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远举,秦朔朋友圈撰稿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 本文首发于一财号
“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2022年12月中央明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国内需求,扩大国内消费。
一、大城
关于城市发展,有一个著名的ZIPF(齐普夫)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
简单地说,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
韩国首都圈(包含首尔、仁川、京畿道)面积11826平方公里,是上海的一倍,占国土面积的11.8%,人口超260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50.2%。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13400平方公里,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美国人口3亿,纽约大都会区人口为2157万,占到美国人口7.3%。
根据全国主要城市的2020年统计公报,公布了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6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人口开始下降。中国已经出现城市间的人口迁移。但即便考虑到中国面积大,有多个中心,这些中心的人口仍然不够密。
上海外环内的面积大约664平方公里,算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1140万,人口密度1.71万/平方公里。东京最核心区域,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与上海外环内的面积比较接近,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也是接近的。上海外环内的人口密度虽然高于纽约、巴黎和伦敦,但与东京差不多,所以,上海人口密度不算低,但也不算太高。
如果不仅指核心区域,而是指整个行政区,又是一番景象。上海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8%。可见,这个比例远不及其他国家的大城市。
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89.43万,考虑到人口是动态的,实际上上海人口从春节时的1800万到最多的3000万之间,其中户籍人口1457万。为了提振经济,上海可以进一步放宽落户,使户籍人口达到2000万,动态人口增加到3000万。
更大的城市,有更大的经济活动。
2021年,上海市人均GDP为173630元/人,新增500万户籍人口,会带动上海的消费、创新、房地产、教育等等行业,对上海的经济会形成一个长期的利好。如果每个人带来20万的经济活动,上海会增加8500亿GDP。上海GDP高于其他地方,所以,这并不仅仅是蛋糕的转移,而是做大蛋糕。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以促进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对于中国来说,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乡问题,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与此同时,也增加消费,从而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循环。在城市溢价效应中,小城市比农村强,大城市比小城市强。就像最近上海围绕万圣节的那些活动、消费,小城市是不可能有的。
人流向更小规模的城市,不管是产出还是消费都会降低,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会受到抑制,这就会损失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也必然应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向都市圈,最终,过渡到更集中、规模效应更强的城市化、大城市化。
中心城市的经济集中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息息相关。人口集中了才有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商业活动,互联网的发达,并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
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05年为177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为2425万,2015年下降为2415万,到2020年缓慢增长为2487万。进入大城市越来越难。常住人口只是居住概念,至于买房定居下来的,由于不断上涨的房价,则更难。
所有的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无非是提供预期、希望。大城能减缓社会矛盾,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归根到底,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欲望,是可以达成的开支。
二、大力促进服务业消费
当下,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频出,但有意无意间,这些政策都更多地指向了实体消费,甚至是刺激大宗实体消费。但实体消费,在当下居民的需求结构中,其实仅占一部分,也是有限的。
土地是生产财富的要素,其实也是消费的要素。一个家庭的居住面积小了,想消费也没地方。想要个健身器、体感游戏机、VR头盔、跑步机;想要很多双鞋;想给孩子买个电动小车;想要一个烤炉、一个蒸箱,想要很多厨房小电器。这些消费,别说展开来用,很多时候家里放都放不下。用不了、放不下,自然消费就下去了。
一般老百姓从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普通美国中产家庭,各种物品非常丰富,消费意愿强,其最基础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大房子。面积够了,消费自然就大。一个人买回家,拿回家的实体物体,比如,电视、汽车、手机、玩具、家具、化妆品的等等,是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费。实际,一个家庭除了食物,每天都往家里搬东西,是不可能的。一个有限的家,装不下无限的实物消费。
但是,消费者在家门外的消费,却是无限的。而消费者在家门外的所有消费,都是需要先消费在服务业,然后才能促进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需求。
去餐馆吃饭,餐饮业会衍生出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电器设备、装修等等实体需求。去看一场电影、会衍生出摄像机、投影机、荧幕、装修,灯光等等实体需求。去一趟公园,会衍生出大型游乐设备、健身器材、监控、建筑实体需求。去一趟美容院,会衍生出药品、护肤品、躺椅、电器设备等实体需求。
其实,就连买回家中的物品,仍然是对服务业的需求衍生出来的需求。人们买一个手机、一台电视,不是因为手机和电视本身,购买高科技的头戴式AR、MR头盔、柔性显示产品,也不是为了产品本身,而是为了发社交媒体、购物、打游戏、看电影。这些需求都是对服务业的需求。
所以,只有促进对服务业的消费,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最终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是有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性的,比如通过不同的信贷政策,补贴政策,抑制服务业,推高制造业,最终就会减弱对制造业的需求。
其次,服务业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容纳大量就业,然后就业带动需求。当服务业的发展被抑制,就业下降,整个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服务业越发达,就业就越充分,消费自然也就越高。
与之相反的,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减少人力的过程,就是在减少就业岗位。不管是AI+自动化,替代人力,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更低成本地生产鞋子、袜子,衬衫,还是高端制造业制造交换机、手机。在数字化赋能之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岗位越来越少。所以,发展实体经济,本身就暗含减少工作岗位,这就需要服务业去承接。
所以,服务业既可以产生对制造业的需求,也可以产生收入来完成这种需求。最终,发达的服务业才有发达的制造业。不管是工业互联网还是消费互联网,对于当下的促进消费、复苏经济,都同样重要。
(刘远举为秦朔朋友圈撰稿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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