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不可靠实体清单”后,新华社记者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改委正牵头组织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以更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分析认为,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意在为保障国家重大核心优势技术安全树立坚固屏障,防范某些国家利用中国的技术反过来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虽然相关细则还未公布,但可以预期,该法将对保护中国高科技企业发挥对外威慑作用,将使管理对外技术出口有法可依。
此前,5月3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布。5月24日,为提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可控水平,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截止日期为6月24日。
一位接近中美经贸谈判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清单制度等反制措施,参考的是美国。一位深入参与中美科技企业应对此轮贸易争端的人士则进一步补充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排除会长期而且常态化。真正的挑战实际上是在前沿和影响未来的科技方面。“理性和法治将是影响这场科技战的重要因素,”他说,“亦即避免极端措施,制定游戏规则。”
构筑国家安全防火墙
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与《国家安全法》的多个条款都有关联,例如第19、24、25、56、57、59条。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科技保密能力建设,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
清单将对保护中国高科技企业发挥对外威慑作用,使管理对外技术出口有法可依。
根据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提供的材料,中国是世界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国。2000年~2014年,全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从1.16万亿美元增加至2.15万亿美元,增长了85.3%。同期,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了12.4倍,对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的贡献达到52.3%,远远高于第二大出口国德国12%的贡献度。2004年至2016年间,世界ICT服务出口额从5432亿美元增加至14212亿美元,增长了162%,同期中国ICT服务出口额工业设计数量增加了2.6倍,对世界ICT服务出口额增长的贡献达到6.8%,仅低于美国和印度10%左右的贡献度。
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加单边措施,采取极端手段阻断全球科技合作体系,是本轮特朗普政府为国际社会诟病之处。
一位日内瓦多边谈判领域资深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看起来中国正在试图建立一套应对科技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中方加以反制,不失为强有力的应对之策。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烨表示,这个制度确实考虑了针对的有效性。重点在于引导企业预期,避免企业单向遵循美国制定的所有规则。制度应设计为,相关企业如果还需要中国市场,就必须配合中方,以特定的方式绕过美国规定的机制,风险共担。进一步,相关机制的长期化、制度化也可以使得企业有充分的动机利用各种方式敦促美国政府态度改变。
前述应对此轮科技争端的人士认为,发改委即将出台的制度,很像美国跨部门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内部指南性质的清单。事实上,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也正在依据前一年通过的《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筹备出台一份关于“新兴和基础技术”的清单。根据已经公开的内容,这份广受关注的科技蓝本,会包括人工智能、生化医药、大计算、特定芯片等。
但之前有多位深度参与应对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华为等中国企业目前遭遇的措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超出了一家企业可以应对的范围。
哪些企业会被列入名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一清单制度对美国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美国政府一定会看企业的反应,如果企业反应很强烈,可能会对美国政府施压,比如日前谷歌就在与美国商务部交涉。”
从事量子通信技术的国内某企业高管赵义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贸易冲突往下发展不仅是关税和贸易顺差问题,还有为了打赢贸易摩擦采用的限售和限购问题,清单就是针对限售限购的策略,将发挥很大威力。”
他还表示,对于那些限制过中国企业,又在中国替代性很强的公司,只要做出对中国企业不利的行为,就可能被直接列入清单,一旦中国对它们进行限购,限制它们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将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中国商务部提出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之前,高通、谷歌、ARM等多家企业,已经依照美国商务部的要求(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ICT(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被普遍认为将成为清单的重灾区。
尽管中国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和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会随意打压与中国开展正常合作的外国企业。中国新建立的机制必将严格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范畴,只有那些以实际行动危害了中国高科技企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才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高峰此前也回应称,作为一项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并不针对任何具体领域,也不针对任何一家具体企业、组织或者个人。
多管齐下的国家安全博弈
国家安全领域,是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中管制较少的地带,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频频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别国发起相应单边措施的源头。
中国目前也正在内外发力,力图通过建章立制,破解这个“国家安全”的源头。
日内瓦时间5月13日,中国向WTO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下称《WTO改革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改革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
《WTO改革文件》指出,当前,个别成员为保护国内产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钢铁、铝加征关税,并威胁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在实施出口管制时,不恰当地扩大相关措施范围,并以不透明或不公正方式实施。这些做法扰乱国际贸易和市场秩序,干扰正常技术交流和应用,损害成员利益,破坏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建议,有必要加强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进口关税等做法的通报纪律,并对措施开展多边审议;同时,为利益受影响成员提供更多快速且有力救济权利,以保障其在世贸组织项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除了前述反制措施,中国日前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在科技领域之外,中国的农产品进口,也在安全地“减持”美国大豆和猪肉。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4月,中国进口大豆2439万吨,同比下降7.9%,其中,自美国进口431万吨,同比下降70.6%,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海外市场。1～4月,中国猪肉进口77.4万吨,同比下降0.9%,其中自美国进口猪肉7万吨,同比下降53.6%。
6月3日,中国教育部发出对美留学预警,6月4日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分别发布安全提醒和赴美旅游安全提醒。
尽管有种种波折,中美仍未关上磋商的大门。
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日本福冈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6月7日,G20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一天,易纲在日本福冈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包括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他还说,非常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