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看到有部国产片为打工人出一口恶气了。截至1月12日中午,《年会不能停!》已收获6.38亿元票房,口碑也在逐渐累积,豆瓣评分上涨至8.2分,成为年末岁初的黑马。

豆瓣短评中,有一条千赞评论是“终于有一部贴近职场打工人的讽刺喜剧了”。事实上,别说职场喜剧了,就连上一部职场电影都要追溯到8年前了。过去的2023年,是职场话题集中爆发、高强度“造梗”的一年,从大厂离职潮,到孟羽童、董宇辉等企业与明星员工的矛盾爆发,再到打工人的发疯潮、摸鱼学,《年会不能停!》幸运地踩中了社会热点。打工人日常、大厂黑话、职场内卷、系统性不公令观众产生了深层共鸣,也让《年会不能停!》成了打工人的嘴替。

编剧兼导演董润年是一位资深编剧,参与过《心花路放》《老炮儿》等脍炙人口的作品,2019年执导了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年会不能停!》是他的第二部导演长片。“职场是社会的集中缩影,对每个人而言,上班的时间占生命中挺大的比例,而工作里的同事、上下级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集中体现。”董润年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电影剧本在6年内经过了多次修改,故事的气质伴随着现实中“职场”这一语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

01

“我没上过班,但打工人的苦都吃过”

2017年,董润年留意到身边在职场的朋友开始喜欢吐槽工作,《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喜剧形式开始兴起,吐槽职场和领导成为了大家很喜欢的话题。董润年决定以此为主题进行创作。

《年会不能停!》的故事围绕着众和集团的大裁员“广进计划”展开。在创作之初,董润年只想讲一个试图通过参加年会表演来保住工作的年轻人的故事。2017年还处在一个崇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故事里年轻人被裁原因是工作能力不足、低情商,个人成长和职场感受是初版故事的重心。但在剧本的推进过程中,董润年始终觉得在宽度和深度上都没能把职场写透,“太单薄了,总觉得有点不甘心。”

2020年,董润年看到当时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互联网大厂在做卫生安全检查时,发现了公司里偷偷住了一个月的流浪汉,流浪汉白天把自己锁在小储藏间里,晚上趁人少时假装加班,找到空办公室睡觉。董润年由此意识到,再严密的组织和先进的管理系统也会有漏洞,于是第二版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因为被冤枉而使得整个分公司被裁掉的人,他为了替分公司的人申冤,最后发现唯一的机会就是上年会。

大规模的裁员开始成为了故事背景,但写了几稿后,董润年发现了一个很难处理的bug:“他为什么非要搞这么复杂而不是直接报警,或者一开始为什么不把事情闹大引起注意?”最终,在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后,第一稿里的主人公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马杰,第二稿里的主人公变成了现在的庄科长,第三稿里的主人公变成了现在的胡建林——一位被误调总部担任HR的钳工。这种因人物身份的错位而产生的故事和笑点,董润年的灵感来源于1950年代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

从开始创作到正式上映,在不断修改剧本的6年间,现实世界的职场生态也发生巨变。

2017年,董润年在做第一轮职场调研时,上班族吐槽加班辛苦、抱怨领导不靠谱,但心态是轻松。到了2021年的第二轮采访,董润年发现,大家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了。反复封控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整个社会处于对行业、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不明朗的焦虑中。而2022年最后一轮采访时,“大家的压力太大了,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工作成了常态。”从对未来充满希望到焦虑失去工作、失去生活来源,观念的转变映射出的是经济环境的下行。

在董润年看来,职场电影的最大魅力就是呈现了一个不亚于战争的极致性场景。家人之间很少有强烈的冲突,关系偏向静态,而在单位,同事、上下级间几乎每天都在重压和冲突之下,恰恰更能体现人的本性。

在电影中,为了让工作显得更有价值,众和集团的员工用“对齐颗粒度”“形成闭环”“底层逻辑”等黑话将工作内容进行包装,公司用免费食堂、健身房、休息室鼓励员工“自愿”加班,领导说话含糊让下属揣摩背锅,中层内斗,底层和外包员工干活。这些赤裸裸的细节展示让观众看到很多生活中的影子。片尾年会上的演出将互联网打工人内心对自我价值、公平感的渴求表现出来,也成为了观众宣泄情绪的出口。

“我发现大家时常陷入对企业到底有什么贡献、对自己有没有人生价值的怀疑。我没上过班,但打工人的苦都吃过,功劳被抢、背锅、意义感的丧失,大概从做电影编剧开始,我的自信心才开始增加,包括跟导演们合作时得到的认可,才逐渐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董润年说。也是这种同理心,让《年会不能停!》直面了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提起来都得小心翼翼的话题。

02

“喜剧是一种价值观”

理解打工人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能拍好一部职场喜剧。尽管编剧生涯中参与的一多半作品都是喜剧,但在现在这个喜剧式微的市场中,做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喜剧电影仍是一件困难的事。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的高速发展,观众的审美偏好产生了巨变,喜剧创作越来越难了。”董润年说。身为重度互联网依赖者,董润年发现喜剧已经从有铺垫、有三番四抖的节奏回归到单纯的生理笑点,观众笑的阈值也被提高了。这也是原本负责扛票房的喜剧电影接连扑街的原因。

更难的是,喜剧是最需要当下性的,能否逗笑观众与喜剧展示的内容、展示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因此,董润年决定“先给自己解绑”, 不再要求剧本里一定要出现多少段子、台词多么搞笑,而是把重心放在剧作故事、人物本身上,创作一个能让观众看进去的故事。

在最终的呈现中,《年会不能停!》的笑点大多不是由段子构成,而是由人物关系的错位、人物行为和目的之间的错位产生的。“当观众站在全能视角,他能够看到每个人的行为,他能够预判接下来聪明人要开始办傻事了,让观众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董润年说。

白客一开始就提出身为职场老油条,马杰的反应都应是打工人的正常表现,而不是喜剧的呈现方式。演员们在开拍前就达成了共识,所有人都按现实逻辑中人物的反应表演,而演员们每一个眼神、小动作的细腻表演带来的反差、错位反而放大了现实语境里的荒谬感。

同时,在拍摄风格、剪辑上,董润年也希望将信息和画面大量、快速地呈现给观众。“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这是一个有极快节奏、极大信息量的电影。”董润年说。考虑到观众网上看剧习惯1.5倍速,董润年也要求演员不要放慢节奏,演得尽量快,117分钟的喜剧片拍摄了近2300个镜头,远远超过大多数喜剧电影的镜头量,直接拍个1.5倍速的电影,观众不用再倍速了。在包装上,董润年也用了当下时兴的emoji、对话框和PPT,让《年会不能停!》在美学上也追求当下性,这些元素的使用让观众产生熟悉感,更好带入故事的同时,也是在记录时代。

不少观众还在影片中看到了1990年代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等讽刺喜剧的影子。“如果没有讽刺,这个喜剧就立不起来,喜剧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董润年说。这也是他将《权力的游戏》里的提利昂用作微信头像的原因,他希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和恐惧,都能用幽默克服困难。

尽管很多讽刺都取材于现实,但现实生活里的职场远比电影呈现得荒谬得多。电影最终以“青天大老爷”式大团圆停了下来。很多观众认为《年会不能停!》的结局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但董润年反而认为结尾很现实——只要有人在公众面前甩出证据,董事长不可能要求把节目停掉,但解释权还是属于他,最终的结局谁也不知道。

在拍完《年会不能停!》后,董润年又携原班制作人马拍摄了一部网剧,这是一个因为讨好型人格而在职场遭到不公对待的女员工,在爱上说脱口秀后最终走出困境的故事——巧的是,她同样来自众和集团。作为董润年的持续创作源泉,在未来,职场将以另一种面貌持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