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如今被关押在纽约的雷克岛监狱(Rikers Island)。他独享一个牢房。

早上5点,卡恩就在房间里吃早餐,中午11点吃午餐,下午四五点吃晚餐。他可以偶尔离开他的房间,在监狱配楼走走,每天有1小时的外出时间。

狱中生活是如此平静而有规律,外面的世界却已经炸开了锅。眼看卡恩总裁位置已岌岌可危,多国财长开始逼宫,要求卡恩下台。一场下任总裁人选的争夺战正在升温。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昨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IMF总裁人选这件事情上,他不能够直接予以置评,应该尊重司法程序,不要随意猜测。他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官员当选资格,国籍并不是一个必需的选项。

最长可监禁25年

纽约市惩教局发言人莫雷洛(Stephen Morello)表示,卡恩被关押在一个有14间房间的监狱一侧,但是除了卡恩所在的房间,其他房间都是空的。由于卡恩的地位较高,他所在的监狱区通常是用于关押有高传染性疾病的犯人。

因为仍在候审期,所以他并不需要穿狱服,不过当他要与探视者见面时,必须换下休闲装,穿上灰色、无口袋的连衣裤。卡恩在狱中的鞋子是一双监狱发放的不系鞋带的胶底帆布鞋。

惩教局干事联盟主席西布鲁克(Norman Seabrook)说,卡恩在一次心理健康评测中的举止让医生感到担心,所以他现在正日夜被监视着,以防其有自杀倾向。但是一位匿名的执法官员表示,卡恩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

卡恩和他的律师代表团为获准保释尽了很大的努力。卡恩代理律师布拉夫曼在保释听证会上曾询问法官杰克森(Melissa Jackson),如果卡恩同意在保释期间带上电子监控脚镣,能否改变不准保释的命令,不过杰克森表示不再予以考虑。

卡恩如今正面临检方提出的7项指控,包括2项一级刑事行为、1项一级强奸未遂、1项一级性虐待、1项二级非法监禁、1项三级性虐待和1项强行接触。5月16日卡恩首次出席纽约曼哈顿刑事法庭的听证会,但被法官杰克森拒绝保释;5月20日,他将再度出庭。检察官说,如果对卡恩最高一级刑事犯罪的指控成立,那他将要面临长达25年的监禁。

法国人深受刺激

当卡恩这名支持率高过现任总统萨科齐的未来法国总统人选,被铐着手铐、弯着腰、胡子拉碴、没系领带上法庭时,一下子击倒了法国公众。

法国人的直接反应是,“这在我们这里可不会发生。”

法国社会党国会议员康贝德理(Cambadelis)表示:“对于美国当局没有给予他任何尊严,以及卡恩当时的形象,而感到深深的难过。”

“我们不想低估嫌疑行为的严重程度,但是这种图像和屈辱并不是表现真相的必要产品。”康贝德理说。

法国政治分析家莫西(Moisi)则表示,卡恩的入狱是一种“国家耻辱”。

不过,卡恩的好色成性在欧洲国家其实早已为人所知。他此前与IMF女经济学家纳吉(Piroska Nagy)的暧昧往事就曾遭到IMF的调查。纳吉的身边人士也致信IMF,提醒卡恩注意他对女性的行为。

卡恩也深知自己会因此吃亏。法国《自由报》报道说,在今年4月卡恩出席的一个会议上,卡恩猜测他竞选总统的活动或会因“金钱、女人和我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不正当攻击。“是的,我爱女人。这又如何?”卡恩对这家报纸表示。

卡恩被捕后,法国女权主义律师哈里米就表示,要称赞美国司法制度,其认为美国司法制度保护了妇女的尊严。

“我确信,如果这一事件在法国发生,我们永远不会听说什么。”哈里米表示。

根据法国法律,卡恩目前在纽约被控的罪名并不在法国法律体系中存在,且如果卡恩确实有罪,根据法国的量刑,他至多在法国的监狱中服刑3~5年。

争夺下一任总裁人选

卡恩被捕后,IMF任命副总裁利普斯基(John Lipsky)担任代理执行总裁,但利普斯基将于今年8月卸任,不再谋求连任,所以围绕卡恩继任者的推举争论也日渐甚嚣尘上。

多国财长目前已发出让卡恩辞职的呼声。美国财长盖特纳建议IMF任命一位临时总裁运营组织,因为卡恩“明显不能在其位”,谋其政。奥地利财长费科特(Maria Fekter)也认为卡恩“损害了IMF的声誉”。

卡恩的被捕或许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一个时机,让他们有机会终结由欧洲人出任IMF首脑的战后协议,并打破由美国挑选世界银行行长的惯例,寻求更多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金融组织的发言权。

不过,欧洲官员已经团结起来,试图捍卫已延续65年的规则。从瑞士到西班牙,欧洲的财长们都表示,有必要让一位欧洲人来继任卡恩的职位,因为这个地区还在为主权债务危机深深挣扎着。

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表态却不那么一致。南非和韩国的领导人呼吁让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继任者来承担此职位。巴西暗示不会推动人选的更改。中国则认为“应本着公正、透明、择优的原则,选择IMF高级别管理人员”。

在继任者的挑选方面,常被人提起的欧洲方面继任者便是法国财长拉加德和英国前首相布朗。不过,这两人也都有各自的“软肋”。布朗尚未寻求英国政府去支持他竞逐IMF总裁职位;而现任首相卡梅伦在上月表示,布朗或许不是IMF总裁“最适合”的人选,因为这份工作需要一些“理解过度贷款危害”的人。

法国财长拉加德自身则面临着对她“滥用职权”,与商人达成协议的指控。拉加德表示指控毫无根据,并承诺配合调查。

其他欧洲方面的人选包括:德国央行行长韦伯、欧洲救援基金会主席瑞格林以及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

其他地区的人选包括:土耳其前任财长德尔维什、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印度经济学家阿卢瓦利亚、南非前财长曼纽尔、巴西央行前行长弗拉加以及来自中国的卡恩特别顾问朱民。

◎热门继任者盘点

因涉嫌性侵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身陷囹圄。卡恩去留悬而未决之际,围绕IMF总裁宝座的争夺战已经打响,欧洲人试图继续控制IMF,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则欲有所作为。本报记者分析了几位热门人选,但究竟“鹿死谁手”,尚需拭目以待。

拉加德:下一位女掌门?

摆在法国财长拉加德面前的障碍只有一个:各欧盟国家是否会愿意再次任命一位法国财长作为IMF总裁。

拥有IMF历史上第一位女总裁,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况且拉加德是一位在美国私营企业中工作多年,在沟通能力和思维意识形态方面都远超过卡恩并受到美国欢迎的人选。

拉加德出身于法国中产家庭,随后赴美求学,并在美国长期工作。拉加德得到各国青睐的原因在于其严谨的工作态度,与以往卡恩所代表的“随意”的方式有很大不同;43岁时,拉加德成为贝克与麦肯兹律所的第一位女主席,2010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欧元区最好的财政部长,国内支持率长期高达60%以上,在法国大选之年即将到来之时,总有人感叹为什么拉加德不加入总统选举,为法国政坛带来夯实的行政作风。

拉加德用实际的工作效率取得了法国总统府以及法国公众的信任,G20上拉加德的工作态度也得到赞赏,为其竞选IMF总裁无形中加分。

今年,在法国成为G20峰会轮值主席国后,拉加德主持其中的国际金融改革事务,并在2月份的艰苦谈判之中,促成了可以维持贸易平衡的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涵盖公共财政(赤字和债务)、私营部门金融健康(私人债务和储蓄)以及经常项目账户及其组成部分。

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到如何克服像G20这样的开放型组织没有效率也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实时,长期具有“客户导向性”思维的拉加德也表示赞同,不过她彼时表示,需要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既拥有效率,同时又要考虑到能够充分代表各国利益的代表权问题。

目前,拉加德在欧洲的呼声,要远高于其他欧洲候选人,作为一位杰出的职业女性,拉加德对女性事务尤其关注,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幽默地表示如果“雷曼兄弟”变成“雷曼姐妹”,可能事情发展会有所不同。拉加德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能力相同条件下,肯定优先考虑女性职员”,并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挑逗是一种性别歧视。

布朗:“不死心”筹谋竞选

尽管得不到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支持,英国前首相布朗对IMF总裁一职,仍然念念不忘。

在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上,布朗的文章俨然一篇IMF总裁求职申请:“IMF几个月前发现,如果全球共同努力,就可以创造高达5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其中数百万计的工作就在欧洲和美国,这可以令1亿人实现脱贫。”布朗还写到,在下届G20峰会上,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之下,有机会来控制面临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布朗也对朋友们放风表示IMF总裁一职,他仍有胜算,且“肯定不会拒绝。”

作为一位前政治领袖,在理论上布朗符合IMF的各项要求:布朗是一位欧洲人,而IMF有选取欧洲人作为总裁的历史传统;他已经在IMF政策委员会中工作了10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布朗在危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即便是老宿敌布莱尔或曼德尔森,也不会否认正是布朗的才能,让全球在最恐慌的时刻,在G20峰会上达成了共识,并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不过,布朗得不到唐宁街的支持。在得知布朗有意竞选IMF总裁一职后,卡梅伦曾表示,这是一个坏主意,称布朗站在一旁看着银行业肆意横行,并看着欧洲最大的预算赤字发生。

因此,布朗如果想要竞选首先应该由一个国家来提名,在得不到本国的支持下,布朗就需要IMF 24位执行总裁之中一人的背书。在欧洲大陆,这样一位有才却不得人心的政客,缺乏群众基础,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却不得不提早黯然下台。

当然,IMF有可能更进一步选择一个非欧洲的候选人来令IMF的形象焕然一新,这样布朗恐怕就更没戏了。

曼纽尔:全球资历最深财长

南非前财政部长曼纽尔(Trevor Manuel)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是另一位受欢迎的人选。曼纽尔在掌管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期间获得好评,其对于南非本国经济的审慎规划也被认为保证了南非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平稳过渡。

曼纽尔于2009年5月出任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此前则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期担任南非财长近13年,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财长,也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之一。曼纽尔和其夫人玛利亚·拉莫斯也堪称是南非最具权势的夫妇之一,拉莫斯是南非最大的国有企业南非国有运输与物流集团首席执行官。

曼纽尔是南非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入主IMF之路仍有障碍,其历来对世界银行和IMF由欧美人把控局面不乏激烈抨击,可能会让即使愿意妥协打破传统,在新兴经济体中挑选继任者的IMF多一层顾虑。毕竟还有更多同样来自新兴经济体但是态度更为平和的候选人,而IMF也自然不愿意将主导权轻易拱手相让。

如曼纽尔真能入主IMF,可预测的是曼纽尔将积极作为,改革IMF,“填补巨大的民主缺口”以“反映新的现实”。尤其是他一直号召的调整IMF投票权分配,以及削弱欧美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决策权,相信都是如今的IMF并不十分愿意看到的。

朱民:亚洲新兴经济体代表

卡恩的特别顾问朱民,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又一位代表新兴国家竞选IMF总裁的热门人选。朱民是继2008年林毅夫就职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第二位在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高层职位的中国人士。

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之前,朱民还曾任职于世界银行6年,担任过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对国际金融研究与国内金融实践经验均十分熟稔的朱民,在2010年接受卡恩任命时,就被卡恩认为“将为基金组织带来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经验,以及更广泛地加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认识”。

1990年至1996年间,朱民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随后在近十年内担任中国银行内部系列要职。2009年10月,朱民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国际事务、政策研究和征信工作。次年2月出任IMF特别顾问。

全球对于IMF加快改革的呼声正在日益强烈,尤其是关于投票权的公平分配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朱民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要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在IMF中的地位和发言权。还要在IMF这样一个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里面,增加和带入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好的经验和理念,推动传统理念和新理念的融合和交汇。

德尔维什:国际人脉和实践经验

土耳其前财政部长凯末尔·德尔维什 (Kemal Dervis),是土耳其最受欢迎和最值得信任的政治人物之一。曾经在土耳其经济陷入极度困境时力挽狂澜,被称为土耳其经济总设计师;又曾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成为安南的主要助手。

年届62岁的德尔维什在经济界和国际金融组织所长期积累的丰富高层人脉,以及挽救土耳其经济的成功实践经验,再加上其历来亲西方的立场,为其出任IMF新总裁增加筹码。

2001年的两次经济危机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创当年“最不值钱的货币”吉尼斯纪录,国内经济局势一片动荡。德尔维什临危受命,受土耳其政府之邀出任财政部长。

德尔维什增强了土耳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农业、能源、预算领域进行结构改革。而依靠其22年在世界银行工作生涯中建立起的人脉资源,德尔维什还从IMF那里申请到160亿美元援助。这在当时无疑为拯救土耳其经济的一根救命稻草。

德尔维什最后不负众望,仅仅在他担任财长的第二年,土耳其经济就恢复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银行利率下调,里拉的币值也稳定下来,土耳其经济逐步实现复苏和调整。德尔维什因此赢得土耳其广泛民意支持。

2005年至2009年期间,德尔维什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安南称赞德尔维什“在经济和全球管理领域有深厚的造诣”。

◎评论:下一任IMF总裁应该是东方人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

伟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竟然沦落到此等地步。10多年前,法国发行量最大的画报《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刊登了一张照片,是IMF当时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法国人。”如今,他的继任者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戴上手铐的照片,出现在各类报纸杂志新闻的头版头条,他成了世界上最蒙羞的法国人。

卡恩在纽约发生的性丑闻事件,耸人听闻,完全出乎任何人的预料,而他的继任人选问题,又引起了公众史无前例的兴趣和担忧。实际上,卡恩事件的发生,已经凸显了IMF管理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甚至是IMF的存在问题。

卡恩任职期间,试图再次将IMF改造成全球金融的“医生”,而不仅仅是一个享有监督职能的“警察”。为了减缓甚至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时候“警察”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很多国家金融部门和公共财政都出现了过剩现象,实际上是需要相当程度的严格治理举措。

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来说,其管理者并不代表它的全部,但是如果它的领军人能力不足,或是被政治化,那么则会给这一机构带来巨大伤害。不幸的是,IMF此前超过半数的总裁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过于政治化,有的甚至两者兼具。

IMF起初的两个总裁比利时人卡米尔·格特(Camille Gutt)和瑞典人鲁斯( Ivar Rooth),能力都不强。而卡恩之前,IMF新近的两个总裁——德国人霍斯特·克勒(Horst K?hler)和西班牙人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也都是能力不够强的人物。克勒2000年被任命,在千禧之年开始了任职,但是名声并不好。克勒在IMF总裁一职上的继任者是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他是西班牙中右翼政党主席,在2004年的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被西班牙现任总理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击败。罗德里戈·拉托之后被派往华盛顿,担任IMF总裁,算是对他的一个安慰奖,但他在IMF工作期间却从未怎么高兴过。IMF的影响力逐渐变小,他在2007年“因个人原因”离职。

无独有偶,卡恩亦是一位背井离乡的政治家,在华盛顿他开始了自己在IMF的工作。而之后,他成为了法国总统萨科齐最有竞争力的对手。毫无疑问,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萨科齐和他的谋士们都认为,把卡恩派送IMF任职并不重要,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也许还估计过,在一个比法国更古板又更充满欲望的国度里,卡恩的私生活兴许会引起什么轰动。但是当2008年后,IMF再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中央机构之后,卡恩用自己实用的政治和经济技能重新适应IMF这一地位的转变,他又开始成为萨科齐在下一任总统竞选的最具威胁者之一。

IMF大量介入到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之中,为其又增添了另一份复杂的政治资本。非欧洲人士都认为,在一个前身是法国政治家、现在转变为经济学家、并希望在未来重返政治舞台的人物管理之下的基金组织,会让欧洲人在解决欧债危机时获得有利的条款帮助。而欧洲的一些人士则担心,有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担该如何分配这一问题,IMF正陷于欧洲内部两极分化的争端之中。

经过欧洲政府高层领导人的商谈,最新关于IMF总裁任职一事的约定已经达成。但现在,需要果断地打破以往的政治逻辑,不要让不靠谱的政治逻辑来左右IMF总裁的任职决定。

说IMF总裁必须是欧洲人的这一惯例,并没有被真正立法,至少IMF的协定条款里没有这一规定。实际上,追溯到1973年,对于非欧洲候选人罗伯托(Roberto Alemann)担任IMF总裁的选择,当时获得了很多的支持,罗伯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

IMF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谁是工作最有成就的。而这3位最有影响力和权力的IMF总裁都不是政治家,也未担任过政府部长。

Per Jacobsson是瑞典的经济学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将IMF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重新带到了世人的视线之中,而他之前是总部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官员。作为上世纪30年代IMF的首席经济学家,Jacobsson知道如何以经济分析作为基础来施加影响。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和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都是法国的公务员,他们集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于一身,视野开阔,知道世界经济该如何运行。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正一步步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当前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调整,以适应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而任命一个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人脉广泛的人物来担任IMF总裁,这样就能够解决当前该如何调整的问题,此想法确实很诱人。

但这一结果却让人不禁再次想起过去,那时,IMF最需要的,是通过欧洲和美国间的争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任命一个亚洲人担任IMF总裁,几乎无法改变局中的玩家,也不会重新设置游戏规则。

IMF需要一个这样的总裁:他超越政治逻辑,会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管理经济。下一任IMF总裁应该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应该是极具远见之士,而不是战略家。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蔚华翻译)

◎专访IMF代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希腊债务重组绝非最佳选择

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最近一周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法国政坛的风云突变,一点都不会过分。上周六前,处于国际声望和政治生涯巅峰的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做梦也不会预测到今天自己会被囚禁在纽约一处监狱狭小的单人房间里。Bail,这个卡恩想来最为熟悉、这两年一再出现在Bail-out(金融危机中的救助)专业术语中的单词,如今让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其另一层含义——保释。周一,纽约法官拒绝了其律师提出的保释申请。

悬而未决的案件,旋即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和暗中斡旋。美国、欧洲和亚洲这三大阵营,各怀打算。欧洲(握有36%投票权)希望延续惯例,理由为眼下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尖峰时刻;亚洲(21%投票权)当然跃跃欲试;而美国(拥有17%投票权和否决权)财长盖特纳周三表示,IMF需要一个新领导者,并为周一起代行总裁之职的原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做了小小的广告和市场推广。

按照稍早的声明,利普斯基将于今年8月卸任,为过渡平稳计,其将转为顾问迟至11月才离开IMF。在考虑推荐新的第一总裁人选利普顿(David Lipton,白宫顾问)的同时,美国显然希望在新总裁到任前的权力真空期内,让利普斯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就在上周,《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利普斯基。自去年以来,我们和他有多次接触。和斯特劳斯-卡恩语速快、风格强势、思维活跃、政客技巧娴熟颇有不同,利普斯基温文尔雅,说话显得深思熟虑,更多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风格。尽管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在未来关键的几个月中,利普斯基对于欧洲(尤其是希腊)的看法、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态度、对于全球治理的眼光,依旧值得高度关注。

欧债危机和IMF

第一财经日报:欧洲债务危机目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有一点非常明显,IMF和欧盟对希腊的联合救助计划并不成功,最晚在2012年第一季度不得不重返市场融资前,必须做些什么,否则希腊将难以为继。有一种观点认为,希腊的债务重组不可避免,无论是延长期限(Reprofiling)的软性重组,还是更加厉害的债务削减,对此你怎么看?

利普斯基:IMF和欧洲的决策者们已经达成一致,支持希腊延续到2012年底的经济调整计划,我们并不认为债务重组能够解决问题。当这一援助计划被通过时,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希腊处于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中,这是解决方案的起点。当然问题在于解决困境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中不包括债务重组这个选项。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一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希腊政府仍旧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使政府不再偿还任何债务,他们仍将面临巨大的调整。总而言之,有很多理由支持我们选择了当时的方案。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要预测每个季度情况会如何演变非常困难,我们需要非常务实和灵活。我们现在正在和希腊政府商议,计划的调整将不可避免,但到目前还不会考虑重新展开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对于希腊来说这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日报: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有人认为西班牙是个定时炸弹,情况正在不断恶化。你如何评估该国的情况?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到半年前。半年前传统的意见认为葡萄牙需要IMF和欧洲合作提供援助计划,西班牙必然会陷入麻烦。半年后,葡萄牙得到了欧洲和IMF的援助计划,西班牙一切情况还算正常。

日报:也许并不可信的数据掩盖了真正存在的问题。

利普斯基:这说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西班牙政府进行了彻底的银行系统压力测试和其他一系列的测试,他们的大银行情况不错,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储蓄和贷款机构,问题并非可以忽略不计,但仍然可控。西班牙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他们也实施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措施,进行了预算调整,降低公共部门工资等,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日报:我们来看看IMF的下一步。下一任总裁是否会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利普斯基:这个我没做预期,还是等着看。当然我们注意到目前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任命了新主席——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他来自亚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他已经扮演了国际金融机构领导者的角色。

日报:IMF正在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改变了对于资本管制的态度。在今年的春季年会上,IMF也提出了多边监督(以往是双边监督)。你认为IMF在未来五年会有什么变化?

利普斯基:未来IMF还会像现在这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际机构,成员国轮流执掌,反映经济权重。基金在成员国的制度设计上当然还会不断完善,我们希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人均收入逐渐趋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IMF投票席位的机制将更加民主。

我认为这些观念还没有被广泛认知,这是IMF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就机构本身设置而言,就要求其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民主。我们已经在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到全球经济内在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此刻,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将更有效率地共同努力让经济可持续增长,增加稳定性,提升全球金融体系的效率。这对于IMF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不仅仅是未来的5年,在更长的时间内,全球的内在紧密联系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发展合作。

SWF和全球不平衡

日报:我们来谈谈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SWF)。现在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仍在不断扩张,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目前全球经济的巨大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在持续扩大。大家似乎无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进展,却需要更多的储备来保护本国。你认为上述趋势是否将会改变,针对降低外汇储备,IMF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政策目标?

利普斯基:首先是全球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努力试图降低全球不平衡程度,这是G20架构下为建立强健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主要目标,并通过多边相互评估(MAP: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的方式和过程来实施。G20的部长们近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已经就共同评估程序的综合方案达成一致,这一指导方案将评估程序推入下一阶段,将更细致地评估一组关键国家的政策可持续性。评估将在11月份的G20峰会上由各国的领导人来最终敲定。

日报:有7个国家被选中了,IMF被G20授权将这一指导方案具体化。IMF具体会做些什么?

利普斯基:这个具体化过程实质上还是由G20来决定,尽管IMF被委派来对这些政策实施独立的评估,但仍旧是G20通过这个架构小组来测试重要国家政策的一致性和恰当性。这基于一个基本观念:通过协调合作的途径来设定预算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产生对每一方都有利且可持续的结果。各方在政策合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前所未有,政策合作的目标就是降低不平衡。

而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仅和不平衡相关,这和储备有所不同。关于多少储备才是合适的,有很多的研究。IMF研究人员近期研究出一种衡量储备充足性的方法,IMF成员对此进行了探讨。这只是初步的探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亚洲国家的储备从技术上衡量是充足的,相对于传统的储备目的而言,部分国家的储备确实是过多了。一般较典型的储备用于短期结算,是在危机状况下的缓冲。对于储备远大于这一所需的国家,不管储备积累来自什么原因,在大部分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将外汇储备交于主权财富基金,如中国的CIC,基于社会保障和对冲出口价格波动等目的进行长期投资,这与储备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管理得当有效,这些投资将有利于增加金融市场的稳定。

日报:中国在“主权基金最佳实践框架”中的角色,是否与其在全球市场中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相适应?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看2008年,当时有很多质疑,认为这些主权基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即使有一个协调组织,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汇聚到一起,而且达成了一个一致原则——圣地亚哥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主权基金,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圣地亚哥原则”提供了一套营运和管理的指导方针和有用的建议。这些主权基金还建立了国际主权基金论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这一论坛,CIC是这其中非常有建设性的参与者。