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2013全球清廉指数中,新加坡排名第5,香港排名15,台湾排名36,大陆排名80

1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抛出一个观点:“多国公务员养老金待遇比普通人高。”并称,经了解,很多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也有一个逐步走向公平的过程。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话其实并不没有什问题,毕竟是事实说话。

比如:美国公务员月均养老待遇是普通工人两倍还多;德国公务员属于收入较高的职业,而且不需缴纳失业金、养老金等社保费用。日本公务员工资比大企业员工少,但比中小企业员工高。

不过,网民却并不会这么简单的买账。该新闻在网易跟帖里,“顶”的最多的一条回复是:“国外公务员敢公开财产,你们敢吗?”尽管,养老金待遇和公开财产其实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是这种质疑的潜台词就在于:对照国际标准不能总是选择性失明,不能对自己有利的就拿来,对自己不利的就回避。

因为你真要比较公务员待遇,还要比较公务员人数占比,以及办事效率、服务水平等。不能不比较这些内容,光拿待遇说事。新加坡是高薪养廉的国家,但是几乎没有人批评他们给公务员待遇过高,因为他们反贪腐到了苛刻的地步,一名公务人员因为使用单位经费136新元(合647元人民币)邮寄他个人论文,最后被查处,贪污罪名成立。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使用单位经费600元做自己的事情就算犯罪,那么在中国公务员里一个个查处,恐怕很多都难逃罪责。另外,国内公务员还有相当多的隐性福利,级别越高,这种福利越多,而相对的还有各种特权,这都是西方国家公务员难以想象的。

某种意义上,这次《人民日报》确实说了真话,但是这种真话却很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不仅在各大网站都激起了讨论,显然负面意见居多。人们更担心的是这时候抛出这个观点是全心全意为公务员谋福利造舆论。所以,网易跟帖里第二热门的帖子就是“这意思是中国公务员待遇低,需要加薪吗?”

这篇文章获得数百家网站转载,争论还在继续。《人民日报》1月8日又抛出一篇立场观点更加鲜明的文章“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出:“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

这当然也是现实问题,历史上的明朝就曾经严厉查处贪腐,并且把官员的工资压得非常低,就像二品清官海瑞这样人都是贫困交加,但是明朝后期还是贪腐成风。当然,后来到了清朝,这个低薪制度就改革了,尤其是到了雍正皇帝时期推出“养廉银”,他想藉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当时,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

而到了当代,新加坡和香港都采取了类似的“养廉”制度——廉洁年金,在公务人员退休后,如果没有贪腐问题,则可以领取一个“期权奖励”。这笔费用在香港约为400万~500万港元,如果公务员在职期间被发现腐败行为,这笔钱将被取消,以此化解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

但问题也在于香港和新加坡是何种的公务人员。港府公布说,2010年香港官员配备的专车只有20辆,政府年度招待费用只有200多万港币。香港公务员更是不可能享受各种名目的单位福利房,如果经济困难,也只能和普通市民一起排队申请政府公屋。

大陆的情况能够相提并论吗?透明国际2013全球清廉指数中,新加坡排名第5,香港排名15,台湾排名36,大陆排名80。就这样的一种廉洁状况,不知道这篇文章作者,如果公务员养老金待遇走向公平之后,还能期待差到什么状况,后退到百名开外?

当然,我们也认同文章提出:“一般来说,能考上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也较高,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非要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和蓝领工人水平一样,对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公务员来说,是否也不公平?”但问题在于,媒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未必低,教育投资也不小,他们的养老金为什么就要低呢?

因为现实的数据告诉我们,20年的养老金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1997年之前它达到80%,1997年后就只有60%,2005年至今,这个替代率就逐渐逼近40%。但这是企业职工的数据,公务员的替代率系统始终在80%以上,也就是说,它是企业职工替代率的一倍以上。

这种差距就绝不是上述文章提到的“制度双轨,待遇偏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日报》连续刊发这样的文章和观点,那就是树立了舆论批评的标靶,骂声一片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后,在没有取得反腐的决定胜利之前,又没有让社会公众感受到更多公平正义,一旦勉强推行“高薪养廉”的做法,既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恐怕所谓的廉洁效果也很难就此实现,甚至会陷入某种困局,一方面廉洁程度没有提升,而倡廉的投入却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