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关于新型举国体制的讨论,再次成为科技创新领域一个热门的话题。

此前也有不少对此问题的论述,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中国具有举国体制的优势,并且已经形成了成功的实践案例(如“两弹一星”),因此,在大国竞争中,新型举国体制将成为我们制胜的重要筹码。这些讨论大都集中在列举我们在举国体制方面的优势,至于何为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却很少被提到,似乎新型举国体制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们只要不断投入更多的资源就能见到奇效,举国体制某种程度上被描绘成了举国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其实是一个有巨大挑战性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克服很多瓶颈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现在完成时”

新型举国体制的精髓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理解就是基于国家意志,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协同官、产、学、研等要素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特殊机制。人们经常拿“两弹一星”作为中国具有举国体制优势的重要案例,这个没错。但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重大差别:“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官、学、研协同的结果,那时还没有市场经济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所以这是传统的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是要把目标导向的创新协同扩展到官、产、学、研整个系统,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不光没有成功案例,甚至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的教训。最近的例子发生在集成电路领域,美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定义了“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这件事符合举国体制实践的特点,于是就集中力量想把这个大事给干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把科研活动和经济活动的边界和规律认识清楚就砸钱开干,结果弄得一地鸡毛。所以,不能简单认为我们有举国体制优势就砸钱蛮干,对于跨越体制内科研活动和市场经济组织重大创新任务,我们还要补很多课,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型举国体制还不是“现在完成时”,而是“现在设计时”。

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

其实,最先跨越科研和产业开展重大创新组织工作取得成功的是美国人,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军方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集体陷入面临苏联大规模入侵的歇斯底里之中。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来自宝洁公司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提出一个全新的应对计划。1957年11月20日,麦克尔罗伊在国会山首次提出这个大胆的项目。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能够预见尚未显现的国家需求的机构,该项目要求实行科学家主导的研究计划,跨越军方不同军种不同部门的利益之争去研究未来武器。这个计划受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但得到总统的坚定支持,艾森豪威尔甚至在国情咨文中亲自为DARPA背书:“现有军种工作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技术带来的新型武器系统”。他进一步批评军方,在新的威胁面前未能精诚合作反而深陷琐碎的“管辖权之争”,“使公众陷入迷惘,让大家感到军种分歧正在伤害美国的利益”,他明确指出:设立DARPA就是为了统一掌控最高级别的研发项目。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DARPA成为全世界颠覆式技术创新最为成功的组织者,它用美国军方研究经费的30%创造了美国1/3的重大成果产出,影响整个人类的一系列重大技术变革(互联网、GPS、无人机、mRNA疫苗等)都源于这个机构的研究计划。DARPA的初衷是满足军方的需求,但通过前瞻性的研究计划,DARPA的创新活动带动了国防、社会管理和产业的同步发展,是名副其实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案例。

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关键环节

(一)定义对的事:凝练重大需求(我们所说的“大事”)

定义“大事”是举国体制的第一步,要找到一个能够形成足够共识、动员足够资源(跨越官、产、学、研各个领域)予以实施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能够“任务化”,通过这些任务牵动官、产、学、研协同参与,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大事”。泛泛地说科技创新是大事没有意义,DARPA找到了一个“应对苏联入侵的未来武器系统”这么一个能够任务化、具象化的大事,形成了动员的机制,这一步很重要。

(二)设计对的方式:设计一个跨部门机制来解决问题(集中力量)

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关键在于让专业的人主导专业的事,DARPA成功最为关键的一条经验是科学家主导了创新活动。在DARPA的1号研究计划实施的时候,每天早晨22名防务科学家来到麦克奈尔堡陆军基地的罗斯福大厅听取国防部官员报告“国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由科学家们进行头脑风暴,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导向的研究计划。这些围绕清晰的任务形成的研究计划有的是基础研究,有的是工程化研究,有的是产品层面的研究,分别交由大学、科研机构、私营公司去完成,这是典型的官、产、学、研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的场景,也是当下所说新型举国体制希望实现的路径模式。这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先支持基础研究,再搞应用研究,然后是成果转化,而是用一个国家任务牵引产、学、研协同参与。

这是我们跨越体制内科研活动和市场经济组织创新尤其需要学习的地方。新型举国体制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国家需求,但科学家才是这出大戏的主角,你不能不尊重天才却希望他干成颠覆式的创新。政府要从甲方思维转变成伯乐心态,这样才能给创新者发挥的空间。

对的方式还在于在底层逻辑上要形成官、产、学、研利益的一致性,才能可持续地推动。举国体制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政府有多厉害,而是要在跨越体制内和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领域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这才是事情的关键。这个要通过智库研究来实现。DARPA模式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号召力,是因为官产学研都认为这件事情无比正确,并且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在我看来,DARPA能够在官、产、学、研之间形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它把机构的任务定义为满足“国家未来的需求”上,大家在未来的目标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未来需求”概念的提出应该是DARPA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步,DARPA通过“未来需求”,成功地让政府官员和军方将领站到了背后,把科学家变成了主角。军方在开始阶段对这种安排充满了敌意,但随着DARPA一系列超出军方想象的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出,将军们开始闭嘴并且认可了科学家的角色。

当然,对的方式也包括机构的设置、充分的授权、正确的评价方式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DARPA的决策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完成,才能强力打破现行部门分割利益的格局。

(三)寻找对的人:找到领袖人物来组织(适合领导干大事的人)

新型举国体制成败的另一个关键是找到创新的领袖人物。美国20世纪举国体制得以成功最为关键的人物是范内瓦·布什,他通过《科学:无尽前沿》那篇惊世之作,影响了美国70年的科技创新布局,美国政府系统资助基础研究推动科技进步的方式影响了整个世界科技、工业的发展,这是另一个重大的举国体制实践案例。范内瓦·布什之所以能完成如此壮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跨领域跨行业的经历:他是天才级别的科学家、能与政治家对话的战略家、雷神公司的创建者。DARPA的设立也跟范内瓦·布什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很大关系。

当然,DARPA的局长也很关键。国防部长在选择首任局长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利佛莫尔实验室科学家、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赫布·约克,另一个是冯·布劳恩。按说冯·布劳恩作为纳粹二战V-2火箭的总设计师,美国回形针计划引进的头号纳粹科学家,他更熟悉国防科研工作,但这个家伙不但不忌讳自己的历史污点,还公开跟军方领导讨价还价,要求把另外5位前纳粹科学家带进DARPA,结果未能通过“政审”,首任局长落在了赫布·约克身上。当然,赫布·约克出色完成了创始局长的任务,把DARPA带向了辉煌的时代。

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的五大挑战

我曾对举国体制的提法心存疑虑,担心政府之手不恰当地介入市场经济,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但看到当下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暴露出来的低效率,在研究了DARPA成功的经验之后,我认为对新型举国体制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不仅急需设计出新型举国体制,而且能够通过这个新的体制重塑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太过碎片化,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资金计划,几个来自院校的博士、硕士公务员,找几个专家合计一下,一个科技计划就产生了,这些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都存在很大疑问,很多情况下,科研机构、企业围绕这些计划编制创新故事,仅仅是为了拿到那笔资金。

说到这里,想起2007年的一件事:当时,我参加了深圳市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局级干部培训班,其中有一个行程是与洛杉矶政府部门的交流活动,能跟硅谷隔壁的城市领导讨论一下科技创新,机会难得,我们的局长、区长们很是兴奋。大家围绕政府怎么支持科技创新设计了很多题目,结果交流现场却十分尴尬,洛杉矶政府的官员完全搞不懂我们的话题。后来才明白,美国的科技政策、资金管理都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全国的科技资金出口只有那么几个,而且都是科学家在做决定,政府只要“看好场子”就行了。至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科技计划之类的管理职能。

这一轮中美科技战,美国人“帮助”我们定义了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帮助”美国人定义新的科学问题。中国已经被美国两党成功地塑造成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美国形成了新的科技动员。我相信,在美国军方的某个建筑物中,DARPA的科学家正在头脑风暴关于中国的话题。以美国过去的做法,这轮动员会激发出很多重大的创新成果,如果这些创新是以损害中国为目的,那我们需要当心。新型举国体制对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再不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会在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大国竞争中遭受重大挫折。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还需要克服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

(一)定义中国的“无尽前沿”

在中美科技大战中,中国的优势在应用端。在数字时代,应用端驱动创新的模式正在成为主流。中国应该通过应用端组织创新来激活基础研究和推动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军方的应用场景和城市级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引擎,中国的“无尽前沿”应该是“未来技术”。

(二)寻找中国的“范内瓦·布什”

新型举国体制需要一批创新领袖来承担跨领域的科技创新组织工作,这是一个令人十分纠结的地方。中国有没有范内瓦·布什那样的科学家,我不肯定。中国缺乏旋转门的机制,科学家的经历都比较单一,对跨领域、跨行业的问题缺乏领导力,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缺乏这样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我们也许应该先起势。

(三)创新智库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DARPA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智库。这个智库跟我们理解的为领导写写文章的智库不是一回事,它在做科技创新的特殊研究工作,通过头脑风暴不断产生新的科学概念,然后通过实验验证这些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类科技计划和任务。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概念研发”。

我们来看看DARPA的1号研究计划的产生过程:当时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希望研制出一种覆盖全美,并能够将来袭的苏联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的防护盾(军方需求)。一位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科学怪才提出一个设想,“利用地球磁场引力,在大气层上方造成某种由高能电子组成、类似天穹的防护盾”。为了验证这个设想,DARPA启动了绝密的137号计划,动用了4500名军人,数百名科学家,1艘航母,甚至不惜引爆小型核武器。这些工作奠定了后来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基础。

DARPA能产生那么多颠覆式的技术成果,跟它在“概念研发”阶段的巨大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和跨学科的智力投入)有关,这是与我们过往理解完全不同的科技资金计划管理模式。把计划管理的过程塑造成了源头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新的组织方式

新型举国体制要能不断突破先行体制架构的缺陷和局限来组织创新,所以它不是在现行体制架构上的一种功能,而是能够根据形势和任务不断调整组织形式的一种柔性机制。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是一个创新智库(类似于DARPA)、一个委员会(类似于布什的国防委员会)、一个科研组织(类似于台湾工研院),并且要通过直接向最高首长负责和高度授权来为创新的风险决策赢得必要的自主裁量权。如今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让公务员从资金、计划管理的一线退出,变成科技管理的监督者,同时通过设立新型智库来承担资源配置的工作。

(五)结果导向的评价

科技评价方式的变革也十分重要,政府过多介入创新的过程管理不是个好主意,基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应该形成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新型举国体制离我们有多远,你可以说只剩最后一公里,也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上述挑战,下多大决心,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

(作者系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