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欧洲出现500年一遇的极端炎热与干旱,将作为欧洲基准的德国与法国明年交付的电力价格在历史上首次推到了每兆瓦时1000欧元以上的高峰位置,而作为欧盟电力最主要动能的天然气价格也一路狂奔,其中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TTF期价破天荒地冲破了3500美元/千立方米的最高历史价位,且俄罗斯日前宣布关闭北溪天然气管道使事态更趋严重化。缺水、限电、省气……能源危机在欧盟成员国恐慌式蔓延,也倒逼着欧盟清洁能源转型的步伐不断加速。

能源转型早已开始

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由于当时欧共体成员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所受打击远远超过美国,且四年之后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再次让欧洲境内的失业与通胀出现暴增与高涨。残酷的结果令欧洲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将能源需求命运绑在他人尤其是中东国家身上,欧共体也自此艰难地迈开了能源转型步伐。

16年前发生的“俄乌斗气”事件如同一根生猛的铁棒又一次砸到了欧洲国家的头上。当时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为各自利益争得面红耳赤,令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发生停摆,20多个欧洲国家的取暖与用电顿时面临“断气”风险,后经欧盟出面斡旋,虽然俄乌两国回到了谈判桌前,俄罗斯对欧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但欧盟却从中强烈感觉了地缘政治对自己能源进口带来的巨大杀伤力,也由此更加坚定了能源转型的态度与立场。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给本就忐忑的欧盟能源市场罩上了更为浓厚的阴影,只是这一次欧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对俄罗斯表现出乞求姿态以换取正常的能源进口,而是完全以强人的面孔与俄罗斯展开了公开对峙,除了对俄罗斯进行经济与金融制裁外,欧盟也毅然拉开了与俄罗斯能源全面“脱钩”的大幕,其态度之果断与决绝,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欧盟在清洁能源转型之路上破釜沉舟的毅力与决心,及至今夏酷热干旱对能源危机的加压,更让欧盟倍增能源转型的时不我待之感。

五大落地场景

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盟已经将煤炭在域内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减至14%,同时对外依存度降至70%,但石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却不减反增,对外依存度目前依然分别达97%和90%。不过,让欧盟乐见其成的是,成员国的清洁能源占比已经提升至40%,清洁能源的发电量也占到了欧盟国家六成以上,也就是说在转型路上再进一步,欧盟成员国就可以告别煤炭、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为此欧盟今年将2030年的清洁能源占比目标从40%提高到了45%,而支撑这一庞大清洁能源矩阵的全新基础则是以下五大场景。

一是太阳能。太阳能是欧盟清洁能源转型的最主要牵引阵容,目前装机总规模达到165吉瓦(百万千瓦),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计划突破1000吉瓦,对此,欧盟将出台政策支持更多的太阳能采购协议,并建立欧洲的太阳能制造业,以供给充足的地面与屋顶光伏设备,同时,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太阳能项目的审批周期从标准的两年缩短至三个月。

二是风能。风力装机容量在欧盟目前只有190吉瓦,2030年计划增容至480吉瓦,相当于2030年之前每年都要建造36吉瓦新风力涡轮机。另外,欧盟新增风电装机容量70%以上目前由陆上风力发电所贡献,但全球42%的海上发电能力分布在欧洲沿海,为此欧盟计划到2030年将海上风电产能从时下的23吉瓦提高至60吉瓦。

三是氢能。欧盟计划到2030年建成近40吉瓦的“绿氢”(通过风电水等可再生能源等制氢)产能,以将“绿氢”产量提升至1000万吨,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500万吨“蓝氢”(使用石化燃料制氢),同时进口1000万吨可再生氢。作为对自我制氢能力的有力支撑,在2030年清洁能源建设目标中,欧盟专门预留了约20%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以容纳氢能的发展。

四是生物质能。包括农林副产品、城市垃圾、能源作物等可转化为电、热、燃料等能源都被欧盟视为生物质能。按照计划,到2030年欧盟成员国的生物甲烷产量增加至350亿立方米,实现目标的相关投入达到370亿欧元;另外,目前欧盟生物质能年发电量为1670亿千瓦时,到2030年预计至少可达5000亿千瓦时。

五是核能。欧盟目前有四分之一的电力依赖核能,且核能提供了一半的低碳电力,经过今夏酷热的“烤打”,欧委会更加坚定地认为排除核能利用将使已经商定好的国际气候目标无法实现,对此,除了延长既有的核电设施使用周期外,欧盟已经明确了将满足特定条件的核能项目纳入可持续投资范畴的政策导向。

三大托举支点

无论对企业生产行为还是个人消费行为,能源转型往往意味着纠偏与矫正,因此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阵痛,甚至还会付出不小的成本,但出于经济人的角度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市场主体往往会主观忽略或者选择牺牲能源转型的社会目标,为此欧盟建构起了有助于能源转型的三个逻辑大支点。

一是政策目标导引。欧盟至今为止推出了针对能源转型的三套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源路线图2050》,该方案正式提出通过新建能源基础设施、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促进科研技术创新等措施推动能源转型,在此基础上,欧盟出台了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和工业领域绿色转变的所谓一揽子环保实施方案,也就是“Fit for 55”。另外,欧委会推出的《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了至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甚至力争达到55%,并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能源转型也起着鲜明的导向作用。

二是市场机制牵引。欧盟一方面创建出了全球首个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欧洲碳交易系统(EU ETS),多达1.1万个排放源被纳入其中,占到了45%的欧盟碳排放量,同时欧盟碳价格也从最初的20欧元/吨涨至超过90欧元/吨。碳价走高代表着企业购买碳配额成本的增升,由此可以倒逼企业降低化石能源使用转而加强清洁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另一方面,企业可再生能源购买协议(PPAs)对能源转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PPAs是指电力资源采购方与清洁能源发电供应方根据谈判好的价格签署电力买卖合同,同时锁定相应的购电与供电期限。对于清洁能源供应方来说,PPAs既可以确保电力的如期消纳,降低电力资源库存成本,还能及时获得资金并为旧项目的正常运营与新项目的如期开工提供必要的基础性保障。

三是基础设施领引。基于太阳能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除了在传统屋顶以及地面增设光伏设施外,欧盟还明确要求所有新建筑以及翻新建筑物都须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同时基于天然气与氢气兼容的设想,欧盟计划对天然气管道进行大面积改造,使其具备氢能传送功能;不仅如此,欧盟还规划出了途经地中海、北海以及乌克兰的三条“氢气进口走廊”。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具有“看天吃饭”特征,加强储能设施建设同样提上了欧盟的重要议事日程,除了取消储能部署的容量限制、实施对用于储能目的的能源消耗免除电力税收的政策外,欧盟还斥巨资搭建了智能电网技术创新平台,以增强电网对储能的兼容化。

三大风险变数

全面地评判,有了多元化的场景依托以及完备政策体系与市场力量的驱动,欧盟加快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目标存在着较大的胜算,但同时也将遭遇不少的羁绊与掣肘。

一是融资来源的不定性。无论是将传统能源消费的物化设施改造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还是新建与扩建清洁能源的运输、储藏以及终端配置,最终所需投入的资金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目前欧盟仅仅提出了3000亿欧元的预算规模,并计划主要依托欧洲投资银行进行融资,同时表示吸收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清洁能源投资领域中来,但最终所筹资金是否能够充分且及时地满足能源转型的需求显然有待观察。

二是能源进口的失控性。在清洁能源尚未实现对传统能源充分替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欧盟将保持对进口传统能源的依赖关系,由此决定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不仅会令欧盟或多或少地继续承受能源供给短缺的阵痛,而且随时都可能扰动甚至掣肘欧盟清洁能源的转型速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策应能源转型之必需,欧盟要进口大量的关键材料,其中有些材料还要从一些与欧盟外交关系微妙的国家进口,比如铝、镍和铜以及核燃料需要从俄罗斯进口,铌需要从巴西进口等,双边关系如果不能持续修好,必然最终会威胁到欧盟能源转型的正常节奏。

三是通货膨胀的反噬性。清洁能源的成长壮大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其间如果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不充分或者二者的对接不严密而出现产品供给缺口,都会直接引发能源价格的上涨;另外,欧盟清洁能源转型所进口的锂、铟、锰等关键材料以及钕、镝、镨等稀土元素较长时期处于供求紧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状态,其未来价格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上升冲动。如果欧盟清洁能源产品价格因以上因素上涨,且因控制不力而演化为通货膨胀,不仅可能恶化“能源贫困”现象与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会残酷地反噬能源转型进程与功效。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