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赞誉有加。新加坡的社会良序和任人唯贤(meritocracy),人们耳熟能详。笔者近读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关于“新加坡模式对港有何启示”的文章,从经济角度展开,颇有价值,特介绍如下。

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为50123美元,比香港高47%(近十年,以美元为基准,新币相对于港元升值46%),但个人消费总量只占GDP的39.4%,远逊于香港的65.15%。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更依赖储蓄与投资,而香港更依赖消费。2011年,新加坡人均消费15.2万港元,香港为17.4万港元。

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杨(Alwyn Young)1992年发表论文指出,新加坡模式是通过中央公积金强制地提高人民的储蓄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公积金的供款率最高曾达雇员工资的50%(雇主、雇员各供25%)。储蓄率高,则资本积累迅速,政府再用低息发债,就可以把钱拿来补贴希望发展的工业。他的结论是,新加坡靠政府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增长却极为缓慢,远低于缺乏产业政策的香港,可见用有形之手扭曲市场,往往事与愿违。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的经济并没有停顿,其人均实质GDP在1997至2011年仍以平均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雷教授的解释是,虽然新加坡政府奉行“父爱主义”,但政府确实十分精明,其政策往往是模拟自由市场而得出,对市场发出的信号能快速响应。例如,为了避免国内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新加坡的投资方针大幅改变,转投海外,2011年新加坡新增国民储蓄的一半都转到海外投资。再如,新加坡2011年人口达518.4万人,比1997年的380万人增幅惊人,原因是非本地居民大幅上升,已占总人口的27%。劳动力多了能增加资本的投资回报,何况吸引的多是精英。新加坡一边引入人口,一边积极填海造地建房,房屋供应也远胜香港。

从新加坡的历程看,政府政策如能“模拟自由市场”,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就能拉长增长时间。但考虑到2004年到2011年新加坡的TFP平均每年只增加1.1%(中国为3%),这还是在新加坡对科研的高投入之下实现的(新加坡科研投入占GDP的2.2%,中国内地为1.6%,香港特区为0.76%),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是否真正成功,是否能培育起一批创新型企业,还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