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本来是成团14年的陶身体剧场的大日子。他们计划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行持续六天“数位系列全演”,包含室内外演出、艺术现场、音乐现场和大众课堂。原本,这将是一场热闹非凡、属于陶身体的舞蹈节。

但一切在疫情中戛然而止。4月28日,陶身体通过公众号宣布,演出取消,陶身体计划解散。当天,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演出团队也正式宣布解散。

陶身体创立于2008年,曾被《泰晤士报》称为“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当代舞界一股强劲的新兴力量”。他们曾受邀在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全球上百个艺术节登台。中国台湾编舞大师林怀民说,陶身体重新定义了舞蹈,他们是“全新的、独特的,也有中国传统的影子”。

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于2003年首演,一直是中国现象级的舞剧。杨丽萍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创作、编排、营销、包装和推广,在舞台上建了一座“行走的民间歌舞艺术博物馆”。《云南映象》团队在海内外的巡演已超过7000余场,无论是商演场次、观众人数,都达到国内演出行业的巅峰。

一个是在全球著名剧场和艺术节获得过诸多赞誉的中国独立舞团,一个是国内舞蹈市场最成功的品牌之一,都在疫情的冲击下难以为继。

“我不想放弃,我知道很多人比我们更艰难……我不是一个害怕困难的人。”在一则视频采访中,63岁的杨丽萍几度哽咽,“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陶身体创始人、艺术总监陶冶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则坦言,疫情带来的艰难,让他几乎每天都在考虑是不是要解散舞团,“这个时代的观众,还需不需要这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我们在坚守的时候,也在自我怀疑。”

疫情之困,艺术家的自救

陶身体舞团最近装修了教室空间,推开门,空无一物的纯白空间内,是封闭已久的味道,脚踩上去都是细细的尘土。

疫情以来,陶身体针对大众开设了舞蹈课程,这是他们在缺乏演出情况下的自救手段,一度支撑起舞团的基本运营费用。他们原本打算装修一个新的教室,在4月面向公众开放,接受更多大众学员。但北京疫情的反复,让这里空关了许久。

几个月里,陶冶一直在全力准备“数位系列”11个作品的全面展演,这是陶身体创立14年来的一个总结与回顾。

陶冶带领十多位舞者,每天排练七八个小时,他和段妮计划重登舞台,演出早年作品《2》,演完这一次,两位艺术家将宣告封箱。但这样的封闭式训练也遭遇了困难,两位舞者因小区封闭而被隔离。陶冶不断调整策略,他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在两位舞者不登台的情况下,完成全部的演出。

直到国家大剧院宣布五一期间演出全部取消。

“这几年,我们时常会质疑自己的选择。”陶冶说,他的自我怀疑,来自于独立运营一个舞团的艰难,来自于自己作为舞者身体不可抵抗的衰老,更来自于疫情的打击。

过去,陶身体奔忙在全球,一年最多有40多场国际演出。而在2020年,陶身体取消了全球十多个城市的巡演。

国际市场相对规范与成熟,而国内的现代舞市场则比较小众。疫情的反复导致演出不断延期、取消,国内演出市场的赠票习惯,也使舞团面临很大的票房压力。往往是辛辛苦苦巡演完一轮,只是刚够支付成本。

陶身体想过很多办法对抗困境。先是针对公众爱好者设计舞蹈课堂,又创立起自己的时装品牌DNTY,做快闪店。

对公众来说,陶身体也并不陌生。陶冶、段妮是时尚杂志和品牌热衷的合作对象,他们受邀与李宇春一起登上杂志封面。歌手阿朵有一段火出圈的行为艺术短视频,也是因为参加了陶身体的“无限行走”服装秀。阿朵的短视频一度带火了陶身体,也给陶身体的现场演出带来一些新的观众。

但更多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抵达陶身体的作品本身,始终还是被碎片化的信息所掩盖。

“创作者可能是用一生去做一个好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很容易被这个时代的节奏消费掉。”陶冶说,他不在乎外界如何看待陶身体的作品,他唯一想的就是舞团怎么生存下去。

生存的艰难有很多,第一个就是如何留住并养活舞者。陶身体的舞蹈训练以繁复、严肃和艰苦著称,必须训练磨合三个月到半年才能登台。从创立之初至今,陶身体总共招募过30多位舞者。疫情以来,舞者的流失尤为严重。很多年轻人进入陶身体,密集训练了半年,因各种原因离开,他们又不得不再招人,再培训。陶冶最难受的是,有些舞者后来放弃了舞蹈,彻底改行。

时装品牌DNTY的亏损也是陶身体始料未及的。段妮以创作舞蹈的思维面对服装品牌,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把设计、审美和品质做到极致,忽略了一个全新的服装品牌所要面临的种种难题,从品控、生产、运营到市场销售的一系列繁复流程,对艺术家是新的现实挑战。DNTY的受众范围和市场前景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目前,DNTY已经及时止损,不再开发新系列。

艺术与商业,奢侈的共生

“如果陶身体在最初的几年,作品没有与观众建立联系,媒体也不来报道我们,我们今年还会这么坚定吗?”陶冶认为,陶身体之所以坚守了14年,与观众乃至整个行业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8年8月,陶冶和段妮、王好一起,创立了陶身体剧场。创团的初衷很简单,陶冶想要做一种全新的现代舞,只有纯粹、极致和严肃的身体运动。

创团至今,陶冶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位系列”。“数位系列”从《重3》开始,然后是《2》《4》《5》,每增加一个数字,意味着舞台上多一位舞者。

陶冶坦言,他早已想好了作品《19》《20》的编排,但数字越大,意味着舞者数量更多,舞团生存难度更大。

“我们确实是越来越辛苦。”他说,疫情以来,他们穷尽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仍然入不敷出。早期有人出资支持过舞团,他们也曾以创作的形式完成一些商业合作,但都不是持续和长久的。

陶冶一直期待有商业品牌来支持舞团,他们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与品牌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但这种共生关系的商业合作在国内很奢侈,尤其现在的商业环境并没有那么乐观。”

段妮曾在英国编舞大师阿库·汉姆的现代舞团和沈伟在纽约的舞蹈团待过两年。阿库·汉姆当年解散舞团,想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继续创作,被解散的舞者纷纷回到韩国、南非、西班牙等不同国家。陶冶说,这些舞者回国后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有些给他们提供剧场,有些帮他们建立舞团。

“段妮回国的时候,中国现代舞还是很小众的行业,什么都没有。”陶冶说,这就是中国现代舞行业的现状,“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生长,没办法,你就是前浪。”

上海金星舞蹈团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舞团,从1999年成立至今已23年。疫情期间,这支舞团不但能照常发工资,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舞团成员还能编创自己的作品,不为生存担忧。

金星舞蹈团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来挣钱,让他们安心跳舞”是艺术总监金星对舞者的承诺,她上综艺、做评委、做直播、参加商业活动,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舞团。金星曾把舞团形容为“我精神的自留地”,“每次我回到金星舞蹈团,看到大家都在无忧无虑跳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坚持、我的努力是为了什么。”

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十年前就在欧洲巡演创造了上亿票房收入,成为中国演出市场不可复制的现象级作品。2014年,杨丽萍控股的云南文化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在2019年的年报中,云南文化已持续三年亏损。2020年疫情暴发,《云南映象》在昆明的定点演出和欧洲十几国巡演全部叫停,舞团停工大半年。没有商业演出就没有收入,云南文化陷入巨大危机,杨丽萍也曾说,“大不了再卖一套房”。

而今,杨丽萍不得不选择放弃。在宣布解散《云南映象》团队后,4月29日,云南文化的收盘价跌到2.14元,相比2015年6月创出的24.99元/股最高价,跌幅巨大。

谈到在疫情之下要养活一个舞团时,陶冶说,这是奢侈的、也是较劲的。他既想坚持理想,从艺术家和创作者的立场去完成舞蹈事业,也怀疑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意义,“当你进入排练场,看到那么多舞者,看到这个行业的新人一直在蜕变,那一刻你又会被化解。”

每一天,他都把纠结放在内心,紧盯眼前的任务,一个个解决,默默前行。“数位系列全演”的计划曾是陶冶给舞团未来的一针“强心剂”,但随着演出被迫取消,答案似乎已经明晰。

“陶身体计划解散”的消息成为京沪文艺圈的重磅炸弹,刷屏朋友圈,无数惋惜的声音弥漫,舞团也收到了大量的问候和关怀。

陶身体联合创始人王好说,“舞团的困境仍是实情,我们只能积极筹措,寻求舞团持续发展的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