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岁时,保尔·史密斯(Paul Smith)在学校生物课上收到一包水芹种子,小小的、褐色,看着不怎么有趣。他兴冲冲地回家种下,几天后幼苗钻出地面,采下来拌着色拉吃,“脆脆的,微辣”。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植物是有生命的。

史密斯幼年随父母迁居肯尼亚,与当年相比,如今地球上的绿意已大幅消退,去年英国皇家植物园一份报告指出,全球21%植物物种徘徊在濒危边缘。

日前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名人讲坛上,这位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提到,2014年他回到马达加斯加,发现一种名为“Eligmocarpus cynometroides”的当地树木已经绝种。仅剩的不足百颗种子,贮藏于马达加斯加和马来西亚的两座种子库。幸运的是,依靠人工培育,当地的植物园中还能看到这种珍稀树种。

“全球3000座植物园,是建立人与植物之间互动的桥梁。比如,绿色能让人感到放松,这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情感联系。”史密斯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种子库通常依托植物园或科研院校的力量,被普遍认为是植物界的“诺亚方舟”。2000年,史密斯主导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千年种子库的建设,并于2009年成就第一座里程碑:世界上10%(濒危、特有、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物种的种子在那里得以延续生命。

“一旦一个物种灭绝,它就永远地消失了。有些人误以为,我们能通过科技手段‘再造’生命,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是不可行的。”所以,史密斯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那未来绝对会失去能做点什么的机会。

种子圣殿

1987年,牛津大学生物学毕业生理查德·德维尔(Richard Deverall)和朋友结伴环游中国。上海陆家嘴的高楼还未拔地而起,精致的外滩建筑群是这座城市最美的轮廓。“我去和平饭店小酌了一杯啤酒,那家店现在还在。”他回忆。

那一年,心怀对苏式园林的向往,他直奔苏州植物园而去。30年后重返上海,已是邱园园长的他首先前往上海郊区的辰山植物园,那里的园长胡永红曾于2004年在邱园担任园长助理半年。“七年就造起了这么好的植物园,真是‘中国速度’,它对土壤恢复的重视、温室的设计等,理念都很先进。” 德维尔告诉第一财经。

中国早期植物园多为“拼盘式”景观,园区规划也多有滞后。理查德认为,植物园不是公园,公园树种很少,花很多,多样性上不如植物园丰富,无法承载科研和教学的功能。而新建成的植物园往往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和规划,辰山植物园就效仿邱园建起了种子库,开园至今已收录超过一万种植物种类,积累超过十万份标本数据,并于去年3月上线了国内首家省市级的数字植物志“上海数字植物志网站”,收录了近3000种植物。

在理查德更为熟悉的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九成植物为当地特有,比如小岛名片猴面包树独占六个品种,而广袤的非洲大陆和澳大利亚仅仅各有一种。只是,今年他回访时,多次看到当地人砍伐森林,烧光植被,换取农田和家畜放牧地。“马达加斯加的本土植物种类仅剩原先的17%,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他说。

这个神奇的小岛上随处生长着奇特的植物,走南闯北的理查德从未在别处看到。他总想起岛屿西南地区一处灌木丛生的森林,“那里的植物为了不被动物猎食,演化出了多刺,就像身上挎着刀枪,特别有意思。”

但生态平衡一旦打破,恶果接踵而至。“当地的动物也处于濒危状态。外来人登岛的代价就是,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消失了。”这位植物学家心情沉重,因为动植物间的命运是互相影响的,没有传播种子的动物,多数植物无从繁殖。近年来,在NGO的帮助下,当地的国家公园数量翻了三倍,并建起了种子库,留下马达加斯加的珍贵片段。

米兰世博会后,痴爱园艺的英国人将蜂巢般的英国馆搬回邱园。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邱园原是英国皇家园林,人文历史遗产丰富。不过,史密斯注意到,对比中国近年来新建了近200所植物园,欧洲的一些小植物园始终举步维艰。“我们在网络时代学习,大学不再设置植物学课程之后,小植物园就很难吸引观众了。”

改变未来

一座花园、一条狗、一只猫,在德维尔看来,是英国人为之狂热的三样东西。

据19世纪的园艺家估算,英国本土的树木约200种,算不得丰富。随着海外殖民的脚步渐远,英国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望催生了“植物猎人”。况且,之前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让英国人相信,这本身就是极好的移民策略。

19世纪40年代,“偷茶者”罗伯特·福钱(Robert Fortune)穿着长袍大褂,剃了头发装上辫子,到安徽黄山附近买入大批茶苗和茶籽,这批货在海上漂了近4个月才到印度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死的死,霉的霉,竟无一存活。第二次,他选中了英国当时大量进口的大红袍,在福建武夷山搜集茶苗、茶籽,这次装在英国医生沃德1830年发明的密闭玻璃箱中,类似今天的温室。种子发芽良好,东印度公司将茶苗从萨哈兰普尔迁往喜马拉雅山区种植。不到20年,印度就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名种红茶,中国茶叶的垄断就此被打破。

“英国人把茶叶打碎,以工业化生产,一下子就改变了世界格局。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植物园对国家的贡献。点是非常小,但带来的效益是无穷的。”胡永红告诉记者,早期种子的全球化之路伴随殖民运动,多为国家战略服务,茶叶、咖啡、香蕉都是典型代表。

这也让他思考,在21世纪的种子资源竞争中,种子库该如何更好地将生态保护与国家战略相配适。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就开始采集植物,至今保存有100万份植物标本。2007年建成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一定程度上脱胎于邱园千年种子库,二者也建立了互换机制。不久前,又有353份备存种子入驻昆明。

对种子库而言,异地储存是必要的。挪威的末日种子库营造初期号称“即使整个南极洲融化,也不会被上涨的海水淹没”,但在今年5月,大量的海水进入隧道口,并开始结冰。“如果只放在一个地方,当灾难来临,可能会损失所有的备份。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埃及的种子库火灾中烧毁,叙利亚的种子库毁于战争,日本的种子库在地震中崩塌。”史密斯说,“当你把所有风险都背在自己身上,也要冒着‘绝种’的可能。所以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我们至少要把种子备份两处。”

作为最早建立的具有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的种子库,千年种子库率先制定了一份入藏标准:种子的保存条件是-20℃,相对湿度在15℃,一种样本的数量要达到5000粒等等。史密斯认为,种子的干燥是最难的,必须要确保低温不会杀死植物的活性。“就像你把一只苹果从冰箱里拿出来,表面马上会有水。所以干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让结晶水没有机会受冻膨胀,否则就会破坏细胞。整个过程不过毫秒之间。”他说。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魄力和愿景去建种子库,中国有先见之明。但遗憾的是,今天人类还需要这样的方舟来留下我们的植物。”史密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