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布讣告称,导演何平罹患癌症,突发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消息传来,电影圈一片悲伤叹息。

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何平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坚力量。他执导过《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天地英雄》等经典电影,《双旗镇刀客》在国际上获誉无数,被视为中国武侠电影开宗立派之作。

何平既是导演,也是第一批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在华合作的亲历者。他曾策划监制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贺岁片,纵观本世纪初最优秀的华语电影,背后都有他的一分力量。他还是一位演员,曾在《建党伟业》《大腕》等电影中客串角色,参演的电视剧《国家行动》目前尚未播出。

何平担任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也始终在帮助年轻导演,扶持陆川等新一代中坚力量。他最后几条微博中,不是为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电影谏言,就是在为李玉、李睿珺、陈思诚等导演的新片上映卖力吆喝。

导演高群书发文悼念何平,回忆两人在富城花园把酒、在大理拍《国家行动》的欢乐时光,“《国家行动》未播,而你已仙去。大憾。”

电影制作人方励听闻何平病逝,深感悲伤。两人曾数次碰面,寻找合作机会,他欣赏导演对电影的深情与执着,“自他生病,就一直祈祷他能好起来……心情沉重了一整天,怀念何平导演,愿他留在人间的作品会被更多的后人看到,愿他在天堂也是自由、潇洒的。”

演员宁静也在微博发文,感激何平当年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在1994年的电影《炮打双灯》中,何平将镜头对准古旧的深宅大院,讲述封建礼教下被压抑、被禁止的生命欲望。宁静也因这部电影获得第42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从1979年从事电影行业算起,何平的职业生涯已超过40年。他从场记、副导演、编剧、摄影做起,从台前到幕后,一路见证并助推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之路,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印记。

65岁的何平,带着对电影的无限热爱突然离世,无疑是中国电影界一大损失。

“影界侠客”的导演梦

做导演是何平年轻时执拗的梦想。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导演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时,20岁出头的何平就进入电影圈,拿着一天一块钱工资,从最基础的场记和助理干起。一年365天辗转于各个剧组,什么活都干过。

何平对电影的热爱,多少来自他的家庭。1957年,他生在山西一个电影世家,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山西戏剧运动的创始人,母亲曾在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演老梁媳妇,是剧中唯一一位女性。

时任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是第五代导演的伯乐,很善于发掘年轻人才。受吴天明推荐,何平先在《东陵大盗》摄制组担任副导演,又担任《我们是世界》联合导演。

1988年,何平以一部《川岛芳子》开启导演生涯。1991年,《双旗镇刀客》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乃至世界发现一位影坛新秀。

用电影学者戴锦华的话来说,该片是一部为“西部片”正名的作品,以艺术手法表现出“乡土中国”,是美国西部片的中国版本,“在片头,伴着画面上一片金红金黄的色彩流溢、纵马疾驰的刀客,画外旁白已将其定义为一部中国西部的神话”。

《双旗镇刀客》因为拍摄超过西影厂预算,何平被扣了三年工资。

但另一面,该片斩获第11届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奖,入围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何平顿时声名鹊起。

三年后,何平执导的《炮打双灯》同样反响强烈,拿下第1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42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与评委会特别奖、第14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等诸多奖项。1995年,他在国际资本资助下拍摄商业片《日光峡谷》,提名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03年上映的《天地英雄》,是何平酝酿十多年的故事,该片与张艺谋的《英雄》一起,对中国电影产业化进行全新探索,拿下4900万元票房,是当年的票房亚军。

何平执导的电影数量不算多,每一部都有口皆碑。但从票房上看却并非一路平坦。2009年,千万级制作的古装战争大片《麦田》上映,仅拿下900万元票房。

之后,何平蛰伏六年,直到2015年,才执导一部讲述北漂生活的《回到被爱的每一天》。该片在多伦多电影节获得“站台”单元荣誉导演奖,却在国内遭遇滑铁卢,上映六天,排片量低,最终仅获168.6万元票房。

2016年10月16日晚,何平突然在微博发布《回到被爱的每一天》的网盘资源,称因为方方面面他不能左右的原因,导致该片排片量过低,许多朋友看不到,“我始终坚持电影是为大银幕观众制作的,可现状的确无奈”。

一位导演亲自分享自己的影片资源,一时引得舆论哗然,也揭示出文艺片在市场上得不到应有关注的普遍困境。就像导演王小帅所说,“这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中国电影的幕后助推者

2020年疫情暴发,影视行业成为重灾区。何平在微博发文呼吁,影视行业停摆,开工率仅1/5,大部分从业者困苦煎熬,寅吃卯粮不是长久之计。“香港同行努力筹措资金开制作,这是真救人救业,咱这地光开会了,开了不下几十个会,开会不好使,下文件、喊口号都不好使,拿出真金白银救制作,救内容才是正道。”

他直言,经历疫情,中国电影业才清醒看到过去膨胀的代价,没有谁敢拿出头部作品救市,也足以看出中国电影业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眼里,何平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导演,“他有‘影界侠客’之称,对社会及影视界的不良现象,总是仗义执言”。

何平敢于抨击现实的真性情,一如他电影风格中的豪迈气势。他在电影界曾经的丰富身份,不但决定了他的地位与视野,也决定了他必须说真话。

何平曾担任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分部的高级顾问,挑起整个中国大区业务,助力本土电影拍摄。他原以为干三年就可以,结果花了七年。

“那六七年中国电影的成就,都跟我有关系,我很满足。”在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何平曾说,他热爱电影,即便做幕后角色,也乐于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贡献出来。

他把索尼哥伦比亚比喻为一个国际化的电影超市,任何国家的本土电影都可以放到这间超市的货架上流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中国电影是有推动意义的”。

他引入好莱坞的电影体系,用发行权来进入电影制作,又以开阔视角接触外界,在国际上发行了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

游离在导演身份之外的七年,他放下导演的名与利,竭尽推进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发展,从中获得另一种层面的快乐。

他总说,中国电影最缺的就是人才,因而尤其看重新导演,乐于帮助他们。“我知道导演在想什么,也知道投资人在想什么,他们把双方诉求告诉我,我尽量去满足双方需求”。

他以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中首批电影监制的身份,助推出冯小刚、陆川等一批导演,与诸多电影人一起推动整个行业的产业化,“电影工业体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全部让我们带进来了。索尼哥伦比亚退出亚洲后,经验都留在了中国。”

以“何爷”之名,何平从不吝于直言他所看到的中国电影的问题,是电影圈最敢说真话的人。他会批评张一白和郭敬明像是电影的“产品经理”,也从不吝啬对优秀导演的支持,夸赞《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充满创作勇气的作品,对现实提出残酷的质问,是多年来少见的作品”。

在201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席论坛上,他直言不讳,一些导演在资本面前“缴枪”,只要换一个投资人,导演的风格就换一番,直至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丰富性,最终在整个行业里面迷失。他也坦言,中国电影的职业投资人太少,都有一种赌博心态,而不是以长远的目光去陪伴、支持电影导演的成长。

去年7月,在他最后的几条微博中,有两条都是为李睿珺导演的新片呐喊,“都说是好电影,但得不到好的排片、好的回报,好电影就会越来越少。所谓头部电影大多数是用来摧毁好电影的,表象上是提供了产业的好数据,实质上是把观众培养成更低审美趣味的人群,久而久之,电影离没落不远了。”

章柏青一度误以为微博上的“何爷”是另一位导演何群。2016年,何群去世,章柏青感叹再也看不到“何爷”的精辟言论,第二天就接到何平的电话,哈哈笑着说,自己还活着。“他说,死是容易的,活着不容易。”章柏青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