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中欧陆家嘴金融50人论坛(CLF50)·2023春季峰会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CLF50联席主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以《从硅谷银行事件看银行资产负债的平衡》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硅谷银行1983年成立,2022年末拥有2118亿美元资产,1754亿美元存款,是美国第十六大银行。它为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和创业公司提供金融服务,2020-2021年,美国家庭积累了大约2.2万亿美元超额储蓄,加之2021年美国科技牛市,科技企业资金宽松,大量涌入银行。硅谷银行当年负债端的存款增长了1000多亿美元。硅谷银行比较谨慎,资产端的贷款仅占总资产的36%。由于负债端有大量低息活期存款,利率较低,硅谷银行就用其购买平均利率1.5%,有美国政府的信用保障的久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相对而言美国国债和MBS是风险极低的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也好,可以随时抛售。硅谷银行的债券平均久期是6.2年。从资产负债表来看,金融机构资产端与负债端通常是短借长贷,在存款、贷款人之间实现了聚小贷大,积短贷长的转换,实现资金在时间、空间、规模等维度上的转化。这不仅是金融机构的职责,也是金融机构的获利来源。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美国政府由于通货膨胀因素,采取暴力加息,2022年就连续7次加息,一时利率暴涨,资产价格骤降。银行在先前低利率环境下购入的长期债券价值快速缩水,浮亏严重。以2年期的国债为例,2022年的收益率从0.78%提升到年底的4.41%。因此至2022年底,硅谷银行1200亿美元(成本)的债券组合,账面损失就高达189亿美元。硅谷银行从短期获得大量负债,但存款同质性太强。当市场变化,科技企业资金面收紧,进入寒冬,存款就迅速回撤。而硅谷银行不受保险的存款占比95.6%,负债流动性强。为了平衡资产负债, 3月8日,硅谷银行公告出售债券210亿美元(导致亏损18亿美元)及寻求再融资计划,糟糕的是被市场解读为重大风险信号。3月9日,客户在硅谷银行再取出存款420亿美元,占该银行全部存款的四分之一。恐慌迅速蔓延,导致挤兑和股价暴跌60%。一场典型的、非由信贷风险而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酿成了。从“全美最佳银行”、“金融全明星”到破产死亡仅隔一天,这种创纪录的猝死令人目瞪口呆。这是过去没有遇见过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说“硅谷银行的倒闭,是一个管理不善的教科书式的案例”。

造成事后有人说,为什么硅谷银行对这部分债券作风险对冲,这要付真金白银出去的,回想2006年,工行IPO到手100多亿美元,为防意外,我们作了调期对冲,结果汇率没有变化,我们只能付出了代价。考虑到全美国银行仅有6%的债券作利率调期或利率期货。就是因为没有发生“意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然而“意外”确实发生了。

过去十多年,美联储维持了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尤其是为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美联储将利率降至接近0.25%的水平,并向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注入天量流动性,M2增速在2020年达到25%,鼓励金融机构扩张以解救经济。2022年美联储又为应对高通胀采取了激烈的加息操作,短短一年时间内将利率从0.25%提升至4.50%左右。同时开始缩表,使得M2增速在2022年底转负。短时间内美国货币政策的急剧宽松和紧缩导致金融环境如“过山车”般剧变。利率是金融的根本,利率变动会引发所有的金融资产价格都动。巴菲特说过“利率之于资产价格,就像地球引力之于苹果”。它刺破了资产价格泡沫并对金融、经济系统产生冲击,使蕴藏在金融体系内的风险暴露出来,使美国银行业的流动性普遍承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监管的重点放在了信用风险上,是因为从世界金融危机史的大数据统计,不幸的银行多数是栽倒在传统的业务领域。因此美联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利率风险,而这次硅谷银行恰巧倒在流动性风险的领域,真是忽视什么就来什么。

由于社会金融结构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是美国类型的资本市场导向性的体系,银行业仍起主导作用,银行信贷的持续快速增长,较好地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2022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79万亿元,不良贷款3.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63%。虽然处于全球银行业的优良水平,但中国银行业体系规模大,长期占比达80%以上。信贷规模大,70%-80%左右的融资依赖担保、抵押来缓释风险。信贷总量和杠杆率不断累积。资产规模愈益扩大,导致风险的势能扩大。过去我们的金融体量很小,20世纪90年代末期,虽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0%甚至50%以上,但银行规模很小。但至今全社会的金融体量已经越来越大。工商银行在2000年时,总资产近4万亿元人民币。而至2022年,总资产要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杠杆率维持在130%左右的水平,但至2022年经济杠杆率达273.2%,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较高水平。2013年中国的M2是100万亿元人民币,至2022年已经达到266.43万亿元人民币了。因此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贷风险是毋庸置疑的。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T型表。从资产端看:我国银行的总资产中,信贷资产占比达60%以上,而且在不断提升,相比较欧美的银行信贷资产占比只有我们一半。银行借短债放长贷,本质上就存在着信贷风险。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结构看,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按揭贷款等中长期贷款占比高,且在不断提升中。而流动性较好的债券资产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平均占比不到20%。我国没有货币政策的剧烈波动。因此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存在,但相比于信贷风险则没那么突出。前几年有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因海外利率低,盲目借贷,外借内投,造成了严重损失,好在总体上规模不大,但也给他们一个教训。

2017年至2022年,6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4.97万亿元,核销资金总额已经达到6.14万亿。已经大大超过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四家国有银行股改的全部支出。可见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沉重的压力。 好在经营效益较好,商业银行在动用大量财务资源进行不良贷款核销后,总算抵御住了。

从负债方面看,我们同样不可小视。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虽然很好,但近年来由于理财、资管分流,存款利率的下降等因素,存款增长乏力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存款大多是活期存款和1-3年定期存款。相比较资产的期限,短借长贷的趋势更加明显,而且存款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一旦大量提取就会造成资产负债表的失衡。从存贷款比例来看,2015年到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连续攀升,从71.1%商业银行存贷比上升为78.76%。如相比10多年前,存贷比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虽然监管部门取消了存贷比这个考核,但75%约束指标,是说明银行流动性的一个关键标志。随着经济的复苏,存贷比必然会上升,那时银行的流动性就会受压,资产负债的平衡会出现问题。

随着全球信贷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的影响,银行业利差收窄,盈利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这将导致拨备能力与风险敞口之间会产生不平衡。加之在资本市场,中国银行业的市净率为负值,这影响了资本募集能力,又必须依赖自身盈利来补充资本。当银行业要依靠提高资产质量,减少拨备支出以增加盈利。然而面对的是刚刚经历了疫病考验的市场和企业,这对银行业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考。

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加之中国金融结构先天失衡,资本市场短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又因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储蓄率偏高,资金流向银行领域,造成银行业资产增长过快,资本短缺压力、风险内控及流动性管理难度大。随着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各类风险交织,某个风险事件或某类风险压力,可能演化为个别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导火索,处理不妥则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管理是长期动态的过程,中国经济进入动力转换的新时期,当前银行业面对的是地方政府杠杆率过高的债务问题、房地产市场复苏问题,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问题,加之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金融形势。中国银行业风控的现状不容乐观。

虽然目前全球银行业还没有找到广泛公认的新模式,但可以预见的是,将来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变化更快,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管理的法规更严,对违规风险、高杠杆经营的容忍度更低,对银行战略价值定位的前瞻性要求更高,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宗旨的理解更深,对投入产出效率的能力要求更强,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服务普惠金融的期盼更多。

经营的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没有改变的是银行是以借短放长的期限变换为杠杆,通过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把对储户的负债转变为对借款人的债权。银行资产与负债在期限和流动性方面的不一致,客观上容易造成二者失衡的局面。一旦在资产和负债任何一端出现较大的波动,往往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失衡,出现流动性的危机甚至带来灭顶之灾。硅谷银行的前车之鉴,我们需要高度重视。

(姜建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