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镇化发展也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城镇化的最重要任务。

那么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进程是怎么样的呢?各地区的户籍城镇化又存在哪些差异?《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对近年来各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走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比较,力图呈现出各地城镇化进程的一些差异特点和发展潜力所在。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缓慢

近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两者之间存在着16.2个百分点的差距。

不仅如此,与2010年数据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镇化质量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根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到2015年,这一数据达到了56.1%,5年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6.42个百分点。

在户籍城镇化率方面,根据《报告》,2010年这一数据是34.17%,到2015年,这一数据达到了39.9%,5年间提升了5.73个百分点,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于跨省、跨地区转移人口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安排,外来人口特别是跨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一些人口流入较多、农民工落户意愿较强的地区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户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对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方面重视不够;一些地方制定具体落户条件时对本地人宽、对外来人口严。部分地区虽然降低了落户和外来人口享有公共服务的门槛,但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仍然存在“玻璃门”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村相关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对进城落户担忧仍然存在,落户的积极性不高。

《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理顺人、地、钱之间的关系。目前涉及人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相对较快,但涉及地和钱的改革进展相对滞后。人口转移与土地、资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导致地方缺乏动力承担市民化成本,城镇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需要钱,相应的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产品供给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对城市建设更为热衷,而对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性不高。“户口不是问题,户口后面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无论是四大一线城市还是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都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评论指出,这些门槛将庞大进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筛掉了“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对象。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实现区间被压缩到了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

但是,与此相反,就业和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这些一二线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放开户口准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户籍城镇化率”任务的地方,却是机会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带,这些地方自身的城镇户籍人口还在外流,即便放开落户,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这也正是户籍城镇化提高缓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户籍人口城镇率:上海居首、贵州最低

具体到各省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异。

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新计算方法,有关部门还在深入研究。但近期来自贵州省统计局的一篇《对当前贵州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对比分析》,根据学术界常用方法,暂用户籍非农业人口代表户籍城镇人口,用非农业人口比重代表户籍城镇化率,披露了全国各省户籍人口的比率数据。

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这篇文章显示,2014年,有16个省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达到了90.32%,而最低的贵州只有16.4%,两者之间相差约76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的户籍城镇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个超过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89.60%,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了0.72个百分点。

北京紧随上海之后,位列第二,这一比例达到了81.74%,是唯一位于80%到90%区间的省份。在北京之后,是天津和江苏两个位列60%到70%区间的省份。

其中,江苏这一比例达到了60.14%,是直辖市以外唯一一个超过60%的省。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014年这4年间,江苏提升了9.37个百分点, 一举超越了辽宁、广东,位居全国第四。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国第五。

在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江苏两个沿海经济大省后,来自东北的三个省份也位居全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这主要是历史原因。”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东北的工业化进程较早,建国后我国的一系列大项目都放在东北,所以当时东北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城镇化在全国最高。“这些大项目都是大国企,能解决人才、工人的落户,工业化程度高,带来城镇化程度也很高。”

不过这三省4年间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别只有0.7、0.76和1.42个百分点,落后于全国水平。“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大项目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也导致了机制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东北的城镇化率虽然高,但年轻人、青壮年外流比较厉害。”丁长发说。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个省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出现了下降,其中有4个为中部省份,分别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这四个省份与沿海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三角洲联系十分紧密,大量的人口流向这两个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镇人口和大学毕业生也迁往沿海发达城市。

与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位居全国第一。西南的云南提升了12.58个百分点。江苏提升了9.37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位居全国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庆(7.14)和广西(6.81)两个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爱落户城市?

与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江苏等地相比,东南沿海的两个经济发达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明显偏低,两省的这一数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中下游。其中,福建这一数值为34.26%,位居全国第18位;浙江这一数值为32.52,位列全国第21位。

不仅如此,4年间,两省这一数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较小,福建4年间提升了0.31个百分点,浙江提升了1.58个百分点。两省提升幅度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方面,浙江达到了64.87%、福建61.8%,两省均位居全国上游。从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对比来看,浙江和福建成为差距最大的两个省份。其中浙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2.35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位居全国第一;福建两者差距27.5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也就是说,这两个省大量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里,但户籍都还在农村。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和福建两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均衡的两个省份。为何这两个省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么低?是这两个省份的人都不爱落户城市吗?

在丁长发看来,这一现象与两省的产业、经济结构有关。广东和江苏外企众多,国企也不少。而山东、东北等地国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国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营经济为主,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和资本要求不高,这些企业在解决落户、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为区域发展较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乡镇经济发达,不少地方农村口比城镇户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启动户籍改革之后,从城镇到农村的户口迁移,比农民进城落户要多很多。在温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将户口迁回原籍。

来自福建泉州的陈先生大学06年毕业后在泉州市区一家金融企业上班,4年前为了生二胎特地将户口迁回泉州农村。“户口放在农村,孩子读书啥的也没多大影响。放回农村还可以有一些分红。”陈先生说,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读书,但大部分人户口都还在农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迁到城镇获得的福利和收益还没农村户口多,那自然就没有吸引力”,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人们是否落户城市,关键在于背后的含金量。每个人都会根据成本与收益比来决定是否落户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发达农村户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资源值钱,所以一些地方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在此前4月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随着农村各种条件改善的程度越来越好,特别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会有不少农民不愿意落户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民在土地产权上有特殊的权利,有农村承包地的承包权,有农村宅基地的权利。“所以很多农民会自己做出判断,如果觉得他在农村的产权给他带来的好处比他进城之后政府赋予他的福利和好处更有吸引力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不落户。”

“但是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离城市或者城镇比较近的地区,而在偏远地区的农民,那个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钱,承包地挣到的钱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种,种粮食一亩地就一年几百块钱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几千块钱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说。

表1 各省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变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对比

(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