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跑马是一项显赫的运动,代表着一定的财富“浓度”。电视剧里常有富家千金穿着英式马术服驰骋马场的情节。前一阵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顾佳,一个中产家庭的母亲,通过带着儿子去学马术,与一个富裕家庭建立了连接,挽救了家里的生意。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跑马的传统,但真正在近代以后流行起来的,却是100多年前随着殖民者一同登陆的英式跑马。英式跑马传入的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租界时期的上海,跑马又如何席卷了在华外国人和华人精英,最终下沉到青帮和市民阶层?张宁在《异国事物的转译》一书中探索的正是其来龙去脉。
这部前后写了近16年的著作并不仅仅是要说明跑马、跑狗、回力球这三个运动项目的演变史,作为台北“中研院”副研究员,张宁还希望借此回答一个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与西方“看似一样,实则不同”的事物究竟是怎么来的?
张宁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归来后,她曾一度觉得许多事物看上去很别扭,乍一看和西方一样,实质上又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究竟在哪里,或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解释,别人也不以为然。
张宁开始尝试去寻找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化翻译”案例,来解释这种微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她找到的这个案例过去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空白——租界时期的休闲活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认为,关于上海租界的商业、外交、冲突、宗教、医疗、暴力、性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有组织的休闲活动却很少被注意到。之前国内对跑马的研究,也大都仅仅把跑马视为一个大赌窟来对待。张宁则十分耐心地以跑马为主线,将清末民初上海的世俗生活画卷一点点铺展开来,细腻地讲述了各方势力如何围绕跑马展开角力和竞逐。在张宁生动的叙事中,如今的黄浦公园、人民广场、人民公园、江湾、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的历史也被复活了。许多在复旦念过书或生活在江湾一带的读者评论,这本书让他们产生了“时空恍惚的感觉”,有“历史现场就在家门口的感觉”。
风靡上海的跑马与赌马
张宁梳理的史料让人们看到,在晚清民国的上海,跑马并不是一个局限在洋人圈子里的“贵族”运动,其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一项体育或赌博活动。
事实上,在跑马被引入上海近30年后,逐渐积攒起了很大的影响力。1880年代,一到赛季,上海人参与跑马的热情绝不亚于2000年代一场申花队的德比大战。当年的上海县城总共约20万人口,涌向跑马场观赛的华人就有两万之多。除了一些中国官员会被邀请之外,绝大多数人只能隔着壕沟或围栏,从外面远眺,但他们毫不在乎,依然兴致勃勃。
如此密集的人流,甚至让比赛成为高级妓女们攀比身价的良机。这些居住在四马路,也就是如今福州路一带的高级妓女,在小报记者的大肆渲染下,一言一行都被公众津津乐道,“俨然是电影、画报出现前最早一批明星”。每年两次的赛马季,这些名妓都会添置最新潮的衣服,画上最时髦的妆容,置办奢华富丽的马车,带着风头正健的马夫和美丽的侍女一同招摇过市,前往跑马场,就连侍女和马夫的服装也是专门设计定制,务求高调亮眼。谁不去看比赛,会被认为地位低了一等。有时候,她们会和客人一同观赛,但如果没有客人相邀,她们也宁愿自掏腰包邀请姐妹们一同前往。这种夸富的气氛到了1890年代末花界“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人出现后,变得更为明显。当然跑马场边的观众席不只是妓女们的舞台,事实上,这是所有想出风头的人尽情发挥的地方。
那么,围观者真的都明白跑马比赛的规则吗?张宁通过当年的《申报》推测,起初,华人并不懂跑马本身的乐趣和规则,只是关注骑师和马匹的装束、马匹奔驰时的刺激感以及观众席上的社会名流和美女。《申报》记者也大都不懂英文,所以仅能以颜色来区分马匹和骑师,对赛事的报道也语焉不详。“访事者已如此,一般观者的信息可想而知。”直到跑马成了一项广泛参与的赌博活动,情况才有了改变。几家报社开始纷纷开辟专栏,聘请内行预测赛马结果,还发行了不少诸如《得利稳跑马特刊》这样的小册子。
享受比赛本身对一般观众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输赢才是。张宁指出,到1920年代,赌博已成为赛马的重要部分。马会为了增加收入,开发出多种下注方式,降低赌马的门槛,调动了市民的积极性,再加上媒体的宣传普及,城市居民们对跑马更加熟悉,也掌握了赌马的方法。很多人开始参与甚至沉溺到赌马中。
张宁还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可能是赌马需要观察和分析,特别吸引喜欢用脑的知识人”。她举例说,鸳鸯蝴蝶派的主力赵苕狂就是一个资深“马迷”。据说他每到春秋大赛必会参与,否则茶不思、饭不想,“心慌意乱,不知怎样才好”。他甚至和老板约定,每逢赛马季必须让他放假。
地位超然的赛马总会
张宁说,英式跑马本来就有赌博的成分,从为了观看比赛而下注,到为了下注而观赛,其中的转变经过,就是《异国事物的转译》最关注的主题。张宁用“转译”,即英语中的translation,来指称这种转变。至于为何不直接用“翻译”,她解释,“转译”有“翻译”的意思,但又不是像“翻译”所暗示的那样忠实原文、一一对应,它同时也有“背离原意”的意思。张宁在书中讨论的,正是跑马、跑狗、回力球在传入过程中这种“顾此失彼、暗度陈仓”的情况。
外国人在上海赛马的初衷,在张宁看来,除了满足英国人固有的体育爱好之外,就是凝聚社群,重新塑造阶层地位。所以,一开始,这项运动对外必定有很强的排斥性,华人一概被拒之门外。外国人在上海拥有的第一个正式的赛马场,就在今天河南中路西、南京东路北的80多亩土地上,那里被俗称为“第一跑马场”,上海跑马总会就在离此不远的南京西路上。这栋建筑后来先后成为上海美术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所在地。1848年春,“第一跑马场”正式开始赛马,结束了此前赛马不正式和随兴的状态。
张宁考察英国人刚开始赛马时的背景,发现当时的上海,整个英法租界只有177个外国人,其中27位是女性,而且多半是传教士夫人,凝聚社群自然是他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年来华的这些英国人,多半来自本国中产阶级下层,甚至劳工阶层,在国内很难有机会养马、赛马,来到中国后,社会地位蹿升,于是对跑马乐此不疲。“英国人每到一处就大费周折地设立跑道,铺设草皮,成立马会,举行赛马,效仿母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来匹配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会地位。”
1867年正式成立的上海跑马总会在租界地位超然,不受工部局控制,也不被强制纳税。跑马总会内部,建立了财产信托制度,保证了财务上的永续经营。正是因为这两点,上海跑马总会一步步成为殖民社会的支柱。跑马总会的董事地位极高,而且常常和工部局董事重合,在马会中有了一定地位,就等于在殖民社会里占了一席之地。
上海跑马总会虽然对外壁垒森严,但张宁发现,从很多方面看,他们在上海的比赛已经不那么“原汁原味”了。比如,在英国,人们只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马来比赛,而在上海,漂洋过海运来大马实在成本高昂,无法满足赛事需求,只能用关外的蒙古马。蒙古马个头娇小,脖子短,没有英国军马那么高大挺拔、威风凛凛,但胜在耐力持久,又能负重。起用蒙古马一开始是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后来,蒙古马慢慢被接受了,而且从充数角色,变成了跑马场上的主流。
从贵族运动到大众娱乐项目
跑马在上海发展近半个世纪后,一些经常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也开始逐渐对跑马产生兴趣,却因华人的身份,屡屡被上海跑马总会拒绝。他们开始动脑筋建立自己的马会——万国体育会,并在江湾买地建立马场,逐渐与外国人的跑马总会平分秋色。
考察万国体育会创办人们的身世,张宁发现,这些华人都出身买办家庭、政商家庭和官宦之家,家族的第一代对跑马半懂不懂,但是因为和西方人交往,所以想要效仿。到了家族第二代,就能切实掌握马术了。他们或出国留学,或长期与洋人打交道。宁波商帮的领军人物叶澄衷之子叶子衡、大买办徐润之子徐超侯,都是万国体育会的奠基人。
张宁认为,在叶子衡、徐超侯这批创办万国体育会的人中,有一些是真正醉心于跑马运动,但也有人将跑马视为一种攀爬社会地位的工具,希望借此打入殖民社会的核心圈。在很多方面,万国体育会都是跟在跑马总会后头亦步亦趋,还受其指导,是一种“监督下的转译”。但到1926年,“上海中国赛马会”成立时,情况就不同了。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成了马会董事,跑马的赌博色彩更加浓重。马会成员名单也开始发生质变,从华人精英逐渐变成中间阶层和“白相人”的大舞台。黄金荣对跑马的看法可能最简单,只是把它看作一门生意,而更有野心的杜月笙,则把成为马主视为打入殖民社会的一种手段。成为上海中国赛马会总董后,杜月笙一方面涉足工商界,另一方面借赛马这个平台,与中外马主握手言欢。
在张宁看来,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成立,堪称“转译的失控”。至此,赛马从精英阶层的休闲余兴,完全转变成城市居民自由参与的公共娱乐。而这种转变的大背景,就是开埠后的上海人口迅速增长,培育了一批中间阶层。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颇能说明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微妙偏移。英国人喜欢在马的名字上大玩文字游戏,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赛马的一项乐趣。万国体育会里那批华人精英虽然都受过比较好的西式教育,一般交流不成问题,但玩文字游戏还是有难度。英国人为马起的名字常常是拉丁文,或者包含历史典故,带着弦外之音。华人马主搞不明白这些名字背后的文章。他们为马起的名字一开始颇为直白,比如“Become Rich”(发财)、“Black Tiger”(黑虎)等。后来,华人也开始在中文译名上做文章,用英语来表达中国传统。比如,盛家老四盛恩颐的马就以“ment”或“ship”结尾,比如Advancement、Leadership等,每逢必须译为中文的,就选择“宣武门”“正阳门”“江南春”“牡丹春”等。陆季寅则用“菊”为他的马命名,比如“金菊”“绿菊”“刺菊”。张宁觉得,华人马主为马厩和马匹取名的方式,进一步“让看似正宗的英式运动朝着中国的方向略为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