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一个“神人”。

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

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总经理,1996年大牛股“苏常柴”的庄家,2000年全身而退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2010年上海“外滩地王”的制造者。喜爱传统文化,游走于金融、地产与艺术之间,常以一身中式衣裳示人,言语间多含有哲理或禅味儿。

他是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低调、难以捉摸”是媒体给他的标签。

但是3月27日傍晚,“上海世界生态城市论坛”间隙,在浦东九间堂无极书院的茶室里,记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本分”的近乎有身“土味儿”的戴志康,谈的都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朴素的道理。

也许是因为“公益”这个话题触动了戴志康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面对《公益时报》的独家专访,他第一次向公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公益与企业、与事业的理解与追求。

首先,企业所经营的事业本身不应对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应当做对社会有“功德”的事业。

其次,应当做一些专业性的公益事业,比如资助教育事业,推动环保,扶持艺术等。

更高层面的公益,是要关心社会问题,关注社会走向,能够推动社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戴志康说,所谓文化,不过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在此次采访的最后,戴志康说:“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农村。”也许,戴志康就是一个留恋于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并愿意让这种生活方式在当代社会里传承和推广开来的人,而这,就是他在“大公益”层面上的追求吧。

对话戴志康:

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农村

《公益时报》:请您谈谈您理解的生态城市是个什么概念?

戴志康:生态城市不是指人们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生活,那种完全自然的状态我们已经回不去了。生态城市实际上就是节约化、高密度的城市综合体。土地不再分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等,而是按照有机的方式自行配合,把城市里的生活、工作、娱乐功能集合在一起,人们在步行的范围内就能解决生活需要,不再需要大量的交通工具,人均消耗、户均消耗就会大大降低。

比如在上海的陆家嘴地区,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去办事需要坐车。如果陆家嘴的楼靠得再紧一些,但保持一定阶梯性,人们都可以在步行空间里办事,而如果在陆家嘴上班的人又有三分之一住在那儿,就不需要开车上班。再加上商场、文化娱乐设施如果建设得很齐全,人们就不用开车或坐地铁去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解决,会减少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交通。

要实现这个理念需要对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做彻底的变革,否则无法实现。

《公益时报》:您一直都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生态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受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启发吗?

戴志康: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发展都是讲专业分工,越专业越好管理,一个地方被划分为工业区、生活区、商业区,这在汽车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可以是这样。但今天汽车已经成为灾难,就需要另外的思路来应对。

中国的文化讲融合,恰恰就是节约的、生态的思路。我们现在需要用新思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100年前的专业分工的思路做,就落后了。

按照生态城市理念规划的建筑也会是很有诗意,很有文化的。文化不一定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文化就是传承几千年下来的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造的很多高楼大厦,完全与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无关,这就把文化消解掉了。所以在做城市规划时把风水想好,把健康想好,把室内的空间和室外的空间融合好,有阳光有水,文化的生活、诗化的生活就出来了。

企业应当做有“功德”的事业

《公益时报》: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创造共享价值”的观点,认为企业应当并且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生态城市”理念似乎包含了某种社会关怀,但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商近乎是“全民公敌”,房地产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共享价值?

戴志康:现代西方管理理念的基础是假设人都是坏的,虽然现实确实是坏人多,如果没有一个配套的法规鼓励好人干好事,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堕落。

按照防范坏人的思路,政府就定了很多这样的规矩,比如这块土地只能做住宅、那块只能做工厂,这就是怕坏人钻空子,利用土地规划的漏洞来牟取私利。这样美其名曰“法制化规划化”,其实压制了一切创新的,真正能解决社会需要的东西。

生态城市是一种社会共同的需要,应当成为共识,而不应该仅仅是企业的理念。但现在取得社会共识确实很难,不仅是在生态城市这个问题上,在其它社会问题上也是如此,社会缺乏共同向善的共识,这是个普遍问题。

《公益时报》:您曾说过证大是“社会企业”,您是如何理解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

戴志康:企业本身经营的事业要有社会公共价值,而且是在经营的过程中就要有,不是到了捐赠做慈善的时候才想起这个价值,按照现在的西方理念和一些学者的说法,你做事归做事,该挣钱就挣钱,到时候做点捐赠做点慈善,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比如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身对人体就是长期有害的,那就应该关门,捐再多的钱,做再漂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公益。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企业,哪怕再挣钱,挣好可以捐更多钱也不会做。

证大在做的要比这深刻的多,我们的每项事业在做之前都首先要反思:“做这件事本身有社会功德吗?”比如说我们做小额贷款,支持底层民众创业,这本身就是有功德的事,这种钱就赚的心安理得。

对我来说,整个经营过程都是在做公益。

《公益时报》:要保证经营过程始终是在做功德,会不会有困难?

戴志康:是有困难,但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正在转型,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现在很火的企业没有太多机会。必须要创新,传统的东西要找细分市场,还要发展新的产业。

证大一直在做金融和地产,地产我们做环保的,做城市综合体,做有文化的地产。金融我们主要做小额贷款这块,为底层老百姓创业、经营提供金融支持,这都是想着应对下个时代、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更深一步我们直接做文化产业,以前把文化作为地产的一个附属物,像胡椒面那样撒撒,现在要倒过来,地产要支撑文化,文化也支持地产,变成并列的。

把文化产业做大,对我们来说就是开拓三维空间外的四维、五维,有可能是无穷空间,就是解决我们金融和地产领域里大环境、大风水的问题。地产是对有限空间的开发,在有限空间的竞争里,证大没做到最强最大,但当我们把无限空间想清楚,在未来的竞争里,就能建立起我们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公益时报》:您总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寻找社会意义,可您又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商人”,如何取得其中的平衡?

戴志康:商人是我的职业,我的社会角色,我的理想是通过我的商业来实现的,不是通过我去做教授、做政治来实现。所有的空中楼阁要靠商业来支撑,所以不能忘记只有商业的成功才能可持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很多年前我就皈依了,师父教我要做好事,我做好事主要是通过我的企业来进行,企业就得像一个修行的人那样,不能损人利己。把做事业的过程看成是修行的过程,这样就不矛盾了,这是中国禅宗的理念。

比如说我还会做股票,有钱挣照样挣,但这个东西已经对我没有太大诱惑,当你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看的那么重要,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精英应当把十几亿人民放在心里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很多像您一样在过去30年市场经济过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这两年都纷纷关注起公益和社会问题,这是对年轻时社会理想的继续追求,还是对资本积累时期“原罪”的道德补偿,还是试图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戴志康:都有吧。大家都来做公益就好,欢迎所有做公益的人,别问太多为什么。

《公益时报》:您认为商人阶层可以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舞台上发挥多大作用?

戴志康:一个商业社会,企业家是核心阶层是没错的,但中国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社会,我并不赞同。彻头彻尾的商人社会就是个恶的社会,典型的就是美国。

大家都羡慕美国,美国人有人权,生活富足,但是美国人只愿意他们自己国家这么过,不可能让全球人都像他们这么过。个别人去美国,可以这么过,一个小国家依附它,也可以这么过。但是,我们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依附它,不能变成它那样。这点我们的精英没看清楚,认为美国人欢迎他们就是在欢迎所有中国人。这有两种解释,一是被迷惑,二是精英没把十几亿人民放在心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相信商人或者精英。商人是商业社会的核心推动力,但是商人不能决定社会的一切,不能完全按照商人的原则组建我们的社会,但现在有这种倾向,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我不认同,这样下去不可能建成美好家园。

《公益时报》:请您概括一下您的“大公益”理念。

戴志康:公益涉及到你事业的道德心,即事业本身的公益性,所以我们要做社会型企业。其次是主体事业以外的慈善,还有些专业性的公益事业,比如像我们做美术馆、艺术文化市场等。另外一块就是关心社会走向,这是个更大层面的社会公益。比如前面提到的年轻人的机会,发展方向,关心社会走向,关心我们这些精英走向,这些是大的社会公益。

我说过一句话,我做的事不能说是所有,但大多数事情都跟公益有关,我是这么来定位自己的使命的,也把它当成修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