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2月27日去世。1993年,我随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摄制组到厉先生家中采访,当时我负责打电话联络,采访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老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厉先生,30年前的事了。
过去就很喜欢厉先生写的诗词,最近回看,觉得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涵。
他在1955年大学毕业时的自勉中写道:“兼收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在1980年改革初起时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1981年游青城山时写道:“缓流总比急流宽”“疏导顺情国自安”。在1996年为《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脑子里想着这些诗词,对眼前看到的一些经济、产业现象,也有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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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为生产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鼓与呼,做过很多相关调研和报道。
与此同时,我也写过《高质量发展与低门槛创业可否同行?》等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大规模且各地差异很大的经济体,如同金字塔,固然需要高大上、高精尖、高科技的东西在最上面引领,也需要与14亿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大量制造活动、服务活动作为基座。
我反对那种动辄就把传统产业视为低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很多传统产业是基础产业,是永远存在的。传统不是落后,恰恰要去传承,只是如何不断提升其品质、水平的问题。也有的传统产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绿色环保方面有欠缺,确需升级,但这也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就说农业,很传统,就没有高科技吗?有的是。
比如,中国人爱吃鸡,但白羽肉鸡的种源长期全部依赖进口,国家每年需要的种鸡量大致为五六千万套。实现种源自主,就要突破关键技术。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白羽肉鸡研究中心,他们自主育成的几个白羽肉鸡的新品种也通过了国家审定。
种猪也有类似问题。我国本土种猪的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几。2020年国家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主要来自法国、丹麦、英国、加拿大等国。引进一头种猪,加上运输费、隔离费等,平均要4万元左右。要解决这一“猪芯片”的问题,需要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和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在杂交水稻、紧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上国际领先,但蔬菜种子的差距就很大。过去有所谓“外国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之说,说的就是两种种子间的差别。
还有农业机械的问题。《瞭望周刊》前年刊文,援引江苏大学收获装备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耀明的观点,指出“我国农机与欧美日有近30年差距”。教育部等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农机人才缺口将达44万人,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中缺口比例最高,超过60%。为何缺口这么大?一个原因是,“招生的时候,不少家长、学生听到‘农’字就摇头”。
人们之所以“闻农而避”,是不了解农业也大有可为,比如可以走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即日本、韩国所说的,把农业做成“六次产业”。这里的关键是延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意设计、价值提升,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都要现代化。如果脑子里只装着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区块链、元宇宙等,政策都向这样的高地倾斜,忘了农业也是科技大显身手的舞台,是非常偏颇的。
兼收并蓄终宽阔。高质量发展也是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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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很多地方还是习惯在产业规划和产业发展中追风口,赶新潮,“喜新厌旧”,甚至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而上,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而本地原有的基础产业因为不受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科创是当今重大主题,每个地方都应该用科创思维审视自己,让科创成为带动现有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但这不等于,每个地方都要去搞硬核科技和先导产业。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已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优先发展产业等,399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国家级高新区169家,国家级经开区230家)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其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很不容易。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一号产业”,苏州是全国的第一梯队。前不久我到苏州学习交流,得知2022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规上工业产值2188亿元,企业超过3800家,其中规上企业569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9家,上市企业32家,苏州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入围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2006年从苏州工业园启航,17年沿着一个方向前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尽管如此,如果单看产值,苏州2022年工业总产值为4.36万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只占5%左右,相当于苏州的沙钢集团2021年营收(3028亿元)的72%。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很强的实力先行投入,“一号产业”坚持了17年,目前的产值也不算大。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要搞生物医药产业,基础、条件、场景、耐心,都做好准备了吗?值得好好想想。
各地也很热衷半导体行业和人工智能,估计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战略新兴行业,有选择性地进行政策倾斜,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度,更不能教条化,“唯此为大”,对其他产业产生排斥性的心理。
例如我们的资本市场,对能体现新动能的科创企业有巨大支持,对传统行业则缺少感情。创业板就曾提出,“农林牧渔、农副食品加工、采矿、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黑色金属、电力热力燃气、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和修理等传统行业,原则上监管层不支持属于上述行业的企业申报创业板上市”。当然创业板也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但对“传统”二字天然带有偏负面的看法,是明显的。
这么多行业,原则上都不能申报创业板,到底合不合理?
在注册制背景下,只要企业合法诚信经营,有持续发展能力,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为何不能放宽尺度?
更何况,这些行业里的很多企业,在价值链的不少环节中对科创的运用也很广泛,可以说他们是科创型的农林牧渔企业、农副食品加工企业、食品饮料企业,等等。为什么不能用新眼光去看待他们呢?
国家提出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大量和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能不能也为他们广开上市之门呢?
前一段我曾向一位交易所的同志请教,对消费品企业上市为何这么苛刻?他说,可以到港交所上市。如蜜雪冰城2022年9月在深交所主板提交了招股书,后来撤下材料,转战港交所。但在我看来,消费品企业如能在A股上市,对扩大市场知名度、影响力会更好。
有时我甚至怀疑,现在科创企业的投资与上市备受追捧,钱都围着他们转,很多企业真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吗?而到香港上市的消费品企业,有的科技含量其实也很高。比如西安巨子生物(02367.HK)是全球第一家能够量产类人胶原蛋白类材料的企业,其创始人发明的重组胶原蛋白技术2013年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你说这是消费品企业还是科创企业?我们能不能将有高科技含量的消费品企业也视同为科创企业?
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应该是辩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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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求新,喜欢新名词、新说法,喜欢部署新摊子,不仅有可能好心干了并不擅长的事,还会导致对存量的、现有的问题缺少兴趣去挖掘、去解决。
很多地方都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类似“谁砸了企业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样的金句也出了不少。我一直说,一个地方,把过去历届政府承诺过的事情先梳理好,先兑现,比再做新的承诺,再喊新的口号,有效得多。否则企业会想,你过去说的都没落实,凭什么相信你现在说的?
但现实是,大家都喜欢做新事,有新作为,不喜欢按照问题导向,把积存的问题好好解决。都喜欢在地面加盖新楼层,不愿意追根溯源,打好地基,补好漏洞。
最近我和一位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交流。他高度肯定中国科创的发展,但也谈到有些制度和硅谷相比还有相当距离。按照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而他们创立时希望做“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全员持股,900多人持有股票,不符合上市要求。
科创板改革后,允许上市,但条件是50个人放在一起做一个持股平台,以减少人头数。上了持股平台的员工要锁定三年才能减持,而公司12名高管是个人持股,只要锁一年。为体现平等,12名高管自愿也锁了三年。
另外按规定,上市前的option(期权)必须买成股票,如果不买成股票,上市以后再转成股票又要锁三年,且将来减持时,如果option直接减持要交45%的当年所得税。所以大家“砸锅卖铁”,作为创始人的他从银行借了几千万元把股票买定,由于月供很高,三年锁定期过得非常辛苦。后来还发现,上了平台的员工减持要缴超过40%的税(平台企业一道,个人一道),而个人股东投资则是缴20%的资本利得税,也不平等。
此外,公司给员工发的股票、期权,全都计入公司成本,这样公司基于财务报表的考虑,也不敢给员工多发股票。有些在国外的外籍员工的持股和减持更复杂,从提出减持到最后兑现要不少时间。
经历了很多波折的这位企业家说,他感到员工持股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指责证券部门,他们已经推动了不少变革。问题在于,很多事情要顾及到散户主导的市场的文化倾向,涉及到多个部门,前前后后有多种规定,新路子以为走通了,但实际推进中,前后对不上,走得很辛苦。
现在各地都在强信心、促经济,都在往前跑,我觉得不妨回头看一看存量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一直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难,一定是系统性的、相互交织的。难题解决了,就能释放很大的空间,而且前面的发展也不会走着走着,又受到历史症结的纠缠。
不要脑子里都是新东西,是增量。存量里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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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高质量发展和降门槛、宽准入、激发更多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是辩证统一的。
上周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龙永图先生。他说,中国在加入WTO后放开了外贸经营权,让几万家、几十万中小企业获得了自主进出口权,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他曾偶遇一位做灯具生意的年轻人,说过去灯具出口的利润都被中间商拿走,每年仅赚几十万元,拥有进出口权后每年能赚上千万元。
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外贸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自2004年7月起,中国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大大提高了企业外贸活动的活力,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到2019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0年民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升至46.6%,而2001年仅为6.6%。
听了龙先生的讲话,我和一位邻座的经济学家交流。为什么之前那么长时间,外贸经营权只给国企做,不放给民企,可能是觉得国有的才放心,才代表正确,而民营的会搞乱。事实上,市场经济中没有谁是天生正确的,只有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客户交付的检验,才能筛选出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是真正的正确。一定要包容,要给民企试,一试就知道谁行谁不行,谁是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中,很多政府的决策之所以得人心,有实效,大都是因为放松管制、放低门槛、放宽准入而实现的。正确不都是苛刻的、管束的。激励人人向前,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大生态蓬蓬勃勃,在生长中不断迭代超越,这是最大的正确。
再举一个例子。我熟悉的一家综合旅游集团,因深受疫情影响,希望做一些转型,比如像迪士尼那样打造一些IP和IP衍生产品。而IP往往是由动漫、游戏、影视剧等承载的。在调研中他们发现转型最大的不确定在于,这些动漫、游戏、影视剧能不能如期上映。比如计划按某个节庆或重大活动播出一部片子,但到底能不能如期播出,很不确定。所以他们不敢做大的投入。
现在总是说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不够强。我认为出台新的鼓励政策是必要的,但深入调研积极性究竟为什么不够强,进而加以突破性的解决,应该更重要。
当然,这种限制性较多的情况正在改变。我听一家上市影视企业创始人说,最近审批的速度加快了很多,这是很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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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希望传达的信息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把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把科创和各个行业运用科创的发展,把增量发展和存量改革,等等,更好、更加辩证地结合起来,以调动和激发更广大的市场主体的信心与能动性。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厉以宁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有一些不足。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只能说略有松动;第二个不足是国企改革需要深化,行业垄断没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门”现象;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今后改革应从上述三方面来着手。还应做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使政府成为服务者,同时要减少审批,多采用经济调节手段。
“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国经济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将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解决。”厉以宁说。
一代大师已去,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后人当传承并发扬光大。我相信,只要有“兼收并蓄终宽阔”的气度,中国经济必将有“若谷虚怀鱼自游”的新的盛景。
(作者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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