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三环附近一家茶楼里,包房门轻轻推开后,63岁的李银河拿着钥匙袋走了进来。她身着湖蓝色细纱短袖、黑长裤、白运动鞋,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与之呼应的白色塑料腕表。“出门前我拿了两套衣服,他说就这件好。手表也是他买的,20块钱。”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起自己的伴侣大侠,这位被认为是中国思想最为前卫的性学家显露出少女一般的腼腆。

2014年底,李银河在博客上公开表示,有一位相伴17年的跨性别者伴侣大侠。

这一次,李银河则因在最新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和王小波之间喜欢虐恋,包括捆绑、鞭打等私密往事,再次走到舆论场的中央。有人强烈批评她没有分寸地消费王小波,有人则佩服她的坦率和真实。“我喜欢这个复杂的我,我就是这么复杂。”

1977年,尚在《光明日报》做记者的李银河看到了街道厂工人王小波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随后两人相识相恋。婚后,夫妻俩鄙视世俗生活,“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与生前并不得志的丈夫相比,李银河的学术之路畅达顺通。1992年,《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出版。1998年之后,她的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陆续出版。

“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给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李银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次日凌晨,他突发心脏病去世。王小波身后获得巨大的声望,他的《时代三部曲》多次再版,被冠以“中国自由主义启蒙者”的头衔,粉丝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

与此同时,李银河因在性学领域的屡屡大胆发言名声大噪。特别是关于卖淫去罪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对一夜情、换偶等敏感问题的言论,可谓惊世骇俗。

2014年12月,李银河在博客上发表《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一文,首度公开了王小波去世后自己的私生活。王小波去世三个月后,李银河认识了大侠,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transsexual(跨性别者)”,两人相守17年,还领养了一个小男孩。“好像公布不公布,没有重新增加的压力。十多年来我们身边的同事、家人其实都知道我们的事情。”李银河淡淡地告诉记者。

李银河对自己的感情世界十分坦然。她说,研究虐恋是因为喜欢,“我对虐恋的爱好在很小的时候就露出端倪,它和我对性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

中文的“虐恋”一词来自社会学家潘光旦,英文为sadomasochism(缩写为SM),是一种性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李银河回忆,自己对虐恋的喜爱,源于“文革”时一位英俊的知青被五花大绑,“被凌辱的痛苦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在自传中,她还写了与王小波之间诸多私密细节,包括接吻、捆绑、鞭打。

“它(虐恋)是贫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是少数最懂得享受生理与心理快感的人们的一个游戏,是人类感官的极限体验。”李银河说,“我对性并没太多负面看法。如果我一直特别反性、禁欲,就会觉得挺丑恶的,我对性是挺坦然的。”

【专访李银河:在性的领域,知识分子应该出来匡正社会】

备受争议的性“三原则”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自传和卢梭的《忏悔录》挺像的,很多学者就不会公开写自己的欲望还有性幻想对象。

李银河:对,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初我读《忏悔录》的时候就喜欢他的风格。我对性并没太多负面看法。如果一直特别反性、禁欲,就会觉得挺丑恶的。你要看我的小说就知道,我对性挺坦然的。

日报:你的研究中,有哪些地方最容易引起争议或者误解?

李银河:我提出的性学三原则。这是研究各国法律法规后提炼出来的:一是自愿,强奸、猥亵这种一定是要受到制裁的,二是在成年人之间,三是在隐私的场合。只要符合这三个原则,什么形式都是可以的。但是后来有人就提出,那照你的说法,同性恋也可以吗?乱伦也可以吗?我还对这种观点写了论文答辩,讲同性恋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在世界各国都有乱伦禁忌。

日报:其实这些争议归根到底就是,对各种性要不要设置底线。你认为底线是什么?

李银河:还是“三原则”吧,要受刑法惩罚的性不跨越这些底线。当初《婚姻法》修改的时候,有人提出“破坏家庭罪”、“通奸罪”要用刑法惩罚,后来争论很多大。社会学界都觉得不可以,“通奸法”这种称呼太前现代了。

日报:现在社会对同性恋宽容多了。

李银河:对。我认识一位男同志,他和伴侣想到东城区民政局申请结婚。结果人家告诉他们,其实我想给你们办的,就是现在法律不允许,所以我就没办法。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性恋从精神病手册中取消掉是2001年。现在有些大夫都还在说同性恋是属于精神病,因为他们是老的医学观念培养起来的。

日报:今年6月,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允许同性伴侣结婚的国家后,很多网友都在关注中国的同性婚姻。你觉得大概还有多久才能得到官方认可?

李银河:时间表不好说,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现在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歧视,从“文革”中要被批斗到现在,社会的歧视还是很严重。另外就是这一群体表达权益的渠道不畅通。他们在人口中只占4%,提出的同性婚姻也只占4%人口的利益,这与关系国计民生的贫困、医疗保险、退休金、三农问题等相比,重要性永远都排不上队。他们的声音也应该想办法发出来,利益诉求也可以被表达、提出来。

日报:国内很多性社会学研究者对媒体都保持距离,你却一直比较活跃。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启蒙?

李银河:对,尤其是在性的领域。中国在性的领域某些方面尤其前现代,是反性、禁欲的,在我看来,一个学者要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一些公共事件涉及到的领域就该出来发声。比如艳照门怎么看,优衣库视频怎么看。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领域,对这个领域也不熟悉,这时知识分子应该出来匡正社会。

写小说的冲动来自虐恋

日报:你退休后对虐恋关注比较多,也在写虐恋小说。为什么要关注这一块呢?

李银河:1969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后,很多人就开始研究。虐恋这一块了解的人更少,比如妇联认为是家暴,这完全是误解。我1998年写的《虐恋亚文化》最近要再版。宣传语就是“虐恋,性快乐最后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这不是我的看法,在书上引了别的搞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实际上这涉及了不少的人群,根绝不同定义在人群里做的调查发现,有过虐恋实践的占5%至30%,有过虐恋想象的占10%至49%,这个比例非常高,很有意思的。也正好我自己喜欢,就写小说了。写小说的冲动还是和虐恋有关,我也试图写点别的,但没有这么兴致勃勃的。我还是比较自信的,研究时间长了,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论知道的比别人的多。比如它的成因、功能、好处、坏处等。

日报:虐恋的好处?你还说它是很优雅的?

李银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性快感。比如古代有自鞭教派,有了肉欲要自我惩罚。它也是有一种自我惩罚、自我治疗等,这在《虐恋亚文化》里都有介绍,最近会配合我的三部虐恋小说一起再版,年底会在香港出版。

日报:在自传里,你还写了和王小波之间的虐恋。但我注意到,在你作序的《王小波传》中并没有这方面的描写。为什么要写这部分?

李银河:这个只不过就是说……嗯……就是我的一种经历吧,就是我们的一种过往经历。

日报:但是写这些隐私,不怕王小波的家人,还有他的粉丝无法接受吗?认为你是在消费王小波?

李银河:其实这和他们没有关系,是我们两人的事情。而且这里面主要就是说,我觉得对他(王小波)没有伤害吧,就像当年卢梭写了他喜欢虐恋,喜欢被教师鞭打。在我的自传里王小波就是那个教师的角色,我就是卢梭角色的话,怎么会伤害到他呢?我觉得并不会伤害到他的。

日报:要是他还在的话,你还会写这些吗?

李银河:要是他在的话,我会和他商量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你觉得是犯罪,那你暴露出来就很糟糕。可是我不觉得它有多不好,反而我觉得它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把它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吧,就像说我们俩喜欢看电影这个意思差不多。

王小波也不赞成我守寡

日报:去年年底的“出柜”风波后,你公布了与大侠的关系。有媒体刊登了你们的专访,官方微博里面评论非常激烈。现在还有人对你有议论吗?

李银河:好像公布不公布,没有新增加的压力。而且我觉得公众也是同情的多,反对的少。《纽约时报》后来不是专门对我们的事情写了一个报道吗,题目就是,我公布了我的跨性别伴侣后,公众接纳良好。好像没有觉得哎哟,一大丑闻出来啦,遗臭万年啦(笑),大家不是这样的反应,都是理解,挺鼓励的,你勇敢啊之类。

日报:但是当时反对的声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王小波的粉丝。他们很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王小波去世后那么快你就有了新的伴侣。

李银河:其实我是王小波去世3个月后见到他的,不是那时就在一起。他追求我不还有个一年半年啊。一开始也是很拒绝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吧,寡妇应该守寡。我觉得这个意思,王小波应该也不会赞成。

日报:和他们两人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李银河:主要就是,王小波这种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好比王小波就是一瓶醋,我不可能再找半瓶醋,也不可能看上这种半瓶子醋。大侠怎么说呢,他就是一瓶酱油,这完全没有可比性,他在一切的方面和王小波全部不一样,连生理性别都不一样。个儿也是,王小波是一米八四,他就一米五七,王小波是文学家,他是小说都不看。王小波是知识分子,他们家就地道的工人家庭,全都不一样。他们俩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我都发生了激情之爱。而激情之爱是非常震撼的,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就像天上掉馅儿饼,你是引发激情之爱的人,这太幸运了,非常非常大的幸运,给你的幸福感特别大,会非常珍惜吧。

日报:王小波去世后,你的思想发生过改变吗?

李银河:我觉得没什么改变,我还是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日报:虽然现在生活得很开心,还是会想他吗?他去世11年后,你还写过《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李银河:对对对。

日报:现在想着他还难受?

李银河:(低头,沉默,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