产电影产业化的愿望尤其迫切?
韩三平:这个和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样的道理。解决我们经济实力的发展,这是干一切事情的基础。没有综合国力,谈不上教育、卫生、国防,什么都谈不上。没有票房,没有总体电影产业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去发展电影科技,摄影、化妆、录音、剪接,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展,因为你连基础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观念现在都转过来了,至于说在行为和工作机制、运作机制上是不是都转过来了,这个还要打问号。
美国电影它经看,我们的电影不经看。电影怎么才经看?剧本、表演、摄影、化妆、灯光、录音、剪接,甚至道具、服装、烟火、电脑特效都做得很精致,这样的电影才经看。这一两年发展,尤其说明这个问题。有明星不一定有票房,或者说大明星不一定有高票房。再换句话说,有大场面不一定有高票房,甚至故事不错,但是不一定票房很高。看一眼,看5分钟还行,看10分钟就不行了,化妆也不舒服,服装也不对,道具也摆得不对,制作也粗糙,灯光效果也打得不好,这样的电影故事再好都不行。
人物周刊:能不能说你对做大片情有独钟?
韩三平:大片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里边的拳头产品。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拳头产品,汽车肯定有它的几个大牌子,奔驰、宝马……但是不等于它就代替了一切。全世界只有宝马,那不可能,大片它就是带有一定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你看宁浩300万做一个电影,这是小片,但是他3000万的票房,那就盈利了。反过来讲你一个亿拍个电影,两亿票房,你也亏了,所以不要一味追求大片,你看我其实做的很多都不大,《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杜拉拉升职记》、《新武林外传》,它们的制作成本都没有超过两千万。
既然做产业,我们当然要追求利润。所以它要形成两个金字塔:一个是投资的金字塔,一个是票房的金字塔。所谓投资结构的金字塔,就是你要有两个亿拍的电影,也要有五六千万拍的,还要有一两千万拍的,甚至也有几百万拍的。所以一个大公司既有三四亿票房的影片,也要有一两亿票房的影片,也要有一批五六千万、七八千万票房的影片,这样你公司的实力才可以真正壮大,公司抗风险的能力也才能真正变强。
人物周刊:但是大片一直都饱受诟病,质量乏善可陈。
韩三平: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小片质量就受到观众和媒体的肯定。这个讨论很容易非此即彼,大片观众和媒体的质疑声的确比较大,一个媒体你去想,你们一年评论了多少电影?我们去年一共是530部电影,你把去年的报纸全部找出来,你们媒体对多少部电影进行了优劣好坏的评论,我相信表扬批评都算一起,最多20%。
究竟评论大片好坏的权威在什么地方?质疑它质量的权威到底怎么来论证?比如说有1000万观众,照理说最准的是1000万人来投票,说好坏。510万人说这个片子不错,490万说不好,这个片子就不行,这是最准确的。绝不是一两个观众和一两篇评论,这不能误导。媒体经常犯错误,你看默多克,现在全世界最牛逼的媒体犯了最大的错误。所以评论这个事,有时我很看中它,有时我很不在意它。《建国大业》1400万观众,你们是不是代表51%以上来评论?你把小片拿来,它问题也很多。大片看的人多,所以评的人也很多。
青年导演:他们便宜,我在他们身上赌
人物周刊:你一直说你最喜欢跟青年导演合作,为什么?
韩三平:我好几次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过,不过青年导演有几条我是非常欣赏的:第一,他们的电影观念适合青年观众;第二,他们劳动力比较便宜,简单说就是片酬低、成本低。冯小刚第一部戏预算才400万,徐静蕾才1300万,宁浩第一部电影三百多万,第二部才1000万,我作为一个大企业领导人,赔了也不怕。
既然电影有一定的赌博色彩,那我在年轻人身上赌,总比五六千万赔一半就两千多万踏实多了,我全赔了也才几百万。你看我不光成就了一些电影,还成就了一些人。
电影是产业,不是慈善事业,必须要有回报。就算你是事业,没有观众人次,你的事业也不成功。你说我搞了个图书馆没人来,建个公园没人进,这事业算成功吗?福利院老人不愿意呆,公立学校大家不愿意来,这叫成功吗?电影没人看,但是我的艺术档次很高,这玩意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成功。这个电影他们看不懂,但是艺术品位很高,这个东西能划等号吗?我非常怀疑。
我觉得电影没有票房没有观众人次,就没有生命力。当然我们要不断提高我们的艺术、技术和工业制作水平,这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任务。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渴望进入电影圈的年轻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三平: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艺术和商业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就掰得过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静蕾导演,她第三部拍杜拉拉,头两部她都要个人追求,当然她的追求也很重要,但是我反复跟她讲,你的追求要被人承认。电影被人承认的重要方式就是观众人次,你的劳动必须被他人承认和欣赏,他才会花钱买票。
你看现在我们讲人文关怀,提出“幸福指数”、“以人为本”,电影就是以观众为本。年轻导演说我这个片子肯定有观众,但是他缺乏分析,好多问题没有搞清楚。起码你要搞清楚6个问题——拍什么?谁来拍?谁来演?多少钱拍?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发行?你连这6条都没弄清楚就不要拍,稀里糊涂就开拍,基本都失败。
当然第七个问题更重要,就是你对它未来结果的评估,这个不一定青年导演们都知道,我们会来帮他完成。你说3000万拍,我们一看,不一定要3000万,或者3000万不够。未来评估靠一个青年导演他做不出来。我最怕一些年轻人拿着剧本就来了,开口就是:韩总我这个戏,1000万也行,8000万也行;北京能够拍,海南也能拍。但是能卖多少钱,他从来不说。我们的工作,还是想给年轻导演搭建一个平台,让他施展才华。
争议中影
人物周刊:中影集团是一个享受国家政策的央企,你会有危机感吗?
韩三平:当然有。最根本的危机意识就是中影集团千万不要拿不出好电影来,这是最根本的危机意识。现在我们压力很大,一个是外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压力,第二个是各种所有制对我们国有电影企业的压力,我们面临双重压力。中影集团不经过更大的努力,它就拍不出好片子,很快就会被淘汰。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就十年八年都能稳住,你两三年没有好电影就玩完。每一年前十名的电影里边排名,你不占到两三部你就没戏。你就今年一二名都是中影集团,第一名是《建党伟业》,第二名是《新少林寺》。
电影业很奇妙,美国电影也是这样,今年特别强,去年相对弱。去年有《阿凡达》,但别的都一般,今年都很厉害,甚至《变形金刚》、《哈利波特7》,有一个参差不齐的大小年。但中影这样的大企业,不能有一年的喘息。这是我最担心的。
另外,机制不顺,这个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所以我总担心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总体比例。再就是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是说你得了多少奖,拍了多少片子,拍一百部也没用。中影集团连续多年来在前十部影片里边占到20%-30%,能不能稳住这个比例和这个份额,我非常在意。
人物周刊:为什么非要保住这个比例?
韩三平:那你用什么证明你是大企业?
人物周刊:除了制片发行领域,你们还有院线。
韩三平:院线,中影集团并不是很强大的,最强大是万达。中影自己拥有的电影院并不多,产权是我们的,也就四五十家,五六百块银幕,远不如万达。其他的都是签约,签约是你只要有好电影我就跟你签,你没有好电影我就不一定跟你签。所以这个环节中,中影的抗风险能力不是很强,你看我这个董事长都这么坦率地说了。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指出你们左右院线排片,你会怎样回应?
韩三平:这都是瞎说。中影哪能改变排片,我们根本无法左右排片。院线未必听我们的,你没有资产投入,没有行政管理权,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有的东西你不用多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多说,事实在那儿呢。《功夫熊猫》7月3日才下片,我们《建党伟业》6月15日上映,你看20天同步,人家片子好,观众愿意选择《功夫熊猫》,我们没有行政权力去约束院线。我要能决定排片,我早把《功夫熊猫》拿下来了。
还有一个误解就是票价,也不是中影决定,是电影院自主定价。电影院靠什么定?靠上座率。三三得九有时候不如二五一十,但是有时三三得九又比二四得八好,他就去定他觉得理想的票价了。不是说20块钱就肯定100人看,你要30块钱可能只有50人看。这都是算账的事,市场经济就是大家都在算账。
还有什么时候下片,中影也左右不了。中影的片子上去之后一天拿下来的多了去了。
人物周刊:什么影片?
韩三平:具体片名就不说了。就是排一两场就给你拿下来了。中影哪有能力说你给我非排一周,看看再说。你排着观众不买票怎么办?中影能说让观众买票吗?你不买票我中影处理你?现在叫市场经济,就是观众至上,我自己这50块钱,愿意买什么票就买什么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和它的先进。
人物周刊:从《无人区》到《建党伟业》,暴露了一个问题:中影在审查方面,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韩三平:照样改。那你作为媒体,就出来替我们说两句公正话。外头总以为别的公司通不过,中影去拍就通过了,我跟你说实话,有时候还反过来呢!审查这个问题,牵扯的问题很多,对中影的审查可能会更严格,《建党伟业》看了好多次。
人物周刊:退休之后,你会继续拍电影吗?
韩三平:我是很偶然的原因回到导演的位置上,原来我想的是退休以后再来看,我能不能拍几部像样的电影。因为建国60周年,一下就把我推到了这个导演的位置上,跟着建党90周年,又把我推到导演位置上。无意间,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专业上,因为我最开始是学导演的,1983年到198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专业是导演。那个时候因为整个体制机制在改革,需要一批比较年轻的人来从事管理,就让我担任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后来北京需要又把我调到北影厂来当厂长,现在担任中影集团董事长。这么一路至今,我觉得我还是更愿意拍出一些好片子来,一切财富和权力都是过眼烟云,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你就能体会这句话,当董事长、厂长那都是过眼烟云,我总说的一句话是,铁打的法人,流水的代表。
但是艺术是永恒的,我不是说我拍的作品是永恒的,但是至少这是一个个人成就感和个人创造欲望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行业,这也是坦率的大实话。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准备,《毛泽东》的剧本正在积极推进,好在我有几十年研究这类题材和这类人物的积累,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经验。如果可能,我希望这辈子一直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