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这8位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获得者的求学历程摊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他们当中,除朱棣文和钱永健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李政道、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李远哲在中国台湾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而丁肇中则在中国台湾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高锟于民国时期的上海读完小学后,又在中国香港完成中学课程。其中,仅有崔琦在新中国时期的大陆接受了短暂的小学阶段教育,后赴香港、伦敦继续学习。

杨振宁与李政道:

中西优质教育资源的汇聚

杨振宁与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的求学之路相似,曾是西南联大的校友,也同是吴大猷的学生。家境优越的他们身上汇聚了当时最为优质的中西教育资源,这些共同的经历促成了他们的合作,也为当时仅过而立之年的他们摘得诺贝尔奖桂冠提供了坚实基础。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一位数学教授,1929年,他来到清华大学任教。而居家迁往北京的杨振宁就在清华园附近度过了8岁到16岁的少年时期。完成了高中课程之后,杨振宁选择了当时汇聚中国最优质教育资源的西南联大,并依照自己的兴趣就读于物理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1937年抗战爆发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辗转迁移到昆明组成的。彼时的西南联大秉承了梅贻琦说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方针,还集中了大批硕儒,如:闻一多、冯友兰、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自清以及物理学大师吴大猷等人。

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经历对杨振宁的一生至关重要,在那里,他选择了专业并被导师吴大猷引入了后来坚持一生的研究领域。“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杨振宁在《杨振宁文集》中这样说。

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杨振宁追随他早已景仰的物理学大家费米(Fermi)来到芝加哥大学。出国留学是杨振宁治学之路上的第二个巨大转折。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杨振宁曾这样说:“我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物理不是形式化的东西。”

1989年,杨振宁在上海交大的一次演讲中,也阐释过费米对他的影响:“他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原因是他在物理中的价值观念和我在中国西南联大念书时形成的价值观念的方向不一样。在中国念的物理学倾向于从公式出发,而费米对物理学的想法是从现象出发的……从公式出发容易钻牛角尖,而从现象出发是脚踏实地的,这一点给我很深印象。”

朱棣文: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1948年出生于一个学术世家的朱棣文,在他众多取得世界一流高校博士学位或教职的父辈和兄弟中显得暗淡无光。高中毕业之后,朱棣文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罗切斯特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但是,后来进入以创新与自由气氛见长的贝尔实验室,成了朱棣文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关键一步。

比起家人,动手能力一直是成绩平平的朱棣文能够引以为傲的地方,他爱烹饪、爱运动、喜爱摆弄各种模型。这样的特质让他能够在实验室工作中发挥优异。杨真真在《攻错: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在美英学到了什么?》中记述,他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朱棣文进入颇负盛名的贝尔实验室,这是他在科研道路上逼近诺贝尔奖的关键一站。这个走出过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研究机构以自由、合作、创新氛围见长。“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甚至可以不是物理学的。不要立即做事情,花6个月时间与同事沟通,只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是朱棣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老板对他说的话。贝尔实验室对顶尖研究者的宽容与在创新上的激励可见一斑。实验室鼓励发挥天赋的环境以及创新、合作的工作氛围,让朱棣文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与兴趣。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朱棣文曾这样提炼了贝尔实验室的成功要诀:“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由熟悉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管理;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要很快过去,并且勇往直前。”

高锟:中西合璧的教育

据《攻错: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在美英学到了什么?》所述,高锟出身于上海的书香望族,从小就接受着中西合璧的教育,无论是《唐诗三百首》、《论语》、《孟子》他都熟读,更要学好几门外语。高锟在位于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世界学校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这是一所由中国第一批留法大学生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实验学堂。

1949年,高家移居香港,进入圣约瑟书院读书。这所天主教学校在学术上有着自由的氛围,允许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思考和发展。本科毕业后,他选择了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ITT)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同朱棣文所在的贝尔实验室一样,世界知名的科学实验室为顶尖科技人才营造的是任由驰骋的氛围。与朱棣文在贝尔实验室的经历相似,当在ITT工作了十多年的高锟被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ITT当时的副总裁弗拉申也对高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1987年,高锟离开了ITT,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那里,高锟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和来自国外科研机构的自由、独立与开放精神共同倾注于他对学生的教育和学校的治理上。在中大期间,为了提高研究水准,他求贤若渴,奔波于世界各地找寻一流学者到中大任教;他重整学术风气,调整人员结构。面对学生时,他则谦和亲切,以长者之风包容学生的挑战和质疑,甚至鼓励他们质疑权威。这一点在梁文道于2009年10月14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我的老校长高锟》中做了生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