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必须面对的新现实是更严重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而引发滞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一系列压抑产量且拉高成本的负面总供给冲击。

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先是新冠疫情迫使许多部门关停,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劳动力供应持续减少,尤其在美国;随后俄乌冲突又致使能源、工业金属、食品和化肥价格上涨;而中国一些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实施严厉的封控防疫措施,引发了更多的供应链中断和运输瓶颈。

但即便不存在这些重要短期因素,中期前景也依然暗淡。我们有许多理由去担心当前的滞胀状况将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挥之不去的特征,在许多经济体中催生更高的通胀、更低的增长,甚至可能引发衰退。

首先,逆全球化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出现了回潮,凸显了一些大量民众感到“被抛弃”的国家所出现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内政治动向。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疫情留下的供应链创伤可能会导致更多制造业从中国和新兴市场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或者至少是就近转移到那些政治同盟国集群中。无论是哪种方式,生产都会被错误分配到成本较高的地区和国家。

其次,发达经济体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如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应,导致工资上涨。同时由于老年人一般都没有工作靠储蓄为生,因此这一群体的扩大会在增加通胀压力的同时降低经济的增长潜力。

发达经济体对移民的持续政治和经济抵制同样会减少劳动力供应并对工资构成上行压力。过去数十年的大规模移民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增长,但那似乎已经是老黄历了。

同样,中美关系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供应链的碎片化,以及对技术、数据和信息贸易的更严格限制,这些都会是未来贸易模式的关键特征。

而气候变化也会是滞胀性的,毕竟干旱会损害农作物,破坏收成并推高食品价格,正如飓风、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破坏存量资本并扰乱经济活动那样。更糟糕的是,在可再生能源尚不足以补偿碳氢化合物供应减少之前,抨击化石燃料和要求积极去碳化的政治操作导致了对碳基能力的投资不足。在这些因素影响下能源价格将不可避免地急剧上涨。随着能源价格上涨,“绿色通胀”将冲击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其他清洁技术所用的原材料价格。

公共健康可能是另一个因素。我们已经认识到疫情会破坏全球供应链并助推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各国都急于囤积食品、医药产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关键物资。

我们必须担心的还有网络战,最近几起对输油管道和肉类加工厂的攻击表明它可以造成生产严重中断,且预计此类事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频繁和严重。那些想要保护自己的企业和政府需要花费数千亿美元去保护自身网络安全,而这些增加的成本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些因素将助长那些反对明显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抵制行动,导致更多财政支出被用于支持工人、失业者、弱势少数族裔和“被抛弃者”。而这种提高劳动收入相对资本收入比值的努力,无论其出发点有多好,都意味着更多的劳资纠纷和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

然后就是俄乌冲突。这是几十年来我们首次要思考大规模军事冲突扰乱全球贸易和生产的风险。此外用于威慑和惩罚国家侵略的制裁本身就是滞胀性的。今天是俄罗斯对抗乌克兰和西方,明天就可能是伊朗去核,朝鲜进行更多的核边缘政策等。

最后,将美元武器化的做法(将其作为执行制裁的核心工具)也是滞胀性的。这不仅会在货物、服务、商品和资本的国际贸易中造成严重摩擦;还会促使美国的竞争对手将其外汇储备转向其他非美元计价的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可能会使美元急剧疲软(从而使美国的进口商品更加昂贵且助长通胀),并导致各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使全球贸易和金融进一步碎片化。

那些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依靠技术革新去逐步消减逆通胀压力。这或许是对的,但技术因素相对上述多个滞胀因素来说有点势单力薄。此外技术变革对总生产力增长的影响依然无法在数据中充分体现,中西方脱钩将限制全球范围内采用更好或更廉价技术,从而推高成本。

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利有弊的。就算它们被改进到足以去创造有积极意义的逆通胀,也可能会扰乱整个职业和行业格局,扩大本已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这将招来比我们已知更猛烈的抵制——并引发所有可能产生的滞胀性政策后果。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阿特拉斯资产管理及金融科技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