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17日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来,“共同富裕”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从大家的讨论来看,似乎还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个概念。
有文章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搞杀富济贫、平均主义、福利主义,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合理分配发展成果,鼓励勤劳、创新,改善受教育机会,促进向上流动。
然而,不难理解,领导越来越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副作用之一是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经济学家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基尼系数为0,说明收入绝对平等,系数为1,说明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他人没有收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基尼系数(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后)为0.32(见图1)。哥斯达黎加、智利、墨西哥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相对比较严重,基尼系数分别为0.49、 0.46、0.41和0.39,而斯洛伐克和捷克相对较轻,基尼系数分别为0.23和0.25。
中国国家统计局(NBS)自2003年起发布基尼系数。图2显示,不平等现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不断加剧,然后有所减轻,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仍然相当高。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有两套基尼系数,一套用于城市,一套用于农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们都低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因为它们没有在两个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然而,它们说明了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不平等加剧了多少。
我认为,很少有社会能够忍受其收入分配在短短二十年内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转变为“巴西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紧张。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切实提高。
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曾表示,中国有望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要实现15年间平均增长率略低于5%。而过去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2%。随着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个别领域的竞争势必会愈演愈烈。
中国领导层表示,将通过统筹协调“三次分配”来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产生于市场上的报酬分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他最近的分析中表示,这种分配奖励能力,符合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信仰。
第二次分配是指通过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重新调整收入。姚洋教授认为,第二次分配的目的应该是平衡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即使不能实现绝对的机会均等,中国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次分配则是慈善捐赠。姚洋教授强调慈善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政府主导的。
这种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表明,领导层希望利用市场效率来促进增长,然后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和鼓励利他主义来减轻相应的结果。
政府对富人征税和向贫困人口转移收入的权力可以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强有力工具。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而言,税收和转移支付将基尼系数从0.47降至0.32。这种分配仿佛一下子从“巴西式”变成了“葡萄牙式”。在美国,政府每年通过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等项目转移近2.5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
中国可能会提高税收,为建设更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筹资,最富有的一部分人将被要求承担大部分增加的财政负担。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中国正计划回归“铁饭碗”式的社会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姚教授说,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选贤举能的传统。但他也批评代际流动性的减少和农村儿童获得一流教育的难度。他认为,加大对学校教育的投入是保持公平分配结果的关键。
姚洋教授对慈善捐赠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然而,他看到了专业知识转移的作用,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校友们有一个培训农村地区带头人的慈善委员会。他同时也看到了慈善机构在支持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作用。
也许姚洋教授低估了慈善捐赠的力量。2020年,美国人捐赠了471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5%。虽然这还不到政府转移支付规模的五分之一,但仍占GDP的2%以上,如果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些资源可以极大地缓解困难。
2020年,美国近70%的捐款是个人捐款,公司捐款仅占总数的4%。基金会(19%)和遗赠(9%)构成了剩余部分。普通美国家庭通常将收入的4%到5%捐给慈善事业。
根据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的调查数据,2020年全球每十个成年人中有超过三个捐助慈善事业。但各国的慈善捐赠率差异很大。在受调查的114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以83%的捐款率位居榜首(图3)。东南亚还有两个国家跻身前十,分别是缅甸(第2位)和泰国(第4位)。北亚的主要国家排在该榜单的下半区,包括韩国(第59位)、中国(第85位)和日本(第107位)。
可以合理地假设,慈善捐赠可能会在中国变得更加流行。事实上,《慈善法》直到2016年9月1日才生效,它将公开募捐资格范围从政府支持的公共基金会扩大到经批准的私人组织。
中国人总是乐于助人,尤其是在灾难来临时。然而,人们对慈善基金管理不善的情况也很担忧,比如在汶川地震后。提高慈善机构的透明度是让人们对捐赠感到安全的重要途径。美国的慈善监察(Charity Watch)、加拿大的慈善情报(Charity Intelligence)和英国的透明慈善(Charity Clarity)等非营利性慈善监督机构或许是中国效仿的好榜样。
和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一样,慈善捐赠在中国可以免税,捐赠者获得的抵免额等于其边际税率乘以捐赠额。为了鼓励捐赠,税收抵免可以按最高边际税率计算。这将降低除顶级富人之外的所有人的捐赠成本。
另一种促进捐赠的方式是通过雇主匹配员工捐赠。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大公司向其员工提供慈善匹配捐赠,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小型公司也是如此。匹配捐赠项目是增加捐赠的有效方式。调查数据表明,如果提供匹配捐赠,84%的捐赠者更有可能捐赠,三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如果对他们的捐赠进行匹配捐赠,他们会捐得更多。
中国人可能更有动力向规模较小的慈善机构捐款,因为在那里捐款的效果更明显。正如姚洋教授提出的那样,他们可能特别有动力向这类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为那些原本可能无法获得技能的人提供技能。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农村女孩教育(EGRC),它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在加拿大、北京和上海注册的慈善机构。EGRC通过教育增强年轻农村妇女的能力,并为她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机会。自2005年以来,它资助了1400名女性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她们当中99%以上已经毕业,所有人都找到了工作。
慈善事业的影响可以远远超过财政上的支持。中国领导层希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表明,给予能对给予者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并有助于促进合作和社会联系。这就难怪给予被视为基督教(博爱)、伊斯兰教(天课)、佛教(布施波罗蜜)和犹太教(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第三次分配也有助于满足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者:柯马克〔Mark Kruger〕/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