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喜欢赶时髦、变花样、造气氛、装‘门面’,追求轰动效应:提倡建立主体功能区,到处都是‘中心区’、‘示范区’、‘宜居区’、‘中央商务区’、‘国际会展区’、‘金融服务区’、‘生态旅游区’、‘休闲度假区’、‘欧陆风情区’,一个比一个‘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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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的朱振中作了《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的大会发言,短短8分钟大会发言赢得全场9次热烈掌声,被称为两会“最牛”发言。

朱振中的发言可谓振聋发聩。实际上,与朱振中一样,近年来,在广州,敢说真话、积极反映社会民生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越来越多,敢于向行政部门较真的事件屡见不鲜。

从2005年开始接任市政协主席,到2010年离任,这五年,朱振中最感欣慰的是从“说了也白说”到“说了不白说”。

说了不白说

在广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敢较真的“习性”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的时候广州市的自来水要提价,准备举行听证会。但由于涨价原因不合理,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取消了听证会。经过这么一“折腾”,自来水公司9个月就“损失”了一个亿。

其后的2006年8月,市人大代表对《政府采购法》进行执法检查时,市政府采购中心表示,通过集中采购,完成采购金额为29.81亿元,与市场价相比,节约资金4.04亿元。但这一结果立即遭到人大代表的质疑:这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何有人反映通过政府采购的商品比市场价格还要贵?

2006年8月4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因为中学生小华被要求收取4万元择校费一事到教育局要求见局领导被拒,并被对方扬言报警,由此发生了著名的“孟浩事件”。

“作为人大代表,日常主要发挥的作用,就是反映民生,反映老百姓的声音,这是人大代表的最大功能。”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社科院《开放时代》常务副主编曾德雄博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常委张嘉极也告诉本报,广州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平常说得最多的话题有两个,一是呼吁民生问题,一是文化发展问题。“大家经常呼吁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下岗工人。”

敢较真的土壤

“广州经济条件比较好,社会矛盾也没那么尖锐,老百姓也比较务实理性广东的领导人历来比较开明,从上世纪90年代来,广东的这种氛围和传统比较好。另外很重要一点,这边的媒体也比较发达,媒体之间的竞争激烈,媒体比较敢讲。”分析人士指出。

在代表和委员敢于较真的背后,人大和政协也对他们给予积极支持。以当年孟浩单独“勇闯”广州市教育局为例,事件发生三天后,广州市教育局曾发函给省、市政协,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孟浩事件进行调查。8月11日,省政协正式复函,表示支持和保护孟浩履行其政协委员职责的行为,对成立联合调查组的主张不予支持。

“这几年来,广州人大在保证代表发挥作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曾德雄说。本报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获悉,近年来,广州市人大在多个方面积极为代表发挥作用创造空间。每年都组织代表集中视察,在视察内容的安排上,紧密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视察活动。

由“说了也白说”,到“说了不白说”,人大和政协不再是橡皮图章。去年9月出台的《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方式和十项主要内容。并首次提出了对需要协商的内容进行协商,将成为相关事项提交决策的先决条件。《规程》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协商的内容,未经协商的,原则上不提交市委决策、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市政府实施”。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告诉本报,为进一步发挥代表的作用,下一步广州将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广州市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相关意见》和《广州市区、县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为创新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推动人大代表履职活动常态化和联系人民群众常态化,落实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任务提供条件。让人大代表履职由从短暂的会期延伸到平时,从会场延伸到基层,方便群众无时间、地点限制地和代表沟通。

待解之局

不过,囿于各种因素所制,即便敢较真的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多,但在实际的履职过程中,他们还是经常碰到一些障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去年11月发生的“邓成明不满被插话走人事件”。

2009年11月11日,广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市环保局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邓成明刚讲到老百姓意见反映较多的汽车尾气问题时,就被广州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插话打断,其后不久邓成明便愤然离席。

邓成明认为,这件事牵涉到行政机关作风、环保局长的行政观念问题。如果这样的“衙门作风”不改变,依法行政难。“关键是,你以什么态度面对别人提出意见?”“对人大代表都这样,对其他群众会是什么态度?”而丁红都认为,插话是一种互动。

“这不是什么互动,互动首先是认真地倾听、了解,然后再诚恳地交流,这才是互动。”一位专家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的傲慢,“你对待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尚且如此,我们都不知道他对普通市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这种“行政权力的傲慢”也出现在“孟浩事件”中。当时孟浩去广州教育局了解情况时,曾遭到该局办公室副主任“报警”威胁,其后广州教育局更是发函给省、市政协,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孟浩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每年都会提很多建议,不管两会期间还是闭会期间,提的建议都很多。但现在有一个麻烦,就是政府对人大代表的建议,态度都很好,很客气,很重视,但实际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接受,所以也就没太多实质性的意义。”曾德雄说。

在现有的条件下,代表、委员发挥作用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这主要是我们的体制性问题,目前几乎很难进一步发挥代表的作用,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有限,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曾德雄认为,目前这种体制并没有赋予人大代表多少独立行使职权的空间。

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指出,广州500名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了38.43%,其中“一府两院”组成人员及其工作人员又占总数的10%。官员代表往往并不代表普通民众和被管理者的利益,同时也不了解普通民众与被管理者的困难与利益诉求在哪里,因此很难与同属于管理阶层的政府、司法官员较真。

曾德雄也指出,人大代表本身也是受到各种各样行政权力的制约,“我们的代表并不能独立行使代表的职责。所以对他有很多道德上的要求,要求他讲真话,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这是不可能的。”

“人大和政府应肩负不同的责任,不可混淆的。人大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党委更加重视人大的作用,在制度上做一些安排。”曾德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