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建设至今已满10周年,开放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而可持续发展开放经济的基础是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活力,我国在国内设立的自贸区本质上是旨在发展开放经济的经济特区的一种,就开放程度而论,自贸区堪称经济特区的“终极版”。自贸区又是国内外经济、政治、安全大环境的产物,从2013年最初批准上海自贸区方案至今,日益显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为自贸区发展开辟新天地。

从未来发展来看,我们讲“扩大内需”,讲“双循环”,不等于开放经济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下降,而是要依托我们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而使得我们的企业、产业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无与伦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先天优势;我们讲“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依靠内需驱动”是在价值形态意义上,而不是在物质形态意义上,“价值形态的适中外贸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贸依存度”才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大国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自贸区与“一带一路”:中国维持开放经济持续发展“双引擎”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全球化市场,但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开始,中国发展开放经济的需求面临以下三大威胁: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带来了全球贸易震荡;内外(自身发展演变和所处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可能削弱中国比较优势及内在自我发展动力;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所处外部环境可能恶化,“反全球化”和排挤中国的趋势开始露头。

面对上述三大威胁,我国采取的策略是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双管齐下,力图化解。其中,设立国内自贸区的目的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以可控的外来竞争激发内部活力,进而夯实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基础。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外部环境恶化趋势的破局之举。“一带一路”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不是也不应该是很多人主张的那样走向区域自贸协定,而是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备份”。作为产业结构包罗万象的第一大出口国,任何区域自贸协定都不可能如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那样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无意推翻现行多边贸易体系,但我们不能不防范某些势力颠覆多边贸易体系的潜在风险,为此作个“备份”是必要的。

国内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合力,结果将是中国可为“熨平”世界经济波动发挥更大作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成全球自由贸易旗手

经历10年发展,中国自贸区所处环境已经大变,其中最大变化莫过于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清晰,曾经主导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不再是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中国在实质上已经跃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美国、西方极端势力企图强加于中国和世界的“新冷战”阴影正日益浓重。

中国自贸区亮相之时,美国正是奥巴马政府执掌,经历了特朗普、拜登两任总统的更迭,奥巴马时期渐露峥嵘的“反全球化”苗头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已成大潮:贸易保护摩擦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推翻区域自贸协定乃至退出世贸组织从纯粹的民间非主流呼声变成越来越多经济贸易大国政界高层堂而皇之的政见主张,甚至已经成为政府付诸实施的行动;从北美到欧洲,发达国家在对外经贸决策中越来越多地漠视客观经济规律,相继启动制定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的贸易和国际投资管制法规。

2022年1月1日,中国始终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十国率先生效实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名列其中,韩国于2月1日加入生效实施行列,已经签署该协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四国将在履行完国内批准程序后相继生效实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横空出世。

中国推动世界迈向自由贸易,美国拖着世界走向贸易制裁;中美两大国2021年实际GDP合计占全世界34.3%,在本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年份合计贡献了全世界一半的经济增量,但两国采取的大动作方向截然相反。

中国开放经济政策布局中的自贸区

在这样的大局之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要点:

第一,目标是固本培元,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社会自身活力、竞争力,以此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我们的企业、产业、国民创建先天竞争优势。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延续、发展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方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我们要看到TPP/CPTPP条款中颇有些条款并不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要看到其中有些条款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应用RCEP等相对迁就后发国家贸易伙伴的协定,以求团结更多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也要更加主动地到开放度更高、更前沿的贸易规则下接受更激烈竞争的洗礼,让竞争的压力锤炼出我国产业、国民经济的活力。申请加入CPTPP,最主要目的并不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而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第二,是要努力维护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

第三,持续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第四,推进、发展同心圆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在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位于核心,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欧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形成依次向外扩散的圈层。

第五,反脱钩、反制裁,维护国际经济贸易正常秩序。

在中国开放经济政策上述布局中,自贸区的职能是从“中国的自贸区”迈向“世界的自贸区”。为此,自贸区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多努力与创新:

与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相结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以开放促改革”,通过竞争激发经济内在活力、动力。

反脱钩,中国反脱钩的一大利器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优势,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软硬件优势,把贸易伙伴更牢固地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大力发展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让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乃至其国内贸易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开展进行。在这方面,自贸区有条件也应当发挥先驱作用。

反制裁,给各国企业界、投资者提供一个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在这一点上,鉴于上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多数遭受了西方的严酷制裁,拥有自贸区与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示范区双重身份的青岛应当发挥我国对外经贸反制裁“试验田”的作用。

引导贸易伙伴渐进式与中国规则接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国际惯例接轨”一直是中国对外经贸的主旋律之一;随着时势变化,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逐渐转向外国“与中国接轨”,自贸区可以为我们的贸易伙伴提供一个与中国接轨的试验田、练习场。

需要强调,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开放经济和自贸区也不例外,只有正视开放经济和自贸区发展中现实与潜在的经济社会负面后果,才能趋利避害,行稳致远。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在可持续的开放经济下,正常的顺序应该是货物贸易自由度高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自由度高于人口跨境流动。我们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可以适度利用国外人才,但归根结底必须立足于本国培养。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