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融的定义已为人熟知。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从金融机构的表内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

二是表外融资(委托、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三是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融资);

四是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此处其他方式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贷款公司贷款等。

2018年7月起,社融指标进行了一些修订,人民银行陆续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核销”“政府债券”等纳入社融统计指标。统计指标修订很正常,例如历史上美国M2指标就曾多次修订。社融指标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支持对其予以修订。例如,贷款核销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应该加进去;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也主要由金融机构购买,并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尽管经过数次修订,但万变不离其宗,社融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这个概念始终没有变。

要做出一个中国独创的新指标不容易。2010年9月,我担任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按照行领导要求,11月初调统司开始研究编制社融指标。国务院和人民银行领导对社融编制高度重视,多次批示要求听取各方面意见,其间与银、证、保、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反复协调。可以说,该指标是集体智慧结晶,我只是起了牵头人和主要责任人的作用。因为是我国首创,很多内容都经过反复斟酌修改,如该指标定义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出差的飞机上修改确定下来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名称也是我建议的。当时考虑过“社会融资总规模”或者“社会融资总量”,但我建议还是“社会融资规模”比较好,因为称为总规模或者总量可能不准确,毕竟有些内容没有包括进去,就不能称之为总量。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社融指标后续作了新的补充。

2011年4月我们首次发布社融指标,当时人民银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起我们做到了按月发布,并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来的月度历史数据。2014年起按季发布地区社融增量数据。因为货币供应量M1、M2有同比增速数据,于是各方面都希望社融也有同比增速。增量的同比增速短期内上下波动很大,缺乏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基于社融存量数据计算同比增速。然而,做存量数据很困难,很多数据不在我们这里。通过协调各有关方面,用了整整两年,于2015年按季发布社融存量数据,2016年1月起,按月发布社融存量数据,于是有了目前按存量计算的社融同比增速。

经过20年发展,社融增量从2002年2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2万亿元。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社融指标是2011年才诞生,为何会有2002年的数据。其实这是我们倒推所得。很多统计的历史数据都是倒推得到的。例如,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编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所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将该指标倒推回溯了近100年。

社融是我国独创的金融指标。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社融指标?第一,我国尤其重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们编制社融的初衷。尽管我们有货币供应量M0、M1、M2,但这些指标难以清晰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第二,社融具有丰富的结构内涵,能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各类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状况,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

第三,长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更注重价格型指标而非数量型指标,但由此导致的信息缺失和模糊,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社融指标也受到国际重视。

社融广受社会关注。首先,中央重视。自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以来,社融每年都会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其次,地方看重。2011年社融指标问世后,从省级到县级都想做地方社融指标,但是各地自己做不仅耗时耗力,而且会产生指标体系差异问题,因此我们决定统一编制分地区的社融数据。人们无法知道M2有多少留在北京,多少留在上海,而社融都能反映。社融能够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期限、不同融资方式的资金,比如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等。社融产生前,地方政府主要看重人民币贷款,现在通过社融还能够知道直接融资、表外融资等对当地经济的支持。

再次,市场关注。最近10多年来社融和M2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两大金融宏观监测和调控指标。

最后,学界研究。现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学术论文中经常会采用社融指标。2016年我与合作者所著《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并获得2020年浦山政策研究奖。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关于社融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说明我国独创的金融指标正走向学术舞台。

社融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指标,而且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社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性较强,直接受宏观政策的调控(如降准降息、政府债券发行等),甚至对经济具有一定领先性。

其次,社融中企业债券融资、表内外融资等对利率都很敏感,其敏感性已经超过M2,所以社融成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监测指标和中介目标。

再次,社融指标全面和前瞻性反映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

最新社融数据显示,8月很可能是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转折点。8月社融增量为3.12万亿元,同比多增6316亿元;8月末社融存量高达368.61万亿元,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在主要金融指标中率先触底回升。

8月,我国居民部门短期贷款同比多增398亿元,说明消费正在逐渐恢复;虽然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056亿元,主要受到前期房地产市场销售偏弱以及居民提前还房贷的影响,但后续房地产政策的不断推进可能带动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

8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加速发行,政府债券净融资1.18万亿元,成为社融最主要推动力;9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仍较大,将拉动基建投资,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如果9月数据继续向好,那么四季度很可能会像一季度那样,经济会有较好的表现。目前我们仍然要坚持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力度不宜减弱。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本文系作者在2023秋季莫干山会议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