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拿到首届平遥电影展“费穆奖”最佳导演奖,又在前不久揭晓的金马奖上击败《大护法》获得最佳动画长片,电影《大世界》(原名《好极了》)1月12日正式公映。 49岁的刘健承担了导演、编剧、配音、特效等二十多项职能,这是他“一个人的动画”。

《大世界》开头,一段文字提醒观众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它引自托尔斯泰的《复活》:“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刘健多次提到《复活》,他认为对照当下中国的景观,这些词句仍然有它的价值:“《大世界》的故事差不多发生在春夏之交,春天毕竟还是春天,它包含着善意,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春天依然还在,希望也还在。”

迪士尼动画的反面

《大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但到头来却都被命运改变了。中国南方小城,工地司机小张为了给女朋友去韩国整容,抢劫了老板的100万,几股来路不明的势力得到消息后对小张展开疯狂追逐,几个人的命运就此产生交集。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但似乎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白天,天气总是阴沉灰暗,街道一副颓败,到最后一场大雨洗刷了一切。刘健给电影的英文名取作“Have a nice day”,颇为反讽。

“如果把昆丁•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制作成一部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动画片,大概就是《好极了》的样子。”在一些影评人看来,这个故事投射了这个时代金钱至上、信仰缺失的顽疾。“费穆奖”颁奖词盛赞,“它不仅仅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动画影片,也是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电影文本,它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达空间。”

工地司机,包工头,“杀马特”情侣,“民科”夫妇……电影里出现的小城小人物心系外面的世界,他们关心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喜欢讨论上帝与佛,思考自由和贪欲的关系。《大世界》的名字由此而来,制片人杨城说,《大世界》还有一层比较本土的趣味:“中国三四线城市有一些娱乐场所喜欢叫这个名字,大世界夜总会,大世界KTV。”在刘健创造的“大世界”里,铺天盖地的楼盘广告、店铺招牌、标语、横幅,还有网吧、保健按摩、菜市场等烟火气的场景,构成了间离又熟悉的市井生活。

想要进入刘健创造的世界并不容易,它另类的画风隔绝了一部分被迪士尼动画熏陶的观众。小范围点映之后,有观众留下类似评论:“我不认为它够格成为一部在院线放映的动画电影,制作方面太粗糙了,静止画面占了全片至少五成,人物基本上没有连贯的肢体语言。”的确,期待看到类似《寻梦环游记》的观众或许会感到愤怒,《大世界》里没有一个人物称得上“可爱”,与平滑流畅的动画相比,它就像是老式磁带,时常给人卡顿的嫌疑,完全素人班底的非专业配音,令不少人感到生硬尴尬。从首日2.3%的排片量来看,影院经理似乎也并不信任这样的独立动画能在市场上掀起多少波澜。备受冷落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影片筹备前期,因为在中国动画史上找不到任何一部能够对标的“成功案例”,大部分投资人都没什么信心。

手艺活儿

八年前,刘健创作的《刺痛我》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多个动画界大奖,在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最佳电影的角逐中惜败韦斯·安德森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法国《电影手册》曾盛赞它是真正的惊喜:“不是猴子与和尚的故事,也不是山水情,带着绝不妥协的态度,《刺痛我》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生机勃勃的回归。”《刺痛我》没有进入院线公映,自然也谈不上“生机勃勃”。五年后,《大圣归来》被推上神坛,在市场卷走近十亿票房。

当年,为了给《刺痛我》筹集制作资金,刘健卖了一套房,虽然国际上得到了一些肯定,但创作之路仍然艰难。他的第二个项目《大学城》不得不面对搁浅的现实,他和一个法国公司签了合同,结果突然碰到金融危机:“他们选择去做稳赚不赔的电影,我们自然就被砍掉了。”

动画是电影行业中最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类型。每当有话题之作,都会有“十年磨一剑”的情怀加持,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动画电影周期漫长,未来难料,独立动画更是找钱困难,投资人撤资稀松平常。《大世界》从构思到修改完成,前后花了四年,从最初的剧本到作画,一点点丰富变成最后的样子。“一张景有时候光是勾线可能就要两个星期左右。”在《大世界》里,有八百多个镜头原画,刘健就这样每天一个人对着绘图板,一笔一笔,一帧一帧完成了它。

刘健一直坚持一个人作画,他希望每一个线条都是自己的风格,所谓的工作室实际上固定成员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妻子负责电影之外的事务,偶尔会参与剧本的讨论:“这一点得向宫崎骏学习,宫崎骏七十多岁了,很多原画还是自己画。动画它首先是一个手艺活儿,特别像我这种,不太适合工业化生产。”

刘健也找过助手帮忙做动画,但到了后期合成的时候,他又把那些加进去的部分抽掉:“我总觉得太柔和了,没有力量,那种风一吹,头发飘起来的镜头,我的动画里面都不会有,哪有那么清新、那么美好。”

“动画,关键是怎么动。”刘健曾经去过《千与千寻》的取景地:“你会发现它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完全写实,天就是那么蓝,蓝天白云,草坡就是那样高。当时我就理解了,其实它不是魔幻,它就是写实的,但如果把这样的场景放在中国,那就是魔幻。”

“我的动画相对是有些沉重的,是踩在地上结结实实的感觉。如果我们用一种习惯的动画语言,比如迪士尼或者是日本动画那种,那肯定不合适。如果让我的主人公像《功夫熊猫》那样走路,就显得很滑稽。”从《刺痛我》开始,刘健确定了他的极简风格:“人物的动作也是极简,停顿时间长一点,有时候就是空镜头,我觉得那样才是有力量的,才是贴合影片气质的。” 动画电影天然比其他任何电影形式更易于造梦,刘健的动画世界显然离梦幻特别遥远,充斥着“细思恐极”的生活真相。

在一场映后谈的现场,一位观众站起来告诉刘健,影片中一些后现代的元素与她当下对生活的感受非常契合。刘健想了一会儿说:“《大世界》是关于中国的写实电影,而在当下的中国,有很多事件和人物是以超现实的方式呈现的。因此《大世界》里的人物设定也是荒诞和黑色幽默的。”

悲悯中有善意

刘健画笔下的人物是丑陋的,但却带着一种源自真实的美感。无论是《刺痛我》还是《好极了》,刘健注视着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以及他们身上被现实与命运操控的无力与犹疑。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会有敌对的、强烈的矛盾,但是广泛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就像影片中的杀手为了自己女儿,始作俑者小张为了整容失败的女朋友,“民间科学家”为了自己的爱情。每个人的梦想是那么渺小,在这个金钱决定一切的世界里,“抢劫”成了他们实现梦想的唯一寄托。片中没有一个正义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唯利是图。但是刘健却说:“从苍天看,我们都是值得怜悯的,都是血肉之躯,你看天,天也在看你,都最后都是悲悯,悲悯中有善意。”

刘健喜欢观察周遭发生的一切,对生活的细节充满好奇:“你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或者说去菜市场买菜,可以听到别人在聊天,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我喜欢观察,有一些好奇,有一些同理心,可能对生活的细节比较敏感一些。”刘健特别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聊他们的生活。有一次在中医院,他听到身边两个哥们煞有介事地讨论上帝和佛哪个法力更大,他觉得特别震惊,重新加工了一番放在了电影里。

和《刺痛我》的主题相似,《大世界》仍然是一个“夺命金”的故事:“金钱是最刺激、最复杂也是最迷人的东西,它是鲜亮的人民币,也是欲望,但我更想说的还是背后追逐它的这群人,还是人性本身。”

与《刺痛我》从始至终蔓延着绝望与颓丧不同,《大世界》增添了更多黑色幽默的元素,刘健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解影片中残酷的一面。为了让电影看起来不那么沉重,刘健任性地向里面插入了一些跳脱的情节。一段和整体画风迥异的MV《香格里拉》乱入,意外地成为让电影轻盈地飞起来的片段。“就像是做菜的时候,撒一把辣椒进去,那种特别强烈的东西,会让观影体验舒服一些。”

色彩明亮地综合了波普艺术与中国特色宣传画报的片段,夸张放大了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符号。“我们拿了钱就去香格里拉好吗,听说那里空气好,还可以种菜养猪。”这是影片中一个女孩的朴素理想。刘健说:“香格里拉就像是一个概念中的乌托邦,世外桃源,人活着觉得累的时候就希望解脱,幻想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但话说回来,实际上真的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大多数时候,刘健沉默寡言。哪怕周围很安静,也需要靠近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那些表达就好像存在于脑内的潜意识,碎片式的断断续续,每句话的末尾都微弱到像被吃掉了似的。他不喜欢过度阐释自己的作品内涵,更不想把自己的作品当成商品一样展示推销。电影本身蕴藏着刘健所想表达的一切,如果仔细研究,画风粗粝的《大世界》有着惊人丰富的细节。影片中,刘健借醉酒之人大谈三个自由:第一等自由是菜市场自由,可以在菜市场胡买;第二等是超市自由,在超市胡买;第三等是网购自由,清空购物车。对 “自由”的定义戏谑了“自由”的意义,在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当下,或许金钱的自由,就已经是自由的全部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