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 “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虽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但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假设已决定了结论。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如果将逻辑的一致性再推进一步,假设政府是带有“动物精神”的理性经济人,如消费者和厂商一样,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而不是社会福利,传统的部分均衡或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就不适用了,政府成为市场博弈的参与者。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的瓦尔拉斯均衡,而是次优的纳什均衡。尽管不是最优,这一结果并不能给政府干预论者带来任何惊喜,因为在这个博弈论概念模型中,政策已经内生化,成为政府在博弈中的策略变量。若想从系统外部改变现有纳什均衡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人们只能改变游戏规则,这就涉及到制度和制度变迁。虽然制度超出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我们感觉到,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将会是富有成果的,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宏观经济学。

政府的动物精神和利己动机不仅是逻辑一致性所要求的,而且一再被政策实践所证实。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就很难说是完全理性的,仓促之中推出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期经济健康以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痕迹。

(本文节选自《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作者自序,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